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大学之道,自然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大学之道,却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色彩,这里的大学指的是具有现代意义西方形式的大学（university）,而“道”的含义则更为广泛,我简言之,则为路向何在?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大契机,亦中国现代意义大学形成之肇始.1917年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是民国共和时代,但中国的知识者远远未能摆脱传统“亦学亦政”的角色制约,一方面不能忘情学问、穷经皓首,一方面却不自禁地关心政治,承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荣传统.蔡元培掌校后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不可“有做官发财思想”；第二年又发表开学演说,强调大学为培养学者的场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这一措施连蔡元培自己都颇为得意,称其为铲除“科举时代遗留下来之劣根性”,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功用确可谓振聋发聩.“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思想的提出,其指向尤在传统政学不分之弊端.贺麟对此评价甚高：“好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因为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改进,也产生良好影响.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因此学术界多少保留了一片干净土,影响许多进步青年的思想,培养国家文化上一点命脉.”
从上世纪初叶蔡元培执掌北大到今日,中国现代大学之形成隐约已近百年.所谓学术兴衰,当于百年前后问焉.如今,我们且不论学术兴衰,但问大学之道可道否?中国大学百年,其道何如?其未来又应作何展望?这是我们很想了解的问题,但似乎要搞清答案,实属不易.其实,在我看来,传统与现代之间,传统与现代的大学之道之间未尝不可以沟通.大学之为大学,在于大学之大,大学之道亦在大学之大.大,首先意味着大度包容,有大学之气象；大,还意味着大学之“学”大,学问之道,本就无限广大,惟有以“高山仰止”之心情勉力向学,方能敢说粗窥学术门径,故此大学之大度包容必然也就意味着学问的博大无垠.而这气度之“大”与学问之“大”,正共同成就了大学之“大”,学问是抽象学理,但却是人类精神不可没有的根本基石；气度是精神气象,人活一世,最重要的确实是这样的“龙虎精神”.所以,在我看来,大学之“学问之大”与“气度之大”有如一身之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偏废,不可或缺.学生要在此中涵泳体会者、接受熏陶者,也无非以此二点为其根本,否则也多半会步入歧途.
说来简单,大学之道归结为两个基本点,学理根基与精神气象.但究其实际,实在并非仅如我们想的那般,尤其是如何落实,如何形成这大学之道,其实既待实践之检验,亦尤需要形成完整的思考.毕竟从理论到现实之间,还是有不少的路程要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组思考当并非完全是书生清议.当今中国,大学改革喧腾热闹,或曰合并、或曰联合、或曰划转等名目不可谓少,大学中人、教育官员、上层人士等参与者之热忱积极,尤其可佩.但追问一句,在这体制改革初告段落之际,中国大学之进步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学理根基得到进一步加强呢?还是精神气象焕然一新?我们是否真的感受到了一点大学之道?
我并不赞成将中国大学的历史从古始计算,因为这些历史陈账,确实难算清楚.就以“中国大学百年”这个题目来论列,或则可以探讨一些很根本性的东西.我的问题很明白,大学之道何在?从西方的历史看,所谓学术自由、所谓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所谓寂寞与孤独、所谓教授治校,都可谓颇显露大学之自我风骨.而看中国百年大学史,却感到既有欣慰,也颇辛酸,从蔡元培掌北大开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西南联大的“烽火育人、坚守学术”,从改革开放后的“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到今天世纪之交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百年中国大学,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沧桑创业路.然而,如果说从蔡元培掌校时代的北大我们看到了大学之道的诸种因子,如大度包容的北大精神、讲究学问高深的研究之道的开创、当然还有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筚路蓝缕之功,因为“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而“将中国学术由贩卖导入研究之途的,首推蔡元培”.但是,今天我们返观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大学,这些精神因子竟何在焉?
毋庸置疑,与当年草创时期的中国大学相比,今天的大学不管是在设备,还是经费上,都远远强于当年,大楼之林立也绝对成倍于昔日.然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的话犹在耳边,而在当今的大学校园,我们的学子抬眼望去,却只见大楼林立,不见大师踪影.大学之道安在哉?
大学虽然有它的许多社会现实功用和功能,诸如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等,但从历史上看,大学作为塔的功能,对于国家民族可能尤其不容忽视.有些东西的历史意义是不必用现实的价值来衡量的,在越来越走向功利、走向市场的社会里,保持一块相对的净土,保持一群能够“袖手谈心性”、钻研学问的读书人,保持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保持他们对于抽象问题、学理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或许会有利国家社会于长远.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大学之道才能逐渐重现于大学的校园,复归其原有的含义,让其不成为“消逝的风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撰作《大学论》这一组文章既是出于自己对大学问题本身的兴趣,更是冀望于对“大学之道”的向往和复归,如能得到同道的批评和呼应,则更是不胜荣幸之至.
（叶隽：《大学的精神尺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