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 在群体传播时代,情感之于政治传播,既反映群体时代政治传播的复杂性,又为认识这种复杂性提供了可能.作为政治传播主体,政府在传播态度上随传播关系的变化而发生与之相适应的改变.同时,在公众中,个人情感的不可控,使我们更加难以预知政治传播的效果.因此,在政治传播中,寻找熟悉的符号,强化信任,并将这种正面的信任固定下来,形成一种稳定的情感,是我们认识政治传播的最终目的.
关 键 词 ：群体传播；政治传播；情感；熟悉；信任；认同
中图分类号： D6； G2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5833（2013）09002707
作者简介：隋岩,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史飞飞,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24）
传播学学者施拉姆曾感慨,政治传播学是一个“许多人路过,但少有人驻足的大交叉路口之一”①.“政治传播”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着政治与传播的双重学科要素,在概念定义与范畴界定上一直众说纷纭.随着政治学和传播学本身的研究深度与广度的扩展,新的元素加入其中,使原本就没有形成共识的“政治传播”学科的界限更为模糊.群体传播时代,政治传播被赋予新特征的同时,也为认识政治传播提供了更多视角.
一、 群体传播时代政治传播的新表现与新特征
目前,对政治传播的定义可作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解读.从广义上来看,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同时诞生.美国政治传播学者丹·尼谋认为,“政治就是谈论”（Political is talk）,他与戴维·斯旺森在20世纪80年代对政治传播作了比较准确的描述,“政治传播主要研究传播过程和政治过程之间的关系”②.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家通过广场上的政治演说与公民直接交流,从而处理城邦事务,这种政治行为就是一种显性的政治传播.费根（Fagan）在其《政治与传播》中指出,政治系统中有关政治的资讯即是政治传播,同时认为,传播被视为政治的,是因为其对政治系统具有功能.多伊奇在《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与政治控制的模式》中笼统地认为,“政治系统与自动机器有相似之处,政治系统内部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储存、
收稿日期：20130504
①Wilbur Lang Schramm, 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Directions and New Finding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asic Books Publication, 1963, p.1. 此处为学者翻译,有不同版本.陈卫星在《传播的观念》一书（第4页）中,将此翻译为“更像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有很多学科予以穿插,但没有停下来”.
②Dan Nimmo, KR. Sanders, 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 Inc.1990, p.7.分析和处理就是沟通.政治系统对环境的适应与控制是通过沟通完成的”此处引文均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页.卡尔·多伊奇于1963年出版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与政治控制的模式》在国内并未出版,此处论文引用为学者翻译..在这里,沟通即传播,政治功能通过传播来执行.他强调政治传播的政治控制、政治稳定功能.中国学者李元书认为,“政治传播就是政治信息的流动”,“所谓政治传播就是政治系统的功能和结构导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过程,包括政治系统内部的信息沟通传递、交流和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信息沟通传递与交流”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9页..
在西方,狭义上的政治传播概念主要采取了选举中心论政治学者的界定,即政治传播所涉及的主体至少是政治家、政府组织与公民三个互动环节中的一个,政治传播在三者之间充当.通过传播活动在政府组织与公民行为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能够实现政治动员,传输政治影响力马颖：《政治传播系统的结构、功能与困境分析——基于政治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视角》,《东南传播》第57期,2009年5月..综合上述定义来看,本文所谓的政治传播即与政治相关的具有某种政治意图的信息传播过程.
1. 政治传播主体态度的偏倚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政治传播的模式发生着尤为显著的变化.即大众传播独尊的时代正被群体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并行的时代所取代,其中群体传播的特征尤为凸显,并对其他传播形态发生影响隋岩、曹飞：《论群体传播时代的莅临》,《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139—147页..群体传播正推动着政治传播方式开始新一轮的变革.在群体传播的大背景下,政府作为当今我国政治传播的主体,其传播姿态也发生着变化.
在互联网技术普及以前,政治传播的内容和渠道受到政治组织的控制,中国的政治传播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系统.在这样一个系统中,政治信息的传播是一个从上到下的线性传播模式,政府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整个政治传播过程充满了威严僵硬的“宣示”感.以大众媒体为例,中国的媒体从属于执政党与政府机关,被整合进科层体制之内.原本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其本质不过是一种组织化的政治传播工具,且受行政控制与政府干预.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媒体所呈现的信息不得已而“部分失真”.不仅是公众,哪怕是官员也无法纯粹从媒体获得真实的国情民意.单独呈现给领导人看的“内参”,则从另外的角度证实了政府与公众之间在传播过程中的绝对不对等.与此同时,这种不对等使得政治传播的另一主体——公众更加消极.
