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辛亥革命前后,杨度曾是一位风云人物.革命前,他极力鼓吹君主立宪,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效忠.革命后,他出谋划策,帮助袁世凯做皇帝,成了民国的罪人.可是,杨度的晚年却参加了.一个帝制鼓吹者,居然变成了人,岂非咄咄怪事!其实说怪也不怪,这正是近代中国那些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共同道路,杨度不过更曲折、更典型罢了.
宴“永乐”结识孙中山
杨度,字皙子,号虎公,后因学佛,又自号虎禅师.1874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石塘.父亲早亡,生活比较艰苦.杨度就读衡阳东洲石鼓书院时,成了清末大名士王kai运的得意门生.王kai运的“帝王之学”对他影响至深.
1894年甲午之战,中国被日本打败,所谓泱泱大国的纸老虎形相被彻底揭穿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02年到1907年,杨度也三次到日本留学.他亲眼看到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实行君主立宪,很快就变成了强国.他认为中国的国情和明治维新前差不多,也可以保存皇位,由汉人中的“有为者”出来组织责任内阁,使中国富强起来.
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筹组同盟会,设宴永乐园,招待杨度,力劝杨度人盟.两人畅谈终日,各抒己见,杨度认为革命破坏性太大,中国已疲弱,不堪服猛药以召速亡,所以主张向英、日学习,搞君主立宪.孙中山认为清统治者已不可救药,因此主张革命,推翻清政府.最后,两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杨度说：“我们两人的政见不同,但都是为了救中国.我们不妨各行其道,将来无论谁成功,都是中国的幸福.我成功了,希望先生帮助我,若先生成功了,我就废弃我的主张,帮助先生.共力国事,以期来日吧.”
倡“筹安”拥戴袁世凯
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他们游山玩水,走马看花,可为了装潢门面,还要向清政府写一份奏报材料.有人提议让住在日本的杨度.杨度觉得这是实现自己君主立宪主张的大好时机,也就满口答应.五大臣游历回来了,杨度也交了卷.从此,杨度在官场也就小有名气了.
1907年,杨度从日本回到湖南.野心勃勃的军机大臣袁世凯,为了植势弄权,便以访求人才为名,和另一名军机大臣张之洞联名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结果杨度被封为四品京堂的官阶,做了宪政编查馆的提调.杨度万分感谢袁世凯的知遇之恩,从此,在政治上与袁世凯结下了亲密的姻缘.
1908年,慈禧太后病死,袁世凯的靠山倒了,被赶下了台.一些趋炎附势的人怕受牵连,不敢再和袁世凯往来.杨度深知袁世凯羽翼丰厚,只要气候一到,便可东山再起,和袁来往更加密切,并且成了袁世凯的亲密谋士.没想到,武昌起义后,清王朝被推翻,杨度的君主立宪计划也就破产了.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凭借他手中的军事实力,篡夺了革命果实,当了民国的大总统,还想当皇帝.杨度想,只要袁世凯登上大位,他实行君主立宪的机会就到了.
为了给袁世凯做皇帝制造舆论,他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君宪救国论》,恨不能一口气把袁世凯吹上皇帝的宝座.袁世凯看了这篇文章极为高兴,说这是“至理名言”,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制成匾额,赐给杨度.杨度的拥袁活动更积极了.1915年8月14日,杨度联络孙毓筠、严复等六人,“以筹一国之治安”的名义,成立了帮助袁世凯做皇帝的第一个政治团体——“筹安会”.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各省,起了倒转历史车轮的作用.在举国的声讨下,袁世凯只当了83天洪宪皇帝,便倒台了.杨度因为倡导“筹安会”,被列为罪魁祸首,通缉拿办,他只好逃出北京,避难青岛.他的君主立宪计划,又一次破产了.不久,张勋搞复辟失败得更惨.
杨度为了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呼号奔走,力竭声嘶,到头来一事无成,反而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落得个“帝制祸首”、“民国罪人”的下场.他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等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他深深地感到君主立宪不适合中国国情,此路再也走不通了.
新的出路何在?杨度看不出来.于是他转而信佛,披发入山,暂时离开斗争旋涡,静观事态的发展.
履诺言解围助中山
1922年春,孙中山发动了第一次北伐,当革命军进军到江西南部时,陈炯明在广州乘虚叛变,吴佩孚与陈炯明呼应,准备进军江西,消灭孙中山的革命力量.这时,孙中山处境很困难,他派刘成禺北上入京,设法解围.刘成禺找到杨度,说明来意.杨度慨然应允：今天我可以实践永乐园的誓约了.于是,他们仔细地商量了帮助孙中山解围的策略.在座的薛大可说：“革命党呼我等为帝制余孽,非求孙先生为我辈一洗面貌不可.”刘成禺说：“先生不但为兄等洗脸,还要为兄等擦粉呢!”杨度满腔热情地说：“我绝不辜负孙先生的托付,很快就会向孙先生报命的.”这时,曹锟已经感到吴佩孚的势力急剧增长,尾大不掉,杨度便利用他们的矛盾,通过王承斌等人对曹锟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是以下犯上,不能帮助以下犯上的人.曹锟听了非常入耳,便制止吴佩孚出兵江西.这是杨度走向革命的第一个行动.事后,孙中山称赞杨度“能履行一个政治家的诺言”.
改主义奔走为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成立.此后,工人运动汹涌澎湃,势不可当.这些都使他耳目一新；同时,军阀混战,你争我夺,又使他深恶痛绝.他在政治上又开始了新的追求和探索.他积极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和当时我党北方领导人李大钊、胡鄂公等主动交往,频繁接触,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在的书刊中,在和李大钊等人的接触中,他看到了希望,认识到马克思才是真正的千古圣人.一天,杨度对他的密友感慨万分地说：“时代不同了,君宪救国论已经是废话,无我法门（佛教用语）的成全大我论也是空话,现在是改持革命救国论的时候了.”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反帝爱国运动激荡着祖国大地.在北京团结了许多上层爱国人士,成立了一个公开的爱国群众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杨度通过李大钊的关系,积极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活动.革命洪流冲刷着他身上的污垢,也不断地推动他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