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人情干预司法是影响公正审判的因素之一,司法不受其他任何权力或者机构的影响甚至主导、避免受到任何人情或者权力干扰,成为司法客观公正的关键所在.对此,西方各国都曾经有过孜孜不倦的探索,其中,美国被公认为司法公正的典范.
从法律文本到司法实践,美国的司法构建起了三道针对人情以及其他因素干扰的体制性防线：一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分权和制衡原则和制度架构；二是为法官独立断案设置体制性保障；三是司法审查权确保司法权真正成为监督制约行政、立法权力和行为的权力.
分权制衡的宪法原则和制度设计
分权与制衡是美国宪法确立的重大政治原则.按照宪法,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的三权分别掌握在国会、总统和各级法院.完备详尽的法律文本,避免了权力交叉引起的缺位、纠纷；也通过明确规定司法权的归属,确立了美国司法独立的法律基础.《1787年美国宪法》和《1789年司法法》,这两部法律对于司法权的独立和司法权力的独立行使确立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在司法管辖上,《1787年宪法》中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在第三条第二款中界定了司法权的适用范围.《1789年司法法》对司法权的行使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明确界定司法权的管辖范围,避免与立法、行政等其他权力出现交叉、或者权力空位等问题.这两部法律的界定不但限制了州一级对联邦司法权的干涉,也约束了行政、立法机构对司法领域的渗透.这样,美国司法的法官就可以让来自行政、立法方面的人情干扰与阻力达到最小化.
法官裁判独立的体制性保障
在明确了权力界限之后,法官的独立性也是公正裁判的关键环节.
美国宪法对法官独立设置了完备的宪法保障.《1787年宪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法官如行为端正,得继续任职,应在规定时间得到服务报酬,此项报酬在他们继续任职期间不得减少.”
其次,法官终身制,让法官彻底摆脱了对其职业生涯稳定与否的忧虑.
另外,美国宪法中的“薪酬条款”为法官收入提供宪法保障,任何党派、机构或个人都无法通过操控法官薪酬来影响裁决.
法官断案的思考历程也是公开的,在最终裁决中,每位法官,即便对裁决书表达异议的法官都会把自己断案的思考过程写出来,使断案过程公开透明.
再者,陪审团制度是英美普通法系审判制度的特色之处.宪法第五条、七条修正案分别确立了刑事、民事案件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由于法官也有亲朋故旧,或将受到人情或者其他因素干扰,经过严格筛查临时组建的陪审团给了公民监督法官的平台.陪审团的组建过程也尽量规避人情干扰,初选是随机选择的,之后又一次严格筛选.在审理重大案件时,需要对陪审员进行隔离,以免其暴露于公众舆论或者利益相关人的影响之中.
最后,在法官的产生程序上,尽管联邦系统和州法院有所不同,但都要面对审查与评判.在联邦层面,美国宪法规定,法官由总统提名,然后提交美国律师协会的“联邦法官评审委员会”审批,然后总统把法官候选人名单提交参议院批准,参议院有专门的司法委员会,负责主持召开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候选人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一一回答,通过三分之二的多数才算通过这一关,之后才由总统任命.
联邦法院这种任命制的方式并不会让法官变成总统的人,他唯一需要负责的是忠于自己对宪法和法律的理解.美国宪法中对法官终身任期和薪酬的保障,让法官不必出于蒙恩目的在审判时进行偏袒.
司法审查权
光有宪法和法律条文保障,是不足以实现司法独立的.司法独立还需要司法界人士在司法实践中忠于对宪法和法律的理解,以及在法律实践中真正使自己成为能够制衡立法和行政权力滥用的机构.司法审查权是美国司法机构在宪法实践中为自身争取的一种获得性权力.
在联邦宪法颁布后初期,立法至上观念盛行,和行政部门和立法机关相比,司法机构的政治地位相对较低.1803年最高法院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使最高法院从此获得了宪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司法审查权,即有权审查国会立法是否违反宪法――法院有权对法律进行解读,如果国会立法与宪法相冲突,国会立法是无效的.从此,司法审查成为一项制度在美国宪政体制中得以确立.
在此后两百余年的宪政实践中,司法审查权成为制衡立法、行政并在关键社会转折时期实现纠偏的有力途径.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一系列从文本到法律实践中的制度保障,法官才获得了倾心探索司法正义的自由,并在崇高的法律正义和历史荣誉感驱动下,在很多关键的历史时期,法官们从法律角度帮助美国人找到了继续前行的路径,在一次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对恶法和恶劣行为的抗争中,法院让美国民众保持了对抗不公正法律和不道德行为的勇气和良知.
正是这种勇气与良知,美国即使出现少数法官徇私枉法或裁决偏差的人情案,也会在复审或审查中得到及时的纠正,绝不可能出现上下一体枉法裁决、办人情案的可能!
（作者系浙江省社科院国际问题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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