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民国期间的侦探小说保持了清末的强劲出版态势,但无论从本土侦探小说创作,还是从国外侦探小说引介来看,持续发展的背后仍存在不少隐忧.创作方面,产生了一大批本土作家,但真正坚持下来的却寥寥无几,在略有突破的同时,创新乏力.而外国侦探精品引介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欠缺,其创新与开拓成果未能为国人汲取.
民国 侦探小说 出版
班柏,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大连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翻译、语言与历史语境――直译意译问题的元理论”（13YJC740019）阶段性研究成果.
民国的侦探小说原本散落在《红杂志》《半月》《紫罗兰》《万象》《春秋》这样的通俗期刊上,随着通俗文化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壮大,逐渐有了“侦探之友”这样的专栏和侦探小说专号（《紫罗兰》杂志推出）,并进而引发了一系列侦探小说期刊的诞生,如《侦探世界》《侦探》《小侦探》《新侦探》《大侦探》《蓝皮书》《红皮书》等,此外,尚有《福尔摩斯报》刊行.当时各大出版社均有侦探小说出版.世界书局1923年出版了《李飞探案集》,1940年代初还出版了《霍桑探案袖珍丛刊》30册,而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更是创造了20年20版的销售奇迹.此外,还有万象书屋1943年10月出版的《侠盗鲁平奇案》,正气书局1948年出版的《鲁平的胜利胡闲探案》等.
一、民国本土侦探小说：清末侦探小说热潮的延续
晚清侦探小说假开启民智之名,行娱乐消遣之实,同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一起,大行其道.作为舶来品,“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1]经历十年左右（1896-1905）的本土认知和接受,民国前侦探小说业已占据《月月小说》《小说林》等主流小说期刊的主流位置（1906-1911）.长篇侦探小说《失珠》和短篇集《上海侦探案》等也已开启了本土侦探小说的序幕.
五四前夕,侦探小说创作达到了高峰,陆澹安的“李飞探案”、张碧梧的“宋梧奇探案”、赵苕狂的“胡闲探案”,柳村任的“梁培云探案”,再加上何朴斋与余慕古合著的“东方鲁平奇案”,真可谓“一小页灿烂的纪载”.[2]尚有在《半月》《紫罗兰》等刊物上推出的张无铮的《徐常云新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新探案》、姚赓夔的《鲍尔文新探案》、吴克洲的《东方亚森罗苹新探案》.这些创作多半处于半公案半侦探的过渡状态,难以分辨科学精神同道德、逻辑推断同搜证断案以及科学侦察同微服私访的区别与联系.
这种探索的形态还体现在半翻译半创作的形态上.张碧梧在《半月》上连载的《双雄斗智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电子活动场等技术手段彰显了作品的欧化倾向,身着西装、口衔雪茄、手握电子的罗苹也说明作品仍在模仿阶段,罗苹和霍桑的斗法情节简单、线索分明,亦显示了向本土化过渡中的稚嫩.
这种不成熟状态的另一种表现,还在于对电影的改编.以陆澹安为例,他就是看到自己改编的电影《毒手》成为畅销侦探小说后,才将电影《黑衣盗》《老虎党》《红手套》等改编成侦探小说,均受到读者的追捧.其日后在《侦探世界》上发表的《棉里针》《古塔孤囚》《隔墙人面》《夜半呼声》《怪函》,结集为《李飞探案集》,曾一版再版,广受好评.其侦探小说情节复杂,常以旧社会的黑幕作为背景,贴近社会生活和读者兴味,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远较早期作品成熟.
另一名家俞天愤的代表作是《中国侦探谈》,1918年上海清华书局出版,收《黑幕》《双履印》《三菱镜》《鬼旅馆》《鸡公仔》《珠还》《风景画》《打人团》《血履》《花瓶》《伪币案》《遗嘱》等12则短篇.洋洋文同黑话切口、跳字信、回文诗共现,西洋光电新知同丑陋的本土犯罪现实掺杂一处,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幕”.
