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代表,孙武本人是春秋末期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兵法在历史上影响极大.从军事管理的角度看,孙武堪称中国最早的战略理论家.他的兵法以“五事七计”为基本框架,构建了战略分析的古代模式.孙武对道义、天时、地利、将领、法度五大要素的分析,其逻辑性堪与当今盛行的SWOT法、五力模型相提并论.在战略分析的基础上,孙武以“兵者诡道”为宗旨,对战争策略的设计有着开创性的研究,并分析论证了军事战略选择中的优先次序问题,进而论证了君主与将领的关系,统兵将领的责任和战略能力,并以形、势、虚实的分析提出战略实现的途径,以形说明“胜可知”,以势说明“胜可为”,以奇正说明形势关系,以虚实转化形势为战斗力.孙武还以具体的军争策略、地形利用、士卒训练等内容为战略实施进行了具体论证.在先秦诸子中,孙武的兵法著作逻辑性和系统性超过了其他各家.学界有人认为,老子的辩证思维实际上来源于孙武.尽管孙武的著作在古代并未对工商业产生影响,却反映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军事领域的成就.
孙武及其兵法的传世
先秦诸子中,兵家是很重要的一家.中国古代的思想发展中,兵法思想是别具一格的一支.在兵学诸书中,《孙子兵法》独占鳌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它为“百代谈兵之祖”.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本来是齐国人,他的出名却在吴国.他给吴王阖闾献上自己写的兵法书,吴王对他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想对孙武的兵法来个实地测验.孙武当然毫不犹豫,一口承接.但是,吴王给他出了个难题,让他把兵法用在后宫身上试试看灵不灵.于是,孙武把阖闾后宫的180人编为两队,指定阖闾的两名宠姬为队长,申明纪律,开始队列训练.这些们丝毫不把军令纪律放在心上,嘻嘻哈哈当作游戏.经过孙武三令五申,依然哄笑不止,没有一点章法.孙武依据军法,下令将两名队长斩首.这一下,看台上的吴王坐不住了,赶忙让人给孙武传话说：“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武却一点也不买账,回答道：“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两颗人头落地,们花容失色,队伍整肃,号令严明,娘子军变成了敢死队.孙武向吴王报告说,现在你可以观之令之,“惟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亦可也”.吴王正在为爱姬死于非命而痛心,但又不好对孙武发作,只得说：“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武却并不罢休,而是刺了吴王一句：“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所幸孙武没有看错人,吴王阖闾并不昏庸,从此重用孙武,成就了吴国的霸业.“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 · 孙子吴起列传》）
孙武的这一故事,经过太史公的文学描述,广为流传,而且留下了“三令五申”的成语.当代推崇《孙子兵法》的管理咨询师,在效法孙武的时候不要忘了,如果要当孙武,自己的咨询报告就要能经得起业主的检验,哪怕是面对“后宫宠姬”照样有效,才有可能成就孙武一样的名声.如果咨询报告对业主的承诺,碰到“条件特殊”就无法兑现,那就趁早收手.当然,你要当孙武,还须业主是阖闾才成,这就要求咨询师要有好眼力,看得出吴王是未来的霸主,否则就会明珠暗投,说不定还会引来杀身之祸.
孙武之后,以兵法著名者还有孙膑,他们本来是一家,孙膑是孙武的后人,为了区别,后人称前者为吴孙子,后者为齐孙子.孙膑的用兵之术不在孙武之下,“田忌”、“围魏救赵”的故事,就是出于孙膑.孙膑与庞涓斗法的传说,更是妇孺皆知.孙膑也以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胜绩“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从南宋以后,有不少人怀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是一回事,近代的疑古思潮扩展了这种疑问.直到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一并出土《孙子兵法》竹简和《孙膑兵法》残简,才使这一疑问得以澄清.
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开始流传.按照韩非的说法：“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五蠹》）不过,先秦诸子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往往会夸大其词,所以韩非的说法不宜当作兵法普及的确凿证据.况且韩非还是为了证明兵法流传与作战能力提高不一致而言的,就更应该打个折扣.但是,即便兵法的流传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孙子兵法》还是兵法著作中最出色的.秦汉以后,《孙子》流传过程多有佚亡.传至今天的版本,是曹操的注本.曹操对孙武十分推崇,称：“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曹注《孙子》序）打仗出身的君主李世民,也曾高度赞扬《孙子》,称“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李卫公问对》）.
