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台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认识、做法和体会

[摘 要 ]无论是学术的繁荣,还是学术出版社的专业化发展,都需要建立学术著作写作和出版规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制定和修订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分为法律规范、学术规范和技术规范三大部分.文献引用的标注方式是修订的重点之一,文章推荐了脚注—编号格式和作者—年份制两种格式.

[关 键 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学术著作出版规范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修改,推出了《2012年学术著作出版规范》.这份“规范”是在充分立社的出版实践的基础上,吸收国外已有规范成果,并结合中文实践进行改造,同时参照国内已有成熟规范以及国家标准而制定的.下面,将“规范”制定的背景、“规范”制定的原则、内容框架及本次修订的重点等作一介绍,以与各位同行交流.

一、 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制定的背景

2012年,诸多出版社开始将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的.

1. 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学术研究和写作规范讨论的延续和深化

1979年,讲过“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一指示,拉开了新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发展的序幕.这种发展也必然带来中国学术研究以及学术著作写作、出版秩序的重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学界对学术规范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息,2005年前后这种讨论达到白热化.

在那一场争论中,旅居美国的学者王笛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中国的学术界和出版界联合起来,做一个类似“芝加哥手册”的中国学术著作写作、编辑和出版规范.这些年来,国内出版界和学术期刊界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有些单位制定了内部使用的“规范”.特别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于2004年6月22日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引导和推动了我们制定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但总体而言,全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广泛认同、有诸多依据,并能够为学界和出版界参照使用的学术著作写作规范文本,更没有形成如美国心理学会的著作写作手册、哈佛出版社著作体例、现代语言学会写作规范等学术共同体认同的学术著作写作和出版规则.目前一些所谓的学术著作写作规范,譬如参考文献著述体例、文献征引方式等,甚至有误导学界和出版界之嫌.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至少有这么几点.一是民国时期形成的某些学术著作写作和出版规范,由于受国内形势的影响,有些值得肯定的东西没有传承下来.二是近二十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活动广泛开展,高校扩张,学术从业人员增多,加之以高校教师评价制度的改变,大量学术著作亟待出版.在没有科学规范指引的情况下,出现各种不符合规范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三是从历史上看,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写作、出版规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舶来品,对其内容和形式规则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往往认识不够.四是在之前的学术规范大讨论中,出版社作为学术著作出版的最终把关单位,作为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一方,未能积极加入讨论.目前,出版社大量参与“规范”的讨论制定,正可说是之前学界学术研究和写作规范讨论向出版领域的延伸.出版规范的制定能够在操作层面促进学界学术著作写作规范的执行.

2. 是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

今天的中国,GDP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文化产品尤其是学术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仍然不高.中国学术要大发展、大繁荣,学术著作要“走出去”,形成中国学术研究自己的话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除了将学术研究融入世界学术潮流外,还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作品写作、出版规范的反思和重构.毕竟,只有拥有相同的规范,学术交流才有可能发生和有效.更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研究成果的累积、延续,而要达到这两点,规范化是重要保证.

当前,恰逢国家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各地区、各部门都在大力贯彻落实.在诸多有利条件下,出版社应当分出一部分精力来从事学术著作出版秩序的重建,从而提高中国学术出版在国际上的地位,共同推动中华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

3. 是节约社会成本和学术出版社专业化发展的战略需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动规范修订工作,也有自身的或者说出版界内部的原因.自1998年第二次创业以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逐渐成长为行业内有着重要影响的综合性出版社,出版物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哲学等,并拥有社会影响力巨大的品牌产品——皮书.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坚持 “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的出版理念,将产品定位在“权威、前沿、原创”上,吸引海内外高端读者和客户,走学术产品国际化的经营道路.精心打造具备独特竞争力的人文社会科学内容资源经营商和海内外知名专业学术出版机构,成为全社上下的价值追求.这样一种追求使得出版的产品群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一是产品内容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密切关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经验,紧贴中国当下学术界的知识生产;二是产品背后紧密联系着哲学社会科学界老中青三代、著名学者与初入学界的年轻学者;三是契合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学术知识生产,并力求将其推向世界.