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政治传播的科层制,使得传统政治传播中的不平等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去科层化”的互联网重构了政治传播模式,也重构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使政府与民众间的博弈格局发生了一定变化.以网络问政为例,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较2011年底增长了5873万.伴随着微博的普及,“微博问政”、“政务微博”日益成为官民互动的新型渠道.掀起“微博问政”之风的广东微博,在2011年2月28日,微博群机构总数就达到了348个,粉丝总数超过3700万,主动发布的信息超过10万条.2012年,政务微博迈入集群化时代,各个省份的政府部门“集体发微”,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微博“国家队”.网络成为了民意诉求的主要平台.信息不再被政府垄断,而是通过网络被民众共享.与政府作出的态度上的积极转变相对应,网民也逐渐转向群体觉醒.作为群体的网民汇聚民意,解构主流宏大叙事,舆论正能量逐渐凸显.2012年下半年,网民群体掀起的网络风暴,被人称为“政治改革切入口”.面对网络群体凸显的政治力量,有人言称“网络倒逼政治改革”.从这一角度看,政治传播已经不再是传统模式的自上而下式的线性传播,而是融合了自下而上的非线性传播模式的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 综合来看,互联网不仅改变了政治传播的方式,还带动了政治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化.公众借由互联网形成群体意识更强的集体,而群体力量带给个人的安全感也刺激着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面对新形势,政府不得不放弃之前那种威严说教式的传播,转而扮演一个勤恳与耐心倾听的公仆角色.由此,政府作为政治传播主体,其态度发生了以威严宣示的硬性传播为主到多元传播手段并存的柔性传播为主的变化.
2. 政治传播中群体情感因素凸显
20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是富有情感的意识形态运动.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本身走向终结”.然而,人们的情感在政治中却并未终结.在这个网络媒体成为扩音器和放大镜的世界中,情感因素举足轻重.人们对他人的依赖、对身份的确认、对政府的亟需的认同,代替意识形态成为历史的发动机.
在传统政治传播中,国家和政府按照理性来布局,情感必须控制.毕竟,在政治的世界中,情感会将非理性带入一个本身就混乱无序的世界.然而,研究各地民众的情感,我们不难发现,公众情感正是政治传播不能忽略的环节.如果政府能妥善把握公众的正面情感,而努力改变或遏制其负面情感,那么政治传播就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如果政府不能正确判断民众情感,那么政府职责实现的前提就不存在,其职责也就不能实现.
互联网为情感的繁荣提供了理想的沃土,其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带来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一个没有地域限制、种族限制的世界.这个世界导致不安,风险、信任、恐惧、认同、冷漠,各种情感在这样一个没有疆界的世界中滋生.在以往的政治传播中,群体间是一种基于地域或种族等纽带联系起来的强关系,因此群体情感显性而集中,甚至是可控的.基于可控与可预测,群体情感并未在传统的政治传播中构成强势力量.而今,政治传播中的群体情感则并非如此.群体情感基于网络而产生,因此群体间并没有强有力的纽带,彼此间更多是处于一种弱关系的状态.
美国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弱链接理论参见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No.6 （May, 1973）, pp.13601380.中提出,网络传播中,一个人通过具有不确定性的弱关系能迅速集结成无数以个人“尺度”为中心的小世界网络.但群体弱关系中也隐藏着大量的通向确定性强关系的路径,弱关系中存在的随机性和无意性,使所有传播的细节都有可能成为强关系的传播线索.当今的政治传播正是如此.政治传播处于群体传播时代的背景之下,而此时的群体恰是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的不确定的弱关系群体.这样的弱关系在扩大集群规模的同时,也隐含着“情感的爆发力”,对政治活动产生现实的影响.群体情感在这种弱关系中,无疑使人们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不确定性：我该怎样把握我所拥有的情感?我需要对我的言论负多大的责任?对于政府我要付出多少信任?等这一系列问题与政治传播的效果息息相关,而群体情感的不可控凸显了情感因素的重要性.
二、 群体传播为政治传播增加复杂性
技术的进步带来传播方式的变革,历经人际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群体传播时代成为当今突出的传播模式.依靠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群体传播,无疑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享有更多的选择权.但与此同时,群体传播带给人们更多的困惑：我将如何与我不认识却不断在交流的人或组织保持适当的距离?我该怎样把握我所拥有的自由?等这些困惑使得个体在群体传播中表现出更微妙的情感,而这恰恰增加了政治传播的复杂性.