此外,张碧梧在参与翻译了《亚森罗苹全集》之后,也萌生了创作侦探小说的想法.其《双雄斗智记》（1921年刊载于《半月》杂志）,设计亚森罗苹同“东方福尔摩斯”霍桑斗法,显然借鉴了亚森罗苹对阵福尔摩斯的情节.而其后创作的《宋梧奇家庭侦探新探案》（共22篇）则以《箱中女尸》《劫后余生》等著称.
名编辑赵苕狂也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侦探小说,如《世外探险记》《半文钱》《怪富人》《中国最新侦探案》《鲁平的胜利》,尤以创造了胡闲这个失败的侦探闻名.他本人还编辑有《协作探案集》《侦探小丛书》,并先后主编了《四民报》《游戏世界》《红玫瑰》《侦探世界》,为侦探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其他创作者还有天虚我生（作有《死虱党》《间谍生涯》等）、郑证因（作有《矿山喋血》《风雪中人》等）、汪剑鸣（作有《落魂崖》《神秘的杀人针》《两世冤仇》等）,但真正使侦探小说走向成熟状态的莫过于程小青和孙了红两位大师.
作为“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的程小青发表了《江南燕》（首部霍桑探案小说,1919年发表于《先施乐园日报》）《珠项圈》《轮下血》《裹棉刀》《血手印》《催命符》《无头案》等30余部侦探小说,“毕生精力,尽萃于此”.[3]其小说集《霍桑探案》由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出版.为写好侦探小说,程小青进修了美国大学犯罪心理学与侦探学课程,在改造本土案例的同时,融汇西方侦探理论,重点突出了旧社会弊病引发的凶杀,将心理分析和社会现实投射一处,作品别具一格.
孙了红的反侦探小说以塑造了著名的侠盗鲁平著称,其作品包括《侠盗鲁平奇案》《夜猎记》《紫色游泳衣》《蓝色响尾蛇》《》《33号屋》等.另一代表作《血纸人》,1942年连载于《万象》杂志,作品包含了自我反省式的忏悔和人生无定、因果循环的佛家理念,摆脱了模仿的痕迹,具有极强的原创性.孙还写过《绿色之烛》这样的惊险小说（连载于《新闻日报》副刊）,比起程小青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创作惊险小说,孙可谓有开创之功.
本土侦探小说发展的另一表征就是鲜明的理论意识.程小青撰写了一系列侦探小说研究文章,包括《侦探小说的效用》（《侦探世界》1923年第10期）、《侦探小说作法之管见》（《侦探世界》1923年第1,3期）、《从“视而不见”说到侦探小说》（《珊瑚》1933年第2卷第1期）、《侦探小说真会走运吗?》（《新侦探》1946年第16期）等.1946年萧乾在《上海文化》第10期发表《侦探小说在华不走运论》,火页在同年12月7日《大公报》上发表《侦探小说走运论》,文章连同各自的编辑按语,引发了文坛对侦探小说的一次小型辩论,促进了学界对侦探文学的关注,为侦探小说地位的提升制造了舆论环境. 二、译作的遴选
民国时期最为畅销的侦探小说译作无疑是福尔摩斯探案,自从1896年《时务报》张坤德率先译介四篇福尔摩斯探案作品以来,畅销不绝.民国期间,有多部“全集”出版,包括《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1916,严独鹤、程小青等10人翻译,中华书局出版,12册,收4部长篇,40部短篇）,弥补其不足的四册九则短篇《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1923,大东书局）,还有1926年程小青白话重译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收录54篇作品,共13册,且插图单独成册,对副文本的重视可见一斑）.1941年,世界书局推出《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至此,收录全部56篇短篇及4部长篇的真正全集出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学运动的“不祧之祖”林纾也翻译了福尔摩斯第一案《血字的研究》,译作《歇洛克奇案开场》（1908）,商务印书馆1914年还在再版.作为侦探小说的《圣经》,福尔摩斯作品引发了出版界的抢夺,除三星书店、春明书店、武林书店和侦探小说社出版的译作外,作品还散落在各大杂志上,很多福尔摩斯作品的首次中译都出现在杂志上（详见表1）,《礼拜六》《半月》《紫罗兰》《小说丛报》等鸳鸯蝴蝶派刊物均是发表该作品的重要阵地.《小说时报》以译介虚无党小说著称,编辑陈景寒、包天笑也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人物,因此,福尔摩斯通俗侦探小说在国内的出版同鸳鸯蝴蝶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主要译者的周瘦鹃本人就创办了《紫罗兰》杂志）.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复译的状况,如《红圈党》就有羁魂、瘦菊的复译《赤环党》,刊于1915第5-6期的《繁华杂志》.