与学术界的紧密互动,使得社领导和编辑非常清楚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重要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处,受不同内部规范的影响,写作成果的形式五花八门.这对于规范的学术出版而言,后期调整就会浪费巨大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而近年来,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密切,使得很多学者使用了大量的国外引文体例,但却缺乏统一的参照.多种文种的夹杂使用也缺乏规范的导引.中国传统上对出版物的分类不清晰,尤其是对学术作品的分类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标准,从而给从事写作、编辑、出版的人员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学术作品之所以称之为学术作品,是有领域之分的,其著述需要尊重该学科领域的一些共有规则,使用该学科的学术语言.中国学术发展到今天,分门别类的学科研究已逐渐成熟,出版者和著作者需要一个既体现各学科学术著作出版的一般特点,满足各个学科具体的、特殊的要求的学术著作写作、编辑和出版规范.这既是节约社会成本的需要,也是学术著作出版社走专业化发展道路的需要. 以上三个方面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制定和修订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背景.

二、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制定的若干原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制定和修订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过程中,明确地提出了以下五个原则:

第一,应尊重学科的特性,以及学科研究的习惯和规则,注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性.

第二,应当适应国际交流的需要,以及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的需要,参考借鉴国外已成惯例的学术规范.

第三,应尊重中国学术自身的特点,考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既尊重、借鉴前人的经验,也要将已有的一整套规范糅合进入现代出版流程.

第四,应该考虑日常写作的便捷性,给学者和编辑提供一个能够参照的文本,这个文本应当具备很强的操作性.

第五,规范自身应当逻辑严密,而不应当是几个片段的拼凑.

三、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基本框架

遵循上述原则,此次修订后的规范包括三部分内容:法律规范、学术规范和技术规范.

1. 法律规范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学术著作出版的法律规范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学术著作内容应当尊重出版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损害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二是需要遵循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系原创,不存在抄袭、剽窃和侵吞他人成果以及自我剽窃现象,等等.

2. 学术规范

这里的学术规范是比较狭义的,主要指学术作品内容写作、编撰方面的要求,不涉及学术共同体内部评价的其他规则.学术规范要求学术著作注重质量,不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行文尊重前人研究成果,脉络清晰、方法科学、论证缜密、表达准确、要件齐全;要规范使用中外语言文字、标点、数字以及相关学科专业术语.根据目前出版界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实际状况,我们根据学术著作内容的构成方式将学术著作区分为原创性学术著作、分析预测类连续出版物(皮书)、学术译著、古籍文献、学科连续出版物(学术集刊)等,并针对相关的写作要求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从而便于作品的归类,便于学界和编辑在进行著述或者出版工作时有所参照.对学术著作在出版形式上进行分类,以及制定可操作的建议,是本次修订中的一个重点.

当然,每一种学术著作的写作和编辑,有很多细节需要讨论、明确.目前仍缺乏全面、细致的表述,存在的问题很多.在这一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 技术规范

也即学术著作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应当具体参照的规则.比如,书稿的构成、标题的层次、文字(包括翻译文字)、标点符号、数字、表格、插图、地图、引文、注释、公式、索引等的具体使用和操作方式.这其中既有一般出版物出版过程中需要遵循的技术标准,也包括学术著作出版专有的一些准则.

对于书稿构成、标题层次、表格、插图、公式等中文出版体例,由于比较成熟,且争论较少,因此参照国标和我社已经形成的编辑出版习惯修订.尽管有一些新的知识需要补充,但稳妥起见,本次修订未做过多调整.而文字、标点、数字等在中文写作和出版中已经有很成熟的国家标准进行指导,此次规范修改也只是沿用了国家标准.

前面说过,国内学者在创作时引用文献较乱,从事学术著作出版的编辑也由于缺乏明确规范的指引,通常将其忽略,或者应付了事.国家标准尽管在引用参考文献方面也有一个文本,但由于其过于将参考文献形式化,忽略了参考文献制作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不仅不易于学术交流,而且往往造成学术著作创作和出版过程中的混乱.因此,技术规范中参考文献的标引是我们这次规范修订的又一重点.

四、文献引用体例

文献引用是学术著作写作过程中重要的一项内容,用以表明文中所引用观点、数据、图例等的来源,意在表示文献的前后继承和发展关系.详细的文献标注既表示作者对前人学术成果的尊重,是学术的重要体现,也能够表明学术研究的脉络,对该著作进行学术史的定位,促进学术的积累和进步.学术研究以及学术写作中针对文献引用所产生的不引、伪引、自我引用等属于学术方面的问题,有学者已经进行了很详细的探讨,但仍然需要学界以及出版界共同推动这一方面的规范化.

