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类馆藏的

[摘 要 ]以举例说明的实证方式,解释图书馆发展古文献类文献时需注意的几个问题等于分别是出版周期长的丛书文献要注意查漏补缺,谨防采购盗版文献,考虑古文献需求者的科研成果,综合考虑不同文体类型文献的入藏.图书馆采访员考虑的因素越多,采访效益就越大

[关 键 词 ]古文献典藏管理文献采访

[分类号]G253

2007年戴龙基主编的《文献资源发展政策研究》曾提到,各学科门类图书的采选标准要与学校学科建设相适应.笔者认为,采访过程除了要符合各个学科的既定政策外,还要考虑每个学科的出版特点及出版市场的动态变化、读者使用该学科资料的特点及科研现状等可加以细分的其他要素.本文选择古文献研究这一领域来例证说明.因古文献及研究古文献的书籍一股存放在图书馆的特藏部门或古籍部门,使用对象以历史文献、考古、古文字研究者为主,因此本文统一称为古文献类书籍.据了解国内很少有高校图书馆将本馆馆藏发展政策放在图书馆主页,也少有成立类似香港大学“馆藏发展小组”和香港理工大学“馆藏发展工作组”的馆藏发展组织.笔者所在图书馆也仅是2009年才开始制定馆藏发展政策及规划,并设有负有馆藏发展职责的典藏小组.本文基于实践提出的馆藏发展观点会略显稚嫩,但旨在抛砖引玉.

1　出版周期长的丛书要注意查漏补缺

馆藏发展就是依据读者需求及馆藏现有资源来辨识馆藏强弱、设法弥补馆藏缺失的过程.古文献的再版或古文献研究成果的出版大多表现为丛书体式,一套数册或上百册,甚至是断续的跨年出版.采访员如出现更换,则容易出现工作交接的断层,致使个别大套丛书出现漏订.1985年,台湾地区的“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整理好的明清档案资料委托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逐年分批影印刊行,书名为《明清档案》(张伟仁主编),目前已出版324册.大陆地区不少大型图书馆都有购买,但不是每个馆都购全了.在馆藏目录(OPAC)上抽查结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订全,四-川大学图书馆了198集、229-290集,中山大学图书馆缺291―324集,清华大学的馆藏目录不能了解是否全套都订全,南京大学图书馆了1―228集、262―324集.可见,大篇幅的丛书出版容易漏订.鉴-于《明清档案》1290集就要112207.81元人民币来购买,可猜测或许是因某一年度馆藏经费不足而导致漏订.不过对于连续出版物,读者在使用中都不希望出现“断头或断尾”的现象,采访员应留意补订问题,而且2007年全国图书采访工作研讨会还专门讨论过查漏补缺问题.对于停版丛书,建议通过有印刷断版图书资质(即能处理好知识产权问题)的公司协助补漏.如2011年3月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印刷总公司和北京瀚文典藏文化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断版学术图书限量复制授权合作协议,三方将采用限量复制的方法为高校图书馆补充缺藏的专业图书.诸如此类新出现的具有重印资质的出版商是采访员可联系的对象.

2易出现盗版,要谨防受骗

古文献类文献多为大套丛书出版,因印数有限易脱销,让一些馆员转而在网上旧书店、二手书店求购.但正因其是丛书式出版,或许比较多的人会误以为盗版的可能性较低而轻易相信.实际上,古文献类书籍因出版量不大,市场售价较高,盗版者更易赚取非法利润,因此更应加以防范.例如,2010年中山大学某研究博上生导师曾荐购线装书局出版的《战国文字文献集成(54册)》.但经查证后才知是盗版图书：首先在采访系统核实是2005年曾下订单,出版单位为线装书局,但一直未到货；继而联系线装书局,了解到是该书局曾计划出版,但到2010年年底尚未出版,他们也不知道市场上已有不少旧书店网站虚假宣传已出版,如孔夫子旧书店的征订目录中《战国文字文献集成(54册)》售价54 944元,上书时间2009年12月25日,线装书局出版；日本东方书店的征订目录中《战国文字文献集成(全48册)》精装,1512 000日元,2007年中国线装书局出版：可见高价销售的古文献类书籍不一定都为正版图书,而且盗版商的市场范围还延伸到国外,要谨慎采购.为了解此盗版书是否有图书馆,笔者还通过CALL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网站、香港高校联网分别查检都末发现,仪国家图书馆有《战国文字文献集成(50册)》(黄德宽等编辑,香港明石馆2005年出版).但明石馆跟线装书局是无关联的,而且网上也找不到明石馆的.就此只能大概说明目前国内尚未有图书馆受骗,仅需留意图书馆的复杂盗版市场.