同福尔摩斯齐名的亚森罗苹也是出版界争相出版的对象.如《礼拜六》1914年第27-28期刊有玛利瑟勃勃朗（今译莫里斯勒布朗）的《亚森罗苹之劲敌》（瘦鹃译）,《中华小说界》于1915年第2卷第9-10期也相继刊发了《侦探家之亚森罗苹》《亚森罗苹失败史》（屏周、瘦鹃译）.
周瘦鹃还翻译了《福尔摩斯别传》（今译《怪盗与名侦探》）2册,中华书局1917年初版,1932年出至8版.春明书店有吴鹤声译本《两雄决斗记》,启明书局有林华译本（1942）,可见这场亚森罗苹同福尔摩斯的对决对读者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名作《水晶瓶塞》由常觉、觉迷合译（2册）,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至1930年已出至5版.《古城秘密》（今译《奇怪的屋子》）,周瘦鹃翻译,1925年大东书局出版,1933年也出至5版,春明书店1947年有吴鹤声的复译本.吴鹤声翻译的《复活的罗苹》,1942年春明书店再版.他翻译的《恐怖的美人》（今译《魔女与罗苹》）1947年春明书店出版.此外,张碧梧翻译了勒白朗的名作《空心石柱》（共2册,1933年第5版,初版时间不详）；1947年杨六郎译述版由国泰书局印行.
《亚森罗苹奇案》Arsène Lupin （Adventures）,1918年中华书局初版（常觉、觉迷译）,1931年出至7版.其他译本包括《短篇亚森罗苹》,周瘦鹃编译,大东书局出版,1933年5版.《亚森罗苹大狱记》,1940年春明书店出版.《七心奇案》（今译《红桃七》）1944年成都环球书报社初版,翌年,2版.尚有《箧之王》（1917年再版,周瘦鹃译,有正书局）、《犹太灯》（今译《犹太人油灯》,1917,周瘦鹃译,中华书局）等作品刊行.
《亚森罗苹全集》1925年付梓,大东书局出版,收长篇10种,短篇18种（24册）,由周瘦鹃（翻译长篇2种、短篇14种）、沈禹钟、孙了红等白话翻译（含名作《虎齿记》《神秘的钟声》及侦探小说家徐卓呆翻译的《三十柩岛》）.1942年的《亚森罗苹全集》由启明书局出版（4册）,含《亚森罗苹与福尔摩斯》（林华译）、《移花接木》（姚安定译）、《身后事》《在监狱中》等,1947年再版.
两位大家名作以外,程小青还翻译了《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圣徒探案集》《柯柯探案集》《陈查理探案》.尚有《聂卡托探案》《贝克侦探谈》《多纳文探案》风行民国.“袖珍小丛书”所选的侦探小说,如《潘莱梅逊探案》《伊勒莱昆探案》《汉格尔包罗德探案》等也远较丛书中其他文学品种畅销.由于西方文学建制并非这一历史时期译者最为关注的焦点,为此,他们选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读者群需求的客观反映,其翻译方法和新文学运动所倡导的“直译的文体”也并不发生直接的关联.只是由于情节紧张和稿费制度的刺激,大规模的删改现象不复存在.