1. 互联网技术使多种传播方式交叉缠绕
传统的群体传播需要物理空间,然而今天的群体传播则依靠互联网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公众通过网络在虚拟的空间中因某一事件而迅速集结,而风平浪静时又散布在各处.但它的确存在,甚至每个人都在不自觉之中成为了群体传播的参与者.政治传播亦在其中.
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会化的网络媒体,使基于地理空间的传统群体发展为基于互联网的群体.网络空间既可以和地理空间相联系,又可以突破地理空间的障碍,使个人通过一个话题或人际节点加入一个或多个群体.“传播的自发性、平等性、交互性、尤其是信源不确定性及由此引发的集合行为等是群体传播的主要特征.”隋岩、李燕：《从谣言、流言的扩散机制看传播的风险》,载《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此时的群体传播,很多时候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有可能仅仅是基于对某一话题的兴趣而产生的情绪化表达；或者是由于信任或公益心而进行的信息分享.比如,“微公益”或话题圈子里的跟帖评论等.
以微博为例,它混合了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在微博关注的人中,有的是信源明确的个体,比如实名认证的明星、学者和朋友等,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是我们的人际传播对象.但此外,微博内容的传播过程是一层一层的扩散状态；经过转发之后,每个具体的“粉丝”都只是一个不确定的个体.这对于政治传播过程而言亦同样如此,网络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网络化群体无处不在.这样的群体挑战传统大众媒体的威权,借由人际传播的强关系以及网络传播的弱关系的随机性而迅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显然,多种传播方式的交叉,使得传播过程变得更加不可预料与不可控制,增加了政治传播的复杂性.
2. 群体传播中个人主体性崛起导致政治传播效果的不确定性
鲍曼曾经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将道德从人为创设的规范的坚硬盔甲中释放出来（或者是放弃将其保留在规范中的雄心）,意味着将道德重新个人化”[英]鲍曼：《后现代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这宣告了个人化时代的到来.鲍曼所言强调了后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以一个较为乐观的姿态来看待后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人的解放.虽然鲍曼所言的概念是“道德”,但从道德来推论,人的传播行为、人的认知方式乃至后现代社会中文化的表达都将会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有着更重视主体性、多元性的特征.在外在框架中,少了现实的强制约束力,技术的发展以及观念的更迭使我们步入了一个更自由的时代.“可以想象,全球化与其说是一个某些社会形成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一个传统社会关系解体的过程,是弱化的过程等一般而言,它无非就是一个组织原理衰退的时代,可以期待它对整个社会风气以及个人心理发生作用.”[日]山崎正和：《社交的人》,周保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页. 在互联网的发展中,我们正经历传统组织性衰退、自发组织性兴起的传播过程.“当每件事和每个人都相互关联的时候,宣称一个人的个体性则非常重要：‘我是独特的,我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如果你需要,我愿意战斗到底,直到你承认我的存在’.”[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而群体之中个人主体性的崛起不仅意味着个人情感的多变,还意味着群体的传统情感倾向变得更加模糊.关于群体情感,勒庞讨论了“感情的强化”与“理智的欠缺”,他认为群体理性最多只是一种拙劣的推理,并且他更倾向于这样一种判断,即“群体没有推理能力”、“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他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基于个人主体意识的弱化与群体组织性的增强,传统的群体情感趋向一般清晰可辨.但是,在网络的弱关系群体中,组织性明显弱化,个人的主体意识使得群体成员对政治传播作出不同的解读,这就会导致传播效果的不确定.
三、 群体传播时代政治传播的新路径
在群体传播时代,要想理解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情感因素不可或缺.情感被媒体放大,又被群体承载.它既反映群体时代政治传播的复杂性,又为简化这种复杂性提供了可能.在政治传播中,寻找熟悉的符号,强化信任,并将这种正面的信任固定下来,形成一种稳定的情感,是政治传播的最终目的.