3要了解读者的科研产出

以中山大学为例,中文系设有古文字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汉语史研究方向,人类学系下设有考古教研室若要针对以上研究领域的师生筛选图书资料,一般做法是选送征订目录给相关老师全选,对读者借阅统计数据也会不定期参考.但此外也可利用成熟的全文搜索技术,从科研成果角度宏观了解所在学校与其他单位是否有地域区别,以及了解特定某研究领域的出版与研究队伍现状,从而进一步调整采购策略,譬如以“甲骨文”为搜索词,在中国知网(CNKI)下检索2005―2010年的文章,查重(如去重甲骨文公司)后合计12065篇(有11797篇可获得出版单位地理信息),

表1中仅列举前6位发表篇数较多的大陆省市.罗列的甲骨文藏量是参考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的《百年来甲骨文材料统计》数据.从表l可见,甲骨文研究队伍的首要区域应是北京、由于部分甲骨文流失海外,研究人员在地理上也跨国分布,而且部分海外人员也将研究论文投到中国大陆学术杂志上刊发.

中国大陆各杂志2005―2010年提及甲骨文的文章篇数

中山大学图书馆近年来未的纸本刊是《殷都学刊》、《安徽文学》、《咬文嚼字》.其中创刊于1986年的《殷都学刊》,1986―1992年的过刊都转存密集书库,但校内读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能查阅的电子版仅回溯到1989年.入藏密集书库的部分过刊,读者不能随意获取.如要充分满足校内甲骨文研究人员的阅读需求,还需进一步了解读者对停订《殷都学刊》等纸本刊的看法.

据了解,2005―2010年大慨有9859位人士先后在撰写文章时提到过甲骨文(表3只列出了发文最多的部分作者),初步说明这个研究队伍是比较广的,接近万人.但稳定的研究人员不是很多,只发文一篇的就有8129人,去掉这部分研究者后估计有1700人会常利用甲骨文文献资料,也即在大陆地区不超过2000人会从事这类古文献的研究.也有人作过类似统计,“专门研究甲骨文发现的成果,计87位学者、136种论文和著作.这还不包括那些顺便提及甲骨文发现而持某种观点的论著,如果那些论著也包括进去的话,应在100位学者和200种论著以上”.综合可见,研究甲骨文、使用甲骨文研究资料的人数应该是一个小规模 群体,但甲骨文方面的出版作品却较高,如《甲骨文文献集成》(40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销售价为56000元,人均使用成本较高.

综合表1一表3看,从科研成果角度出发,馆员可间接了解校内读者群对某一特色古文献资料的利用现状,从而不盲目地求全发展古文献类资源,尤其是在售价较高、利用人数也偏低的情况下,还应提倡共建共享.但若想促进校内读者提升科研成果数量,则可横向比较相关院校的馆藏情况,并发展海外甲骨文的捐赠或回归活动,或促进图书馆之间的甲骨文拓片出版.

采访古文献类书籍本不该按载体类型来分裂发展,但近年来不少图书馆已将电子资源采访划分到参考咨询部门或数字资源部门,造成跨部门发展馆藏资源.由此会带来一定的沟通障碍,尤其是不同业务部门分属不同业务馆长管辖时,不同载体形式的馆藏资源发展较难平衡.因此,笔者提倡参考美国图书馆的做法,将采选分工依据细分的学科而不是载体形态,将所有古文献类书籍的采访业务统一归并到同一职能部门下；假使要增加数字资源采购岗位,也勿跨部门设置,以综合发展特定学科馆藏.

首先,读者寻求资源时并不刻意强调其所需文献是何介质,只为获取内容信息.荐购资源时也不会存在提出不同载体需求的对立读者群.例如,笔者于2010年抽样咨询校内研究古文献的教授,征求其对台湾数字化古籍成果的意见.答复是,A教授：“台北‘中研院’汉籍全文资料库、甲骨文拓片资料库、青铜器拓片资料库、汉代石刻画像拓本资料库和汉代简牍资料库诸种与古文字研究工作关系至为重要”.B教授：中研院’古籍馆藏,不仅跟我个人的工作有关,也跟中大(校内)许多文史工作者尤其是从事先秦两汉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有关.c教授：“我认为所列目录,皆非常有利于古典文献、古典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其中,汉籍库与我们的基本古籍库有重复之处,但是更精审.明清档案库,则非常珍贵难得.傅图善本,则国内难见.甲骨、金、石几种文献,则虽与香港中文大学及武汉的有部分重复,但也更好用.至于佛教石刻画像,更是有益于文化、文明历史研究的资料检索.”从答复里明显看出,读者并不介意查看数字化资源,阅读方式并不守旧,对数字化古文献资源也有深入了解.因此,馆员要一并考虑纸质及数字出版物的出版现状,选择不同载体的资源入藏.