这并不是眼光的问题,周作人也翻译了“至多不过为二流作家”的哈葛德的作品《红星佚史》,[4]其遴选的标准也受到了林译哈葛德小说《埃及金字塔剖尸记》《鬼山狼侠传》的影响,将“趣味”“内容古怪”作为其遴选作品的标杆.而正是这样的标准,使其作品很快赢得了商务印书馆的青睐,仅用9个月时间作品便得以出版,且获得了不菲的稿费（200元）.
很大程度上,侦探小说译作的遴选是基于普通读者的文化市场需求的,这同新文学标榜“人的文学”和审美体验来说是两种不同的路径,以新文学建立起来的忠实规范来评价通俗文学中的侦探小说译文,是基于一种文学观念错位而作出的价值判断,未能采取还原主义的本位立场.
三、借鉴与创造中的进步与不足
本土侦探小说经历了吴趼人《中国侦探案》式的“恢复旧道德”、周桂笙《上海侦探案》式的将侦探小说同公案、谴责小说合流,再到吕侠的《中国女侦探》（1907）三篇文言稚嫩之作,犹豫彷徨过,模仿借鉴过,最终走到具有本土特色这一本土化道路上来.
在民族化方面,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是有所突破的.孙了红创作的侠盗鲁平就掺有中国传统道德的成分,鲁平的劫富济贫思想,盗亦有道理念和侠客作风,均能挖掘本土文化内涵,是一种长足的进步.在模仿莫里斯勒布朗笔下的侠盗亚森罗苹时,彰显了中国的价值判断标准,使作品具有了民族特色,其代表作《血纸人》就体现了因果报应的佛家观念.
在人物塑造方面,民国侦探小说突破了程式化的模型,逐渐向有血有肉,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靠拢.案件的当事人包罗万象,不仅有上层社会的达官显贵、学者名流、富豪大亨,也有市井百姓、舞女、船工、佣人、堂倌等.语言方面,孙了红的叙述语言轻松幽默、略带调侃,富有喜剧色彩,更加迎合了读者的口味. 以人物为支撑,使民国侦探小说日益表现出社会生活的纵深层面,如俞天愤的《白巾祸》揭露了警佐的昏庸蠢笨、官吏的枉法,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生活乱象,业已显露了日后发展壮大的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所蕴涵的发展方向,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一代侦探小说如蓝玛的侦探桑楚系列,汤保华的警探司徒川系列等作出了铺垫和过渡.其价值也是不应忽略的.此外,20世纪30年代以后,程小青的作品也日益突破了家庭内部的局限,展现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而孙了红也从侧重情节的趣味性,转而投向波澜壮阔的社会视野.
民国侦探小说在情节设计方面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民初的侦探小说“多半在修辞上用工夫,很少以故事的情节取胜”,[5]尚未摆脱旧的窠臼,“侦探小说的情节大概不外乎谋杀害命和劫财等等”.而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指纹、痕迹、凶器等物证逻辑之外,更朝着心理分析和动机分析方向发展.程小青的《王冕珠》《两粒珠》是这种趋势的典型,而孙了红更是将情爱引入其代表作《紫色游泳衣》《血纸人》《一二》中,细腻的情感描写,打破了侦探小说作品的封闭性.
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叙述技巧方面亦有变化和拓展,如俞天愤的《中国侦探案谈》（1918,清华书局）就摆脱了程小青霍桑+包朗这种紧跟福尔摩斯和华生的搭档模式,全部12篇短篇均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读者被引入“我”所叙述的迷宫之中,听从作者魔术棒的指挥,等待云开雾散.且叙述者可从故事中跳出,夹叙夹议.《花瓶》《黑幕》《遗嘱》均注重“惊骇的情绪、怀疑的情势和恐怖愤怒等的心理”.[6]而孙了红更是采用了主角与对手颠倒错乱、变化不定的模式,成功地借鉴了亚森罗苹故事的叙事技巧,“有时为剧盗、为巨窃,有时则又为侦探、为侠士,其出奇制胜,变幻不测”.[7]
这一时期在侦探小说研究方面也出现了较多有深度的作品,程小青提出的侦探小说静的结构和动的结构,张碧梧提出的“善用险笔”及其侦探小说创作三难理论（取材难、结构难、行文难）,还有全增嘏对侦探小说社会意义的全面总结等,都多有新意.