中国古代的兵家经典,以孙武、孙膑、吴起、尉缭、司马穰苴这几位的著述为代表.正是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兵家成为诸子中间独特的一家.秦汉以后兵家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超出先秦.到了宋代,因为武科举所需,正式被确认的兵家经典有“武经七书”.所谓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和《六韬》,影响最大的是《孙子兵法》.《吴子》相传为吴起所作,但影响远不及《孙子》.《司马法》来自齐景公时的田穰苴,他担任司马时所创的兵法被齐国沿用,到齐威王时著成《司马穰苴兵法》,但传世至今的只有一小部分.《司马法》与《孙子》不同,主要是讲军法军令、编制训练,而不是谋略,其中谈制度的内容多已佚亡.《李卫公问对》托名唐代李靖与李世民的对话,但真伪难辨,是宋代重新编辑加工的版本.《三略》相传是楚汉相争之际黄石公传给张良的《太公兵法》,张良以此辅佐刘邦得了天下；《六韬》相传为姜太公所作,是姜太公与文王、武王的对话录,这两种兵书实际都是后人编纂,它们现存的版本同汉墓出土的相关残简大不相同,说明宋本与汉本已经不一样,而汉本同古本肯定也有差别.
按理来说,兵书应当包括战略、战术、军制、训练,乃至包括天文地理、兵器给养等等.汉代整理古籍,兵书是单独一门.在兵书门下,分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孙子兵法》列在权谋类之首.“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鄉,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尉缭》属于形势类.“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汉书 · 艺文志》）阴阳类和技巧类兵书后世多佚.所谓权谋者,实际上是总括性质,包含有形势、阴阳、技巧等各种内容,《孙子兵法》当之无愧.所以,后代的兵书流行,《孙子兵法》独领. 兵法直到近代之前,还是专门的军事读物,常人并不太关注.但是,即便是军人,读兵法也不是人人上手.按照常理,高级将领应该是兵法的爱好者,然而,不同的将领对兵法的反应并不一样.汉初大将韩信,其用兵作战可见明显的兵法痕迹,他还多次用《孙子兵法》对部下解释自己的战术战略.而西汉名将霍去病,则不那么看重传统兵法.汉武帝打算给他教孙吴兵法,他却回答道：“顾方略何如耳,不致学古兵法.”宋代对兵书的整理,很大程度上不是实战和训练的需要,而是武科举考试的需要.所以,唐宋以后兵法的流行,与其说是人们对战略的重视,不如说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很有意思的是,尽管武科举要考兵法,然而武科举历代都不受重视.古代当文官,科举出身是正途,中了进士就趾高气扬,“一日看遍长安花”,而当武官,则行伍出身是正途,武科举被人看不起.所以,兵法对战争的影响有限.反而是不打仗的人,却多从兵法中理解战争.研读兵法的将领,在历史上屈指可数.战国的秦军雄视天下,良将辈出,却基本没有兵法传世,汉代整理史籍,其保存的兵书名录出自秦国者仅仅有公孙鞅和尉缭（而且此尉缭和兵书《尉缭子》的作者是否一个人还有争论）,秦国的名将,谈论兵法的也极少.从西汉以后,才有一些著名将领谈到兵法.从正史来看,依赖兵法打仗,似乎并不是常态.反而是一些文人,对兵法具有浓厚兴趣.例如唐代的杜牧,宋代的梅尧臣,都曾对《孙子兵法》做过注释.不过,由于兵法明显是对敌手段,“兵不厌诈”,“兵者诡道”,用兵讲究出奇不意,虚虚实实,所以,在古代人们多不明言把兵法用于生活与事业.尤其是儒家,虽然也讲权变,却从根本上反对以兵家权谋治理国家,他们基本上不推崇兵法.这也影响到后人对《孙子兵法》的态度,清代学者遍注古书,考据风气浓厚,《孙子兵法》的注疏最少,也没有认真的校勘考证.只有孙星衍的校勘考证较详（而这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他对本家的推崇）.魏源在《孙子集注序》中,把自己注释孙子的理由概括为“兵列五礼,学礼易及”,“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等儒家化解释,说明儒家力求同兵家的“诡诈”保持一定距离.即便近代以来在中西对抗的背景下热衷“商战”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也没有把《孙子兵法》挂在口边.现代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最初不收录兵家,明地里是认为兵家没有哲学,暗中是否有传统儒家看不上兵家的潜意识就不得而知了.民国时期,蒋方震（百里）作为军事理论家,曾经对《孙子兵法》做过注释解读.当代国内对兵家思想尤其是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形成热潮,并将其放在很高的地位,是同军事思想研究紧密相关的；《孙子》文本的研究,是同70年代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相关的.真正把《孙子兵法》当作商战教科书,在改革开放以来才蔚成风气.