1. 文献引用的基本格式

在此次出版规范修订中,我们对于文献引用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并联系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作品写作以及阅读方式等方面的区别,推荐了两种文献引用的格式.

(1)脚注-编号制(Notes-Bibliography System),例如:

①侯欣一:《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第24~27页.

②Stewart Banner, How the Indians Lost Their Land: Law and Power on the Fronti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9.

(2)作者-年份制(Author-Date System),例如:

侯欣一,2007,《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此为文后参考文献标注样式.——本文作者注,下同)

(侯欣一,2007)(此为文中引用文献标注样式.——本文作者注,下同)

韦伯·马克斯,2010,《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三版)》,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韦伯,2010:123)

Pollan, Michael. 2006. The 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 New York: Penguin. (Pollan,2006: 99-100)

在细节上,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脚注-编号制中,著作责任者姓和名的排列,按照我们日常使用中文姓名和英文姓名的习惯,中文是姓-名(如,侯欣一),英文是名-姓(如,Stewart Banner).而在作者-年份制中,由于完整的著作信息作为参考文献排列在整部学术著作的正文之后,因而排序的原则是按照可检索性.目前已经成为通行的规则是,中文按照正常秩序,即姓-名(如,侯欣一),英文也是姓-名(如韦伯·马克斯,2010,等;Pollan, Michael.2006.等).

有兴趣于具体细节的读者,可以参考我社的规范.

2. 选择这两种格式的原因

在确定这两种文献引用格式时,我们也颇费思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2005版也引入了这两种格式,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示例如下:

[1]程根伟.1998年长江洪水的成因与减灾对策[M]//许厚泽,赵其国.长江流域洪涝灾害与科技对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32-36.

刘彻东.1998.中国的青年刊物:个性特色为本[J],中国出版(5):38-39.

这当然可以作为参照的标准,但仍然有几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引用文献、参考书目或者参考文献,是学术著作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能因其具有独立的特征而割舍它与正文的联系.具体而言,在编辑引用文献体例时,应该注意学术著作的整体性、参考文献的索引功能,以及规范的非冗余性.

(1)整体性.国标对参考文献的标注格式,与正文的写作格式不一致.比如,对刊物、书名,不用书名号,不同项之间不用中国习惯的标点符号,而全部使用点号.这就使得文章表达前后不一样.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中文参考文献的引用规则应该中文化,即参照中文既有的符号原则.

另一点,也是我们在实践工作中经常碰到的现象.有些作者由于不明白整体性是学术著作文献引用的重要特征,而在同一著作中夹杂使用各种文献引用方式,给学术作品本身带来零碎感和不严肃感.一种著作应该有而且只应该有一种文献引用的方式.这是学术作品整体性的要求.

(2)索引性.索引性是参考文献存在的最大意义.这种索引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阅读参考文献,读者可以快速了解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二是就此书而言,读者能够快速找到作者在文中使用过的文献资料的详细信息.国标在这一点上可以给我们以参照.以姓氏的拼音为序,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惯例,中国的参考文献标示法也宜参照使用.国内现有的参考文献排版方式,很多出版社都尊重中文表述方式,比如,首行空两格,第二行顶格,并没有考虑到文献本身所具有的索引性特征,从而在排版方式方面大大减损了参考文献的索引功能,使得阅读的方便性减弱.可以考虑首行顶格,第二行缩进四个字符,并且字号要小于正文.

(3)非冗余性.规范的非冗余性指的是规范应以最简的形式,传达最大量的信息,而不是相反.形式表达信息的最佳方法是通过内容的排列方式.目前国标所规定的参考文献格式,区分了文献类型,并用各种符号加以标示,比如[M]表示图书.这种方式的弊端是不仅提供给读者大量不必要的信息,而且也提供了各种重复的信息,并且使得文献的著录更加复杂.因为一个专业研究人员,一般都能够从文献的内容上分辨出文献的形式,从提供的信息上就能够检索出他所需要的文献.

