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编者按：江西鲤鱼洲,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五七干校”.与其他干校不同的是,这所干校还曾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办起了名副其实的“草棚大学”.
1970年夏,伴随着北大清华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规划,鲤鱼洲上的七连中文系也奉命招收了三十名工农兵学员(皆取自江南各省),办起了“北大江西分校中文系”,揭开了人类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
鲤鱼洲有无条件办大学分校这不是鲤鱼洲上“五七战士”可以与闻与讨论的事.一声令下,雷厉风行.快得很,三十名工农兵学员便在锣鼓声中进校了.这当然是七连的一件大事,挑选出十名教员,成立了教学小分队,脱离连上的一般安排,专门负责工农兵学员的学习与生活.十名教员是冯钟芸、乐黛云、张雪森、袁行霈、陈贻掀、陈铁民、周先慎、严绍璗、闵开德、袁良骏,由袁、闵担任正副队长.
说老实话,毫无思想准备,刚刚经历了一场“破四旧”,“砸烂封资修”的暴风骤雨,这工农兵学员如何教,上什么课,怎么上,怎么才是贯彻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一切都是谜团,只有一条是正确的：工农兵学员不是单纯来念书,而是“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老师们既是学员的老师,也是他们的改造对象.既然是改造对象,态度当然要老实,要加倍的谦虚谨慎.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三十名工农兵学员并非欢欣鼓舞,他们一进鲤鱼洲便泄了气.这就是北大教学大楼在哪里,图书馆在哪里,宿舍在哪里这个破地方能办大学我们要在这里呆三年等一系列的“活思想”.面对这些“活思想”,教学小分队实在无力解决,只能用革命的豪言壮语煽起他们“上、管、改”的热情和责任心而已.然而,不能坐而论道.“上、管、改”马上开始,“活思想”只好听其自然.
针对大部分学员文化水平较低(高中程度三五人,小学程度三五人,大部分是初中程度),我们决定因人施教：高中程度专教写作,初中以下专教读书、识字,各得其所,反应尚佳.年龄最大、文化水平最高的徐刚是上海崇明岛的造反派头头之一,文笔甚佳,在上海小有名气,很会写诗.我们就让他发挥特长,继续写诗.记得他写了一首《阳光灿烂照征途》,朗诵给大家听,颇受同学欢迎.朱菊英(女)、于根生、王永干等程度也较好,也动员他们写诗文、搞创作.他们虽然不敢像徐刚那样朗诵自己的作品,但他们也是动了笔的.朱正直、王慧兰(女)等几位识字不多的同学就派专人个别辅导,从认字做起.冯钟芸先生负责教王慧兰,教得认真,学得专心,师生形同母女,小王提高甚快.多年之后,直至冯先生仙逝,她们一直保持联系.冯先生后来告诉我,小王是南昌人,毕业回去后当了一家百货公司的经理,干得很好.乐黛云同志和同学们的关系也极融洽.她勇于“斗私批修”,对同学们不隐瞒自己“摘帽”的身份.她有句名言：“我的分子的帽子是摘掉了,但是,我的摘帽的帽子是永远也摘不掉了.”这样一来,她的坦诚不仅得到了同学们谅解,也深得同学们的崇敬.在小分队中,她和冯先生与同学关系最好.特别在赴井冈山开门办学期间,确实做到了同行、同住、同吃、同学等“三同”、“四同”、“五同”的程度,真正是打成了一片.在和这一届工农兵学员的联系中,乐黛云同志大概也是保持得较好的.
小分队的诸位都干得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特别突出还有袁行霈、陈贻掀、陈铁民诸位同志.袁行霈患有结肠溃疡症,经常拉肚子,药不离身.但他竟咬紧牙关,和同学们一起登上黄洋界,挺进井冈山,还写诗鼓励大家,实在是超常发挥.陈贻掀是大家公认的大师兄,他在七连一排年龄仅次于彭兰先生和吴小如先生,头发已经掉了不少.但他和陈铁民担任井冈山开门办学中的炊事员,挑着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重逾百余斤,但他们硬是不仅健步上山,且保证了大家的一日三餐.二位陈老师的“咬牙精神”也感动了大家,张文定等同学主动来帮他们挑担和做饭,也成了师生密切配合的佳话.
然而,鲤鱼洲办大学分校,这毕竟是一个思潮的产物.教员再辛苦,也培养不出合格的大学生.而同学再努力,也不可能真正完成合格的大学学业.更加严重的是,片面强调开门办学,片面强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也酿成了不应有的悲剧.这便是张雪森兄和学员王永干君双双殉难的大车祸.
那是1970年秋末,连里(实际上是场里)决定教学小分队带工农兵学员去井冈山开门办学,既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采访英雄人物,练习写作.不妙的是,晚上下了大雨,满地泥泞,晴天坚如钢铁的鄱阳湖大堤变成了烂泥塘.再看我们的运输工具,四十名师生和全部行李,仅有一部拖拉机.机尾拴上一根大钢丝绳,牵引着一辆斗车,师生和行李便都在这斗车上.我虽然对交通一窍不通,但总觉得太玄乎,便对领队的工宣队张师傅说：“太难走了,是不是人都下车,光拉行李”张师傅觉得我言之有理,便赶紧到司机座找到薛师傅,提出了我的建议.不料薛师傅一口回绝：“不用,车越沉越安稳,不用下.”既然如此,我和张师傅也便最后跳上了斗车的车尾.然而,刚走了不到几分钟,便听到一声巨响,斗车开始向堤外倾斜.不好,我大喊一声：“跳车！”张师傅和我还有于根生等三位同学便刷地跳了下来.一看,钢绳早已断掉,斗车已经三个车轮离地,哐当一声巨响,斗车翻倒堤外,人全被扣在了车下,斗车停不住,打着滚掉到了大堤底下去了.再看师生们,一个一个惊魂未定,慢慢爬起身来.然而紧扣在斗车前横梁上的张雪森兄和王永干同学却再也起不来了
晴天一声霹雳,两位师生的牺牲引起了一片悲声,大家痛哭流涕,鄱阳湖大堤夺去了我们两位可爱的战友,夺去了两条可贵的生命！惊慌失措中,距离较近的清华农场的战友赶到了,他们赶紧将两位死者的遗体盖好,抬去了北大农场医务所.七连的领导也闻讯赶来,在慰问了受伤的师生后,让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搞好教育革命.大家悲伤不已、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七连.
人命关天呀！为什么那么听信司机的胡言乱语,为什么不坚决让人都下来,为什么不暂缓出发,天晴再走悲哀和痛苦咬噬着我的心灵,我痛骂自己的愚蠢！不错,你提出过建议.但为什么不坚持你为什么对大家生命安全这样掉以轻心等说什么都晚了！
现在看来,鲤鱼洲上办“草棚大学”只能说是一个的幻想,是不符合鲤鱼洲的实际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而张雪森兄和王永干同学的不幸殉难,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摘自陈平原主编《鲤鱼洲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