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南北议和
徐世昌从1918年“双十节”到1922年6月1日任总统,其基本执政思想为“偃武修文”.
仅凭这四个字,就可看出徐世昌比黎元洪和冯国璋更懂政治.黎总统本来是最合法的总统,却陷入府院之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冯总统则想以硬碰硬,结果只能狭路相逢输与勇者.但同样是由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徐总统却聪明得多.他知道全国人民厌恶武人弄权,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昭示天下,此后若有不逊者,将不止是对总统不逊,而是挑衅全国人民.府院之争的痼疾居然就这样被化解了,实在高明！
首先是“偃武”.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南北分裂,北京的北洋政府和广州的军政府事实上处于敌对状态.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非常强烈,为了反映民意,熊希龄、蔡元培等组织了和平期成会,梁士诒也组织了和平促进会,全国上下和平氛围浓厚.外部环境方面,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先后向徐世昌提出南北和平动议,法、意等国接踵表示支持.徐世昌是在如此浓厚的和平氛围下当选总统的,即便是广州军政府,也在通电声明总统选举不合法的同时,善意提醒徐世昌不要被人愚弄.徐世昌从南方的反对电文中读出了友善之意,于是在就职15天后签署和平令.11月15日,他又在北京召集各省督军会商和议,最终使这些桀骜不驯的军阀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次日,他发布了停战令,南北双方遵命停火.他十分高兴地说：“和平统一的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中国的安危在此一举了.”
但是和谈的基础十分薄弱,南北军阀均拥兵自重,互不相让,尤其是段祺瑞坚持亲日主张,拒不让步.到后来朱启钤知难而退,率团全体辞职,舆论为之大哗.各界纷纷奔走呼号,呼吁重开和谈.经徐世昌多方努力后,终于使朱启钤收回辞呈,并于4月9日复会且达成一个折中方案.但安福议员极力反对,致使和会再度停顿.
“偃武”的悲哀
南北议和停滞,北洋军阀内部也矛盾激化,终于在1920年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吴佩孚摧枯拉朽般杀入北京,段祺瑞被迫.徐世昌马上下令解散安福系,并通缉其重要分子,于是南北和谈的最大阻碍被清除.恰好不久岑春煊从广东返回广西,并宣布撤销军政府,主张南方各省取消独立.徐世昌闻讯大喜,马上颁布了南北统一及筹办善后的命令,但随即就遭到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的通电驳斥.不久,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练兵北伐.南北议和就此告终,徐世昌的“偃武”政策遭到沉重打击.
除南北问题外,徐的“偃武”政策还贯彻于解决北洋军阀内部的问题上.他的指导思想是“以文辖武,废督裁兵”八字.具体而言则有：对南北各系首脑,承认其实力,确定其地盘,给予较高官职,或推崇之为元老辅政；实行裁兵,集中兵权于陆军部,各省省长悉数由改派文人担任；等等.这些措施对于那些嚣张跋扈的军阀来说,直如与虎谋皮,不要说付诸实践,就是信口开河都不容易.
事实上,徐世昌的“偃武”政策是弥足悲哀的.它原本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政治尝试,即所谓“以文辖武,废督裁兵”,但后来却蜕变成一种苟存于均势中的求生手段,即所谓“以文制武,保持均势.”在与段祺瑞共处之时,他为各系地盘的平衡曲舒费尽心机.比如他以段祺瑞为边防督办,以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以满足段、徐的权力欲；又调开孟恩远,以鲍贵卿为吉林督军,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以笼络张作霖.总体而言,他想把皖系限制在西北,奉系限制在东北,直系限制于中原和长江,然后在这个三足鼎立的均势上再施行废督裁兵的政策.