不足之处在于,民国侦探小说偏重于静,未能学到西方侦探小说的精髓（周瘦鹃语）.如西方惊悚小说的发展就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惊悚大师华莱士（1875-1932）作品的推进不够有力；而解谜推理的大发展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傅里曼（1862-1943）创造的法医学侦探约翰桑代克,及其名作《歌唱的白骨》中的“反叙述”,范达因（1888-1939）塑造的菲洛凡斯及其“心理侦测法”,雷克斯斯托特（1886-1975）塑造的安乐园侦探尼洛伍尔夫及第一个私家女侦探多尔伯纳（Dol Bonner）,克雷顿劳森塑造的魔术师侦探唐迪亚弗洛（1940-1941）,以上突破与创新均未在侦探小说本土化中引起较大影响.
这说明国内对大约同时代的西方侦探小说黄金期作品认识不够,译介不足,精品意识不强.诚如姚苏凤所质疑的：“除‘斐洛凡士’诸案及‘陈查理’诸案值得读外,在欧美所公认的第一流近代作家中,为什么只有过伊勒莱昆（Ellery Queen）的《希腊棺材》《中国红橙》以及欧尔史丹莱茄纳的《假眼睛》与《玉腿奇案》这几种?”[8]且姚批评了当时译者的眼光,比如,未能将昆氏的《埃及十字架》《红星四点》,There Was an Old Woman,以及两本短篇小说集译介过来.至于茄纳的作品,则忽略了《邻家犬嗥》与《口吃牧师》等.其他的被忽略的名家还有E. C. Bently, A. E. W. Mason,Agatha Christie, Dorothy Sayers,Austin Freeman,John D. Carr（化名Carter Dickson）, Philip Mac Donald,G. D. H. and M. I. Cole, Dashiel Hammett,以及John Rhode.克里斯蒂的名作《东方列车谋杀案》（1934）,20世纪40年代由华华书报社出版（令狐慧译）,但另一名作《尼罗河上的惨案》（1937）则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在《译林》创刊号上刊出（宫海英译）.
另外,创作群体自身的缺陷也阻碍了侦探小说的发展.从晚清文人遽尔转身投入侦探小说这样的高知创作,其自身的教育背景缺失和逻辑思维训练匮乏都使作者创新乏力,实证无门.创作群体的缩水和五四新文学规范的排挤,使得“民国初年那般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已经不可再现”.[9]而社会司法制度的改革也不尽如人意,造成了侦探小说发展的外部动力严重不足.
结 语
创作方面,民国侦探小说在模仿之中,逐渐走向成熟,出现了一大批侦探小说作家及代表作.作品在多方面取得了进展,在叙事技巧、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上,都有所创新.然而,雅俗对峙格局下的侦探文学仍处于劣势,缺乏一种良性的文化舆论氛围.在内部,主流文学对侦探小说不闻不问,而外部的司法改革也因动荡的社会局势未能取得大的进展,客观上造成了侦探小说创作缺乏现实基础和前进动力,因而使得外国侦探小说占据了侦探亚文学系统的中心.
翻译出版方面,侦探小说延续了清末的译介热潮,但在跟踪速度、译介力度及借鉴创新方面,却未能像清末那样及时给力,对新的发展潮流的把握也未能做到精准,这直接造成了民国后期侦探小说的发展动力不足和创新乏力.
系统研究此期的侦探小说出版情况,会加深对我国侦探文学发展的认识,进而以史为鉴,为当下的侦探小说创作、引介,并使其从小众市场重回大众市场提供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