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引入文化演化的视角来分析区域经济,虽然没有规范经济学来的严谨,但却很能说明问题,而且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共生演化,地方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
按照学者的定义,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这一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群体文化被视为该群体成员所共有的一套规则.这意味着,个人的行为是嵌入于群体文化当中的.群体中一个人的异举不一定能够改变群体文化,但是很多个人的异举则显示为群体文化的变迁,决定了群体文化的产生、复制、传承、选择和变迁.
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容易陷入文化决定论或者文化虚无主义两种极端观点.一个区域的文化与本地地理、气候、环境、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状况以及人的感知等因素有关,也与外部的信息交流、刺激和冲击等因素有关.一个区域内,一些文化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明显影响,另一些则有明显影响.即便存在明显影响,经济与文化之间不一定存在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正反馈的累积因果关系.
区域文化在一些条件下对地方经济发展可能发挥影响（比如在市场环境中）,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可能不发挥影响（比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反过来,区域的经济发展（比如其经验和教训）也会影响到区域内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地方经济发展及其模式嵌入于地方存在的一部分文化,但不一定嵌入于地方存在的全部文化.而且,即便嵌入于地方存在的一部分文化,还存在强嵌入和弱嵌入问题.一些冲击因素（比如计划经济）还可能导致地方经济发展及其模式,去嵌入于地方存在的文化.
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共生演化框架还是不完全的,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有待检验的假说加以利用.这里我们试以温州和苏南地区为例来对之加以分析.
温州地区和苏南地区都有人多地少的特点,为什么前者走上了主要发展个私经济、后者走上了主要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此外,改革开放后,温州地区之外的浙江省其他地区总体也大搞乡镇集体企业,后来为什么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实施改制,走上主要以发展个私经济的“温州模式”之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和苏南地区两者有一点相同：两者都有着发展工商业的传统.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远离政治中心,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这种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迫使历代温州人需要依靠经商养家糊口,逐步形成强烈的重商文化、商业意识和商业头脑,这又反过来促进温州人的商业发展.
温州在宋朝的时候就出现了“永嘉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叶适.“永嘉学派”综合了儒家文化、周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要素发展而来,讲究实效,主张义利并举.而温州的本土文化属于“水文化”,这种基于海洋的“水文化”有一种冒险精神和开放精神,是一种“重商文化”,与历代温州人必须借重航海贸易的生活方式有关.温州被称为“瓯越”,“越”人被吴人视为“野蛮人”,“天高皇帝远”,有着一种反抗皇权专制的文化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对经济的计划控制,温州人的商业文化传统很难发挥其效用.不过,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就有人私下对抗“皇权”搞农户家庭承包制,有着相对较多的个体和私人经营成分.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成为自组织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的地方,还利用了“红帽子”企业这类假集体企业形式――温州人搞的股份合作制实质上也是数个私人大股东掌控的私人实体,而非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这种自组织发展在1980年代成就了名闻全国的“温州模式”.这里,温州的重商文化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共生演化,两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苏南地区位于长江下游的小三角,即江浙沪交汇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天下粮仓,也是各代官府重税之地.这种地方历来稳定压倒一切,官府控制较严,要求秩序稳定、百姓顺从.不过,即便是重税之地,税负在多数年份也会在官民博弈中倾向于达致一种平衡,使百姓值得努力劳作.当地内河水系发达,历史上形成的“吴文化”就是指这一带的地方文化.它也属于一种“水文化”,但这种“水文化”属于“内陆水文化”,不同于“海洋文化”,有利于商业运输,但没有多少冒险精神和开放精神.苏南地区临近代表“海派文化”的上海.而上海的市民“小传统”也受到“吴文化”的影响.相对于上海,苏南地区的“吴文化”是一种城乡混合文化,总体上有着勤劳、精巧、阴柔、秩序（顺从）等特点.
晚清以来,苏南地区就大力发展并拥有了较发达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已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也便利了改革开放之后苏南发展乡镇集体企业.苏南地区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改革之初上海国有企业较多,社队企业的资金规模和人员规模也适合于与上海的国有企业的合作.苏南集体经济的发展显示出“吴文化”与以集体经济发展为主的“苏南模式”也有一种强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浙江的杭嘉湖地区距离吴文化区较近,受到吴文化的影响.而浙江的其他地区,比如宁波,就与温州类似,同属“海洋文化”,而且根据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宁波与上海等地一起成为通商口岸.1949年后,由于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前线,资源贫乏,出于备战的需要,政府长期不在浙江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温州之外的浙江其他地区虽然也发展了大量乡镇集体企业,但是这些地区比省外其他地区政府职能转换和企业转制更早,总体上转向自组织经济.前述浙江区域文化无疑有助于这种转型.浙江省到20世纪90年代末,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可以说,浙江全省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有着一种强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苏南地区的改制虽然落后于浙江,但毕竟进行了改制.这种改制与“吴文化”的某些要素发生了脱钩.市场因素的冲击和不同所有制结构效率的真实比较,也对当地的区域文化造成较大的冲击,“温州模式”和“浙江模式”中的一些重视个私经济的文化和正式制度因素也为苏南地区所接受.由此看来,苏南地区的“吴文化”即便仍然成为“吴文化”,其内核已经出现了变迁.从苏南地区当前的高速发展来看,新的“吴文化”与苏南地区的新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一种强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和苏南地区,还都存在着集权文化和依附文化.集权文化的存在与我 们的单一制政体和主流意识形态有关,也与中国的政治传统有关.有集权文化和集权体制的地方,就有依附文化.这种文化和其他文化（地方文化,儒教文化,西方文化）存在着竞争关系,它们之间的合力影响着地方经济发展.
当下的浙江和苏南都是强政府,但总体上浙江经济有更强的自组织特征.“浙江模式”中的自发、自组织的（市场和社会）秩序的扩展是横向的,是基于效率原则、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的,对中国经济发展诸模式有一定的整合作用.而政府干预的扩展则是扰动性的、扭曲性的、反自由的、等级性的.“浙江模式”是中国地方经济的演化方向,而“苏南模式”本身,已经朝着“浙江模式”趋同.
过去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浙江之路”尤其是“温州之路”到底姓社姓资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讨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人们也往往习惯用“吴文化”、“浙江文化”等术语来总括一个地方的文化,事实上,这容易犯下“宏大叙事”的错误.我们应该关注地方多元文化的形成和演化理路,分析不同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型塑作用,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对文化演化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