直奉入城后,徐世昌仍想用“以文制武,保持均势”的老办法.由于直系稍强,他便接受张作霖的推荐,任命梁士诒为国务总理,以求两系平衡.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也是考虑到直系领袖曹锟是一个温和宽厚的人,而且刚与张作霖结为亲家,想来不会公开反对.不想直系内部还有一个异数,即吴佩孚.吴佩孚之为人,极讲原则.比如他从来不承认徐世昌是合法的总统,即便在北京面晤之时,依然是拱手为礼,一连价地叫徐世昌“菊人先生”.如今,吴佩孚咬牙切齿地要赶梁士诒,表面上因为梁是亲日派,实际上是针对张作霖的.于是吴张二人用电报互相攻击,竟至互比文采,全国人民如看戏法一般啧啧称奇,叹为观止.徐世昌和曹锟都曾调停,但于事无补.不久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再一次显示了军事天才,风驰电掣般把奉军赶出了关外,直系独霸北京,均势被打破了.徐世昌深知不妥,暗劝奉军整装再战,不料张作霖发表通电,怒斥徐世昌为搬弄是非、坐收渔利的小人.
“文治总统”徐世昌
说完“偃武”,再看“修文”.徐世昌素来以文治派自命,他做总统,自然要重用文臣,而排斥武人.因此几届国务总理如钱能训、龚心湛、颜惠庆、梁士诒、周自齐,或出身翰林,或长于外事,或精通财政,都是当时公认的人才,只有靳云鹏是个例外.钱能训辞职后,他本想请前朝翰林周树模组阁,但遭到段祺瑞的强烈反对,只好以陆长靳云鹏代之.但靳云鹏后来也反对段祺瑞对日妥协,并不惜辞职以对,因此对徐总统而言仍不失其位.总理人选如此,其他职务自然也是重文轻武,朱启钤任和谈代表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武人争雄,徐世昌既不能“偃武”,自然也做不到真正的“修文”.但他在许多方面修修补补,至少胜过破罐子破摔.早在前清年间,就曾聘请严修出任直隶省学务公所督办,在天津设立“劝学所”,发行《劝学月刊》,派劝学员赴各地游说督察,共建立学堂40多所,以至于凡5000户的村镇,至少有蒙学堂l处,学额至少40名.他还主张在天津的中小学普及美术、音乐、舞蹈、体育课程,并对天津的学制建设到课程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此外,他还在天津成立了第一家官办图书馆――直隶图书馆,并捐赠大量图书.他还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接触,以每年两万法郎之数在巴黎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宣传中国文化,在欧洲引起轰动.他本来计划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首都创办中国学院,因过早而未能如愿.
对徐世昌个人而言,既然以“文治总统”自命,便当领风气之先.他本好著述,诗词、书画、学术、政事等方面都著论滔滔,而尤足珍视的,则是他以《欧战后之中国》一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出任总统后,好友李石曾赴法国访学,向法国当局盛赞中国总统是饱学之士、文治总统,法国人心向往之,欲授以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但是受学位必须有著作,他于是决定写作《欧战后之中国》一书.鉴于总统府恣议黄郛熟悉各国情况,因此委托他,每写一篇,徐世昌都会同学者加以讨论,随处增益中国史实和儒家道理,不到半载,书已写成.因此这是一部集体著作,但徐世昌作为历次讨论的主持人,说有定稿之功也不算勉强.该书印有中、英、法三种文字版本,由朱启钤为接受学位专使,携带此书分访世界各国,最后到巴黎受博士学位而归.当时世界享此殊荣者,只有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和徐世昌两人而已.他因此十分高兴,曾穿了西装革履拍照留念,还特地资助黄郛出国游历,以示感谢.不料黄郛到纽约后,竟公开宣扬该文是自己的著作,后来竟又衍写了《欧战后之新世界》一书,将上稿包罗在内.如此一来,徐在国际上顿时声誉扫地.
徐的“偃武修文”政策虽然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但在武人争雄的严酷现实中,几乎毫无施行的空间,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失败是时代的悲剧！
（摘自《中国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