其次,跨部门分裂考虑不同载体古文献类资料,不仅会造成该类数字资源的重复购买,还会重复购买不同载体资源.曾有人综述了古籍数字化的三个阶段,认为1979―1994年成果少,功能不完善,几乎大部分最终产品都已淘汰；1995-2001年图书情报界、文史界、电子工程界、网络技术界都在参与古籍数字化工作,今天看来,很多工作启动比较仓促,成果不尽如人意；2002年之后是基本完善、商业应用、网络化阶段,但也存在一些重复劳动.据北京爱如生公司的统计,其专门性或专题性数据库产品与《中国基本古籍库》存在内容方面的重复现象,重复率最高的是《历记汇纂》,约60％与《中国基本古籍库》重复,选购时很容易重复购买.另外一种情况是,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五史》面向全世界免费阅读,而不少图书馆却花费重金购买《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网络版》或其他数据库来使用.不同载体问的重复现象是,台湾的《明清档案》在网上免费向全世界读者提供部分内容的访问功能.《明清档案》工作室的内阁大库档案如需观看全文影像,台湾籍人士皆可申请查阅(目前尚未开放给居于台澎金马以外的人士申请)一大陆图书馆员采购《明清档案》时则不必两种载体都购.

最后,跨部门分裂考虑不同载体古文献类资料,会在全面了解文献使用情况方面造成隔阂.以《中国基本古籍库》内的《西厢记》(董解元版本)为例,该版本序言、图像都未被收录,因有此缺憾,研究图像的师生还要到图书馆拍照(拍照会损害古籍善本).此库内还有许多缺字、错字,并且没有校点.从事版本、校勘、点校、古籍整理的人都不愿选择此数据库作参考,必须要用回原纸本(直到2009年第二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才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计划开展“占籍电子定本工程”,以实现古籍电子化的零差错牢).此库在宽屏电脑上还不能随屏幕自动调整画面,不便阅读.这些使用中的不足之处,纸质资源采访部门可能并不了解,有可能因盲目节约费用减少纸质资源的采访量.又如,中山大学《中国基本古籍库》2009年全年访问量16 774次,日均45次.其他数据库的访问量如Emerald 2007年为5453次,AlP／APS、AE、ASCE、SPIE 2007年合计3617次,但不便于比较,毕竟是不同的学科库.而可比较的则是纸质占籍线装书、善本书的取阅次数,如2010年6月3日至8月4日(45个工作日)合计取阅422次,日均9.82次：从两种载体的比较看,访问数字版的次数是纸质版的4倍之多,如再添加其他类型的古文献数据库访问量,则不同载体之间访问次数的差距会更大些.但目前尚未出现纸质载体趋于零访问的现象,说明数字资源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不能完全取代纸质古文献类资料.综上,需提倡综合考虑同一学科的不同载体,以便于统一规划建设馆藏和综合评估利用率.

5结语

本文以古文献类资料为对象,从几个角度说明馆藏发展过程中任何一类学科资料都需综合注意、衡量多种因素.我们应确信,馆员的视野越开阔,考虑的因素越多,采访的效益也会越高.例如,选择数字载体的古文献资料库时,不必急切地高价引进尚未成熟的商业性数据库.CALLS三期成立“高校古文献资源库”项目组(2010年11月)后,加强了与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联系与合作(该所的资料库是山政府牵头组织为主,1984年左右开始兴建,目前为台湾籍人士免费使用),促进两岸数字化古籍资料的交换互惠,并提倡公益性使用为主.例如,大英图书馆就计划筹集到更多经费后,陆续将其馆藏的17世纪和19世纪图书数字化并提供给公众免费下载使用,这种做法值得海峡两岸图书馆参考借鉴.采访纸质古文献资料时,也要继续拓展特殊的、具有较高价值的资料.例如,顾颉刚在1927年为中山大学采购图书时,就专门收购当时非主流的碑帖,两年内达3万余张.80多年后,这批碑帖成为该校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