本站原创一方面是大学急需自主性改革,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信用破产,无法自律.如何这一改革的悖论呢
在我看来,不能因噎废食.就像学游泳一样,老是在岸边比划,不跳下水,永远学不会.的实验与游泳一样,只有在化的制度环境中展开,才能最后学会.一个坏的制度,会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激发出来,最后劣币驱逐良币,好人、守规矩的人无法立足,投机取巧的人获得最大利益,而好的制度,会激发人性中正直的一面.为什么今天的大学教授普遍缺乏自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只有义务,缺乏权利,因此他也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普遍的不负责任与普遍的权力匮乏是联系在一起的.“教授治校”的改革,最重要的乃是将权利与责任同时给知识分子.在赋权的同时,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个监督机制包括行政和舆论两方面.这两种监督,大家已经谈得很多,我想着重分析第三种监督机制,即如何重建自我监督机制:知识分子内部的行规.
传统中国士大夫虽然有不少腐儒、庸儒,但与今天相比,总体还是比较清廉的.士大夫作为社会的特权阶层,老百姓对之基本没有制约,皇权对他们的制约也是有限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制约来自读书人自身,即士林内部的“清议”.“清议”相当于今天的公共舆论,但古代没有公共传媒,所以这个“清议”基本是在士大夫内部流传.“清议”首先有明确的是非标准,这个标准来自读书人共同信仰的儒家学说.其次,“清议”的各种善恶是非评价不是来自皇帝和官僚,而是自己的同行,是知识分子内部的相互评价.“清议”这个东西很厉害,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得到普遍的尊重、能不能被重用和提拔,重要的是过“清议”这一关.只有那些道德纯正又有学问或能力的人,才能成为士林领袖,并在官僚阶层中获得提拔.一旦做错什么,便在士林中声名狼藉,一辈子差不多就完了.在大部分朝代中,士林的风气还是正的,虽有伪君子,但真小人是吃不开的――你可以私下里搞“潜规则”,但普遍的价值标准还是存在的.
今天中国知识阶层内部的问题在于,这套区分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没有了,即使有的话,也缺乏内在约束力.到处是为所欲为的真小人,连伪君子都吃不开.伪君子与真小人当然都可怕,但谁来当道还是有质的差别.伪君子当道,至少大家还知道许多事做得说不得,公共的是非标准还在.而真小人当道,则是彻底的价值虚无主义,没什么绝对的对错,一切以功利、实用为标准.只要是能够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就可以做,而且理直气壮.
1949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内部是有行规的,此后被思想改造、政治运动摧残殆尽,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一度有恢复的迹象,到1990年代又很快淹没在世俗化的功利之中.到21世纪初,知识界的风气彻底变坏.风气这个东西有时候比制度还重要,制度可以一夜之间改变.制度若想落实,需要软环境的配合,这就是风气.而风气的改变,无法雷厉风行,它与人的内在价值有关,与公共文化有关,起码需要一两代人才能扭转.
今天有许多知识分子即使想洁身自好,也非常挣扎,因为风气变了,坚持原则被视为迂腐,被看作是不识时务.在中国,在几种情况下“说不”很难:一种是对权势说不,另一种是对人情说不.过去风气尚存,很多良知认为不该做的,都比较自律,不会强人所难.当风气变得当真小人比做伪君子都坦然、光荣的时候,便不再有原则,不再有善恶,唯有功利.知识分子普遍地变得很乡愿,只问人情,不问是非.不是说知识分子内心不再有是非标准,而是这些价值都变得相对化、工具化,看放在什么环境下灵活引用.本来读书人斯文在身,要守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可如今斯文扫地,该守的,在权力、金钱与人情面前都守不住了.不是个别人守不住,而是整体守不住.贪污、抄袭和奸污女学生的是少数害群之马,比这更严重的,是整体风气的堕落,不再讲操守,不再有耻辱感,几乎所有人都在名利场和人情圈里沉浮挣扎.
在风气蜕变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共同体不仅不能实现自我监督,反而有助长个人堕落的负面效应.在国外,一个教授如果抄袭,代价太大了.一旦被揭露,就要被除名,还面临被整个行业除名、永不叙用的下场.代价太高,一般人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在发达国家,一个人最珍惜的稀缺资本不是权力,也不是金钱,而是自己的名誉.名誉事关个人在社会上的信用,一旦信用出了问题,就寸步难行.以提出“历史已经终结”出名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作过一个关于信用的研究,发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之中,中国的信用是最低的.的确,信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不被重视的资源.人际交往、生意场上,随便拍胸脯、下承诺,到处是“忽悠”文化、“捣浆糊”文化.人与人之间普遍缺乏信任,交易成本过高.
共同体对个人的制约,消极一面来自严格的行规,积极一面则来自集体的荣誉感.传统社会里,集体荣誉感来自家族.士大夫所要维护的不是个人的荣誉,而是整个家族的尊严.一个书香门第如果出了败类,这叫“伤风败俗”,“败”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家族和地方的荣誉.因此家族和地方的共同体对个人的约束力非常大.这种民间自发的约束力甚至大大超过刑法的约束力.天网恢恢,疏而有漏.法的约束力很遥远,但民间共同体的约束力无所不在.到了现代社会,集体的荣誉感不再来自家族或地方,而更多地来自你所在的学术共同体,首先是你出身的母校.大学毕业刚刚踏上社会,社会对你的接纳度很大程度来自你出身的学校.什么学校出身是一个重要的信用担保,给你带来荣誉,同时也带来责任和约束力:不能丢母校的脸.其次是你所属的共同体,从任职的学校到所属的学会以及学术共同体,既然你是其中的成员,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都负有一份道德的担当.
今天中国的反学术腐败,在我看来过于强调党纪国法,而忽视了这种来自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的自我约束.过于依赖法律,而缺乏在共同体内部自我解决的传统和机制,这会形成知识分子对国家的依附性关系,大小事情动辄找行政,上法院,诉诸舆论,而知识分子共同体在哪里有何权威的制约力在国外,一旦发生了学术性腐败,无论是性质的认定,还是最初的惩罚,都来自学者共同体内部,很少绕过行业自身的权威直接诉诸法律.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治,这就是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学术自主性.无论是消极的反学术腐败,还是积极的重建好风气,我们都不能将全部希望押在法律的健全、行政的管理和舆论的监督上,而要将重心转移到知识阶层内部的行规建设上来,要重建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内在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