1. 情感作为泛化的媒介,成为政治传播过程中的统一的度量衡
“世界的高度复杂性意味着选择过程的多样化——通过这种方式,不同部分的选择相互联系.如果选择不仅可能表现为某人自己行动的结果,而且也表现为同时的和现在的其他人的选择,那么就只能保证一个同时的和现在的世界.”②[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31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世界的复杂性与对多元选择的分化和联结所进行的社会调节过程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使用“泛化的媒介”概念来处理这种问题,并将其作为传播活动的语言与行为的补充.这种“泛化的媒介”的功能,是“使在或长或短的链上主体间传递选择行为成为可能”②.比如,真理、货币,这些都成功地将复杂的哲学命题或交换命题进行了简化.同样的道理,互联网使政治传播的参与者身份更加多样,传播过程更加复杂.我们可以用“情感”作为泛化的媒介,使它成为复杂的政治传播过程中的统一的度量衡,从而衡量个体、群体与社会在整个政治传播过程中的关系.
群体传播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巨大的网络中相互关联,交错缠绕.在互联网构成的世界中,每个人都无法避免地成为群体一员,他无时无刻都处于成为某一群体一员或游离于另一群体之外的状态.各种情感,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产生于同一个根基,且不可分割.在情感上来说,群体“内部”与“外部”恰恰对应了个人的自信与犹豫不定.作为情感的动物,人们期望得到认同,希望处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之中.在群体中,人们可以仅仅依靠无意识或半意识的状态习惯或跟随群体的大环境,并得到一种确定感.这是省力而安全的选择.谢里夫的群体规范研究认为：群体共享群体规范,“自动光效”实验表明,人们在不确定的情境下,通常会对他人产生依赖,并且希望得到指引；而当被群体拒斥,成为徘徊于群体外的边缘人时,往往会招致风险与谩骂[美]沃纳·J.赛佛林、小詹姆士·W.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主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62页..
与此同时,个人在寻求认同过程中往往是容易灰心且感到沮丧的.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对未来的无法预料,使得个人感到极其难受.这种通过寻找熟悉、信任、认同来得到确定,使自身感觉安全的过程,是令人快乐的过程.现代社会中很多人都在刻意逃避进行生存的选择,或者说逃避真正的生存.因为一旦进行真正的生存,就意味着人们要运用双重自我反思去生活,而反思带给人们的不是快乐,而是更多的痛苦.“选择快乐、拒绝痛苦”帮助我们作出了选择.由此,情感成为了政治传播活动中的统一的度量衡.要说明的是,情感在笼统的概念上被抽象为度量衡,固然存在空想的成分,但却为我们理解政治传播的本质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简化的视角.
在群体传播时代,人处在这样一种状态,“由于人与人之间持续的相互行动的积累,形成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内外区别的共属情感”[日]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严立贤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而这些共属情感成为政治传播力量的最原始的源泉.不同于大部分政治传播学研究中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本文将“情感”作为主体,而将其他理性、逻辑的因素作为客体,把政治传播的过程单纯简化为政治传播主体对人的情感的笼络,通过制造熟悉感、赢取信任以及获得认同这三个维度来获得人们的情感支持,以此达到不同强度的传播效果.2. 群体传播时代政治传播的熟悉维度
在人们进行沟通的过程中,符号作为最基本的单位,成为人们相互理解的桥梁.在政治传播中,政府与媒体也应该选取最为恰当、最富有意义的符号来进行传播.选用正确的政治符号,从情感与认知等方面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能够激发公众对当前政治的合理想象.
例如,2012年12月23日至25日,新华社先后发表了、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等多位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生活、工作旧照及人物特稿.国家领导人愿意通过媒体把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多层次地公开展示在公众面前,对于政治传播效果而言,绝不仅仅是一种姿态.以组照为例,推着轮椅的、与妻子彭并肩而站的、骑自行车带着女儿的,等在这些平常而温馨的场景中,你看见的是一位日常化、生活化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公众认为,这些特稿照片,使得领导的人物形象更接地气,充满了人情味,也从中感受到了对民众的尊重. 政治传播借由“熟悉”维度,将领导人“祛魅”,用人们熟悉的形象来展现领导人“邻家大叔”的感觉.这些形象对普通公众而言是熟悉的符号,而符号背后连接的是公众对儿子、丈夫和父亲的情感.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照片中相似的经历,就有可能产生一个和政治学语境“平等”相关的感觉：领导人和我们一样.再度复归到领导人身份时,我们就仅仅剩下不同身份共通的意义——“责任和担当”.
3. 群体传播时代政治传播的信任维度
2012年12月5日,人民网公布了《2012年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低信任度群体中,爱国情绪较强的人,667%是民粹特征显著者.而在高信任度群体中,这一比例仅为296%.由此处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情感与信任直接相关,而信任又关乎政治传播.本文所谈的信任,恰是基于个体情感的角度.