(4)在编制单条参考文献时,其他几个原则也需要注意,即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参考文献的各项成分要完整、准确,且全书前后一致.比如,要有著作者、著作方式、著作名称、出版社名称、出版年份等.

3. 推荐作者-年份制的原因

此次在规范中加入作者-年份制的格式,是考虑到目前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的学者在使用,或者模仿使用,而编辑或者作者却没有一个可参照的中文规范文本(有很多杂志有内部规范,但在图书出版界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比较成型的规范).在规范中说清楚此种文献体例的基本规则,就是为了有规则可依,从而指导学术作品中文献的征引和编辑.

在收入此种文献征引方式时,无论在编辑内部还是学界,都有一定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新鲜玩意儿,并且妨碍了阅读的流畅性.但从实际看来,国外这种方式已经流行了几十年,并且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有大量的应用.尽管国外不同体例规范之间,对于作者名、出版年份、作品名称等的标引方式不一样,但总体而言,这种方式都会出现在一个比较综合的写作、编辑规范中.

有此种实践,必然有背后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从阅读体验以及编辑出版实践出发,作出这样几种解释.

(1)阅读方式的变化.传统的或者经典的阅读方式,由于适应当时作品的经典性、稀少性,以及文学、哲学作品的特性,读者几乎都是从头到尾、从上到下的阅读.脚注式征引文献的方式,便于这种理解性的经典阅读.读者甚至可以在某个页面停留很长时间,查阅引用的原始文献,理解其中的内容.而当下很多读者对社会科学类作品的阅读,一般都是跳跃式的,即根据参考文献、索引等标识,选择其中对自己研究有用的篇章进行仔细阅读,其他部分则是轻轻掠过.这种方式下,脚注式的参考文献就不太必要,而标示作者、年份的方式,则可以起到指引的作用.

(2)排版空间的节省.采用“作者-年份”制,在文中标出作者以及出版年,可以节省大量的排版空间.对于同一种文献经常被引用的著作而言,这种节约尤其突出.同时,一个规范的学术研究,在梳理研究脉络时,该领域研究的时间越长,所需要标示的征引文献越多.如果采用脚注格式,则所需列举的文献就太多了,大大浪费了排版空间,增加了作者编排文献的时间.

规范的学术著作在正文结束后都会有详细明确的参考文献目录.如果采用脚注-编码制,则正文中有文献信息,参考文献中也有文献信息,这是一种浪费.这种浪费在单本书上可能不太容易看出,但几百种几千种呢? (3)有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无论是作者-年份制,还是脚注-编号制,参考文献的存在不仅具有向读者展示学术脉络的意义,而且具有向在该领域作者致谢的含义.因为参考文献独立成部分,并且与文中分析紧密挂钩,读者可以很明确地知道文章或者专著所征引的文献,从而可以判别文章是否可读,是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科学研究、大量发现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对经典著作以及前人作品的理解,读者会很难理解作者观点的由来.文献的梳理建立了观点的谱系,并且予前人以尊重,可以增进共同体内部的联系.

五、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任重道远

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不是一个出版单位的事,它涉及全国众多的出版单位和广大作者.规范拥有多方面的内涵,需要多方面的人群、机构参与实现.规范不仅仅是用来约束作者和出版者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促进学术研究的有序开展和学术成果的积累,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传承与传播.

规范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动态演变的特征.它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的进程不断发生改变.规范的这一特征意味着我们的修订工作永无止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制定和修订出版规范时,充分考虑到学术研究国际交流的需要、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尤其是最近网络媒体、数据库、博客、微博、电子邮件等方式的使用,使得信息的来源和引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充分考虑到学科的特性,以及学科共同体内部的习惯和规则,考虑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中国学术自身的特点以及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规范的内容和形式就十分科学,制定和修订工作就十分完善.应该说,这次的规范修订仅仅是又一个开始,后续仍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期望,各学术团体、各学术出版社能够高度重视学术出版规范的建立和施行,相互合作,共同努力,在几年之后,打造出类似于《芝加哥手册——写作、编辑和出版指南》、《韦伯美国标准写作手册》、《MLA论文写作手册》、《美国心理学会出版手册》这样的权威出版规范.这些规范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能够分门别类地广泛应用于学术写作、编辑和出版实践,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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