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农村社会管理的革命

农村生产关系的第四次变革

肃宁在农村改革方面“四个覆盖”的探索,引起了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对肃宁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改革给予了极大支持,多次亲自前往肃宁指导工作.河北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傅剑仁也多次前往肃宁县进行专题调研,肃宁的改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了他很大启发,让他陷入了沉思.

傅剑仁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先后发生过三次变革和调整.

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革命.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广大农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巩固国家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是从1956年开始的三大改造,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土地等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并成立农业合作社实行集体经营,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从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演变成了刮“共产风”,这种对生产关系拔苗助长的做法,严重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此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的政治路线和思想指导体系,不仅使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完全丧失了促进作用,而且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国民经济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三次,是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顺应农村发展的历史潮流,决定把村集体土地分包到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实行“大包干”,并按下鲜红手印.这一按,掀,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场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变革,使农民的积极性空前进发,从此,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亿万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创造了当今世界的中国奇迹.

转眼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三十多年.在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一些影响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在广大农村,一些地方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宗派家族势力掌控“两委”的领导权,有的甚至被黑恶势力把持.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分散经营方式,在信息、技术、管理等方面处于劣势,无法融入市场经济大潮.农民重新返贫成了不争的事实.

“目前,农村发展又到了生产力呼唤生产关系调整的关键时刻.这也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调整的呼唤.”傅剑仁说,“肃宁县‘四个覆盖’的做法,就是抓住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个根本,契合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呼唤.”

解决农村问题的一揽子方案

肃宁“四个覆盖”最大的特点就是提出了解决农村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多变性,决定了任何单项措施或“单兵作战”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往往是老问题还没解决,又出现新问题.肃宁县政协主席刘国清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计划经济实际农民就像“鸡”一样,关在笼子里想跑跑不了.后来农村计划经济解体了,就等于把笼子打开了.上天的,人地的,上房的,干什么的都有,想管都管不了.

对于目前农村的现状,河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薛建中认为有这么几个问题:人多地少、房多树少、狗多猪少、垃圾多干净地方少、光棍多媳妇少.薛建中说,其中的狗多猪少就是指农村治安问题,猪肉老上涨这和农村治安环境也有很大关系,现在偷猪的特别多,养个猪还得养条狗,给猪站岗放哨.类似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现在恐怕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肃宁的“四个覆盖”通过“3+1”模式基本解决了.

肃宁县在“四个覆盖”的改革中坚持认为,只有统筹兼顾、多策并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制约农村发展稳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但是一些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张希贤认为,“四个覆盖”的最大亮点是农村经合组织全覆盖,解决新时期农村的农民收入怎么提高的问题.我国“十二五”规划最大的关键问题是农民在“十二五”期间的收入能不能翻一番.去年农村人均收入5399元,而城市是1.3万,相差近3倍.如果“十二五”以后还差三倍,那“十二五”的目标就没有达到.所以,农村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老百姓的收入,只有把农民收入提高起来了,那其他的三个覆盖就比较容易做了.因此,肃宁县在“四个覆盖”中,农村经合组织全覆盖应当一马当先.但是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王金柱认为,相比全国其他地方,肃宁“四个覆盖”抓住了重点和方向,那就是培育农村的市场经济.


王金柱说:“经济合作组织这一套做法,全国其他地方也搞过不同程度的探索.我曾经到山东等地调研.我认为我们党要驾驭市场经济,首先就要在农村培育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农村市场经济很薄弱,可能就发展不起来,甚至会出现畸形发展.所以,怎么样让分散的农户进入大市场,让农村的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人才这些要素得到充分发挥,最大化地利用起来,怎样提高农村的组织化、规模化、合作化、市场化的程度,让现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有效地结合起来,为农民提供帮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从这方面讲,肃宁在经济合作组织方面的探索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对其他地方很有借鉴意义.”王金柱说.

村民自治和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

在农村的体制中,长期困扰广大农村工作者的一个问题就是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总是不怎么顺当,矛盾重重.党支部说“我说了算”,村委会说“我说了算”,始终争执不下.农村工作难以走上正常轨道.继续沿用“党支部”+“大队”的传统领导方式,党势必离农民越来越远.

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蔡长水认为,肃宁的“四个覆盖”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通过一个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监督委员会就了这些矛盾,也解决了农民的主体问题.比如,他们说,重大问题由党支部提出来,然后还要经过村委会商量,我们协调一下这个重大问题怎么弄,然后再提交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代表会议再来讨论.“四个覆盖”是把实权交给了村代会,也就是交给了农民的代表,农民成了决策的主体.

“党的领导、决策、执行、监督一条龙统一起来了.这样,我们原来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还会有矛盾吗”蔡长水反问道.

也有人提出,肃宁通过坐实村民代表会议,并且使它制度化,形成了农村基层政治改革的有效途径.村代会决策、村委会执行、村监会监督,党的领导哪儿去了

在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高新民看来,这实际上是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发生了转变.

高新民认为,在肃宁的“四个覆盖”的探索中,党的领导是蕴含在村级组织当中的,不是凌驾于之上,它在村级组织中发挥作用.

高新民说,在肃宁县,很多村党支部书记既是村委会成员,又是村民代表、村代会主席.因为村民代表、村代会主席都是村民实实在在选举产生的,并不是因为他是党员才选举他为村民代表或者村代会主席,这说明他平时是被广大村民认可的.另外,党的领导是蕴含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当中,党的领导脱离了经济社会发展,应该讲是苍白无力的.只有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我们党组织、员在里面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就可以说实现了党的领导了.“四个覆盖”真正把基层组织的服务功能这种转型和政治有机地融合起来了.

当前,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季.肃宁的“四个覆盖”已经成为有关部门把握农村改革方向的一个极好的范例,我们期待,肃宁能成为第二个小岗村,真正地把全国农民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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