信任暗含预期性、风险性、主观性,是“可以相信和不可以相信”的不确定选择.政治传播中,信任的姿态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政治传播主体双方的行为.信任者付出信任,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风险投资,信任者在潜意识里会衡量自己付出的物质或感情成本,通常需要被信任方给出承诺.卢曼举了保姆照看小孩的例子来讲述信任与风险的关系.“如果一个母亲把孩子交给保姆看管,那么许多希望包含在其中：任何不测都不要发生,这个保姆会对小孩好,不会睡觉时打开收音机吵醒孩子,等等.她的信任只会延伸到那些不测事件,倘若它们发生,就会使她懊悔自己不该离开,不该把孩子交给任何人照管.”[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可见,信任一般针对不确定的信息,信任者要付出信任需要很高的要求,而且,一旦信任者付出信任却被背叛,他们会将带来的损害铭记在心.
这种情感角度的信任延伸到政治传播领域,指的就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政治传播中,政府一般是信任的客体,被信任的对象,承载着民众的期望.但政府并不对具体的某个人负责,个人对政府的期望也不像在人际信任中那样明确.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更多是一种整体的态度,而不是局限在具体的情境中.普通的人际信任中,个人至少可以通过停止以后的合作和交往的方式来对失信一方给予惩罚,也就是说其可以选择退出,或者选择去信任其他人；而在面对政府公信力的过程中,这样的情形并不存在.个人无从选择政府,也没有信任的替代对象.在这个信任关系中,政府是强势的一方,公众是弱势的一方.如果政府不能够营造一个信任的氛围,通过自身努力来争取公众的信任,公众就可能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或者冷漠态度.所以,民众付出情感、选择信任时,往往意味着一种博弈,同时对政府有了更高的要求.政治传播要达到良好的效果,需要做的就是获得民众这一整体的信任的态度.
4. 群体传播时代政治传播的认同维度
马克斯·韦伯指出：“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简化政治传播的第三个维度就是使群体的情感固定下来,对政治传播内容产生认同感.要获得民众的认同,政府必然要保证公众信任的一贯性.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必须使民众有确定感,能对未来有较为明晰的预测,对自我保全有较大的信心.
所以,社会必须具有制约公共权力和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安排.不受约束和限制的公共权力是不值得信任的.在权力不受限制的国家里,政府的行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公众的权利鲜有保障.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公众也很难指望政府能够充当公正的裁判者和调解者,任何超出家庭圈子之外的信任形式都是冒险的,更谈不上对政府的长久认同了.因此,必须有一种制度安排来规范公共权力的使用.政府要履行基本职能,完成事先承诺的事项,满足公众的期望.制度的保障可以使政府得到初步的信任,但唯有一以贯之的负责态度和良好的执行,才能形成牢靠的认同.政府的最基本的职能是提供一种稳定的秩序,综合绝大多数公众的意愿,政府要制定一个“政府应当做什么”的规则,根据规则作出承诺,并兑现承诺,从而获取公众认同.
结语
从整体来看,笔者将政治传播处理成一个宽泛的概念并将其放到群体传播的时代语境中.媒介对于政治传播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工具的操作层面,它已经渗透到人的生活、行为习惯之中,并改变着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以及政治传播主体间的交往模式.群体传播时代已然来临,人们无法脱离这个时代语境而独立存在.但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人仍旧拥有丰富的情感,而这样的情感牢靠且不可控.在以往的研究中,对群体情感的研究并不少见,但大多局限在“可控”的论证中,将群体情感看作群体心理的外在表现,而忽略了作为一个人的个体情感的独特性.在群体传播时代,个人主体性崛起,情感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凸显.这对政治传播既是挑战也是契机.在政治传播中,政府如果能把握好群体的情感,这无疑能增加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但如果把握不好,就极易出现重大政治事件,动摇政府的公信力.
政治传播固然是一个复杂的命题,但若以“情感”为度量衡,显然为政治传播提供了更为通俗的认识视角.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系统努力培养公众对政府的正面情感,公众反过来对政府又起到督导作用,两者通过对“情感”的度的把握来保持一个相弈、相互平衡的关系.从柏拉图到霍布斯,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家们总是强调情感的传统概念的地位和影响.然而,情感不仅仅是一种概念.笔者强调情感的重要性,探讨直面情感以理解变动社会的必要性；从情感的层面出发,对政治传播作另一角度的理解.从熟悉到信任,再到认同,个人、群体对政府形成稳定的正面情感,恰恰是政治传播的目的.
（责任编辑：李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