至于《孙子兵法》在国外的影响,媒体也有所夸大.《孙子兵法》从唐始传到日本,但主要是作为宫廷藏书,社会影响不很大.到了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有位谋士赵本学,曾经注释过《孙子兵法》.正因为俞大猷采用了赵氏的方法抗倭,从而使《孙子兵法》引起了日本人的重视.二战以后,日本有一些学者和企业家,研究用《孙子兵法》管理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据李零考证,最早把《孙子兵法》翻译到西方是法国传教士钱德明（P. Josephus Maria Amiot）,1772年巴黎出版了他的译本.但是,真正影响欧洲军事思想的,不是中国传去的《孙子兵法》,而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西方对《孙子兵法》的重视,是当代对军事战略的研究而引发的,同工商业关系不大,即便研究《孙子兵法》,也是把它作为汉学的一个专题,而不是列入管理学或者工商战略研究.
那么,是不是《孙子兵法》就与管理无关?也不尽然.何炳棣曾经专门研究过《孙子兵法》,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尤其是两两相对的论证方法,来自《老子》,而《老子》来自《孙子》.他甚至断言,朱熹这样的道学家之所以不言《孙子》,是因为《孙子》的“诡道诈术”为儒家所不喜.而《孙子》的思想,在何炳棣眼里可以同当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强化理论的提出者斯金纳相媲美.“人类史上最先主张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原则整兵治国者是《孙子》,柔化和缘饰《孙子》坦白冷酷愚民语句最微妙、最成功的是《老子》.”“在愚民理论上,《孙》《老》亲缘关系之所以特别明显,是因为它们都出自置道德是非于不顾（amoral）,非常彻底的行为主义观点.这点上《孙》《老》如仍有不同的话,那是因为前者语言坦率无隐,有如对心理学实验室白鼠群而发,而后者同样冷酷的心肠却是用清静、无为、‘玄德’等清高的哲学语言表达的.”（何炳棣《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这就给考察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源流变化提供了一种思路.哪怕不认可何炳棣的观点,仅仅凭他把孙、老与斯金纳相对照,就足以值得今人从行为主义角度重新审视《孙子兵法》的管理思想价值.
从战略角度而言,古人确实不把《孙子兵法》用于工商,因为古代的工商业根本不存在所谓战略.所以,古代兵法的传世,与工商战略无关.无论是古代早期的范蠡陶朱公,还是古代后期的晋商徽商,都没有用《孙子兵法》经商的.但毫无疑问它属于军事战略,而军事战略可扩展到治国方略.在逻辑上,古代的管理思想,依然少不了兵家这一分支.企业经营中战略研究的兴起,从世界范围看,也是二战以后才出现的.从有了战略研究这一管理学分支开始,回过头来关注传统兵法,梳理其中的战略思想,对于今日的企业经营,当然应该.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不少人以战争喻商业,然而,战争和商业是有区别的.“兵凶战危”是进入军事领域的警告牌,战争与增进社会福利的工商业具有本质区分.如果真按战争方式指导经商,那么,商业就会失去它的美好一面,只剩下令人战栗的惨烈.了解兵家思想,掌握古代兵法的思辨路数,目的在于使人们更清楚、更冷静地看到战争的逻辑,而不是把它照搬到工商领域.
权谋与战略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57章）,说明了治国与打仗的区别.但是,正和奇背后的“道”则只有一个.遵循这个道进行战争谋划,古代称为权谋,当今称为战略.
《孙子兵法》的《计》《作战》《谋攻》三篇（以下引文均出自这三篇,不再加注）,可以看作从不同角度论证战略的一组文章.孙武强调“先计而后战”,就是说,战略是行动的前提.在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后,孙武提出了一个战略分析的框架,即“五事七计”. 所谓五事,是道、天、地、将、法五个战略要素.道,指道义,民心向背如何,能不能做到上下一心,“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不危也”.天,指天时,“阴阳、寒暑、时制也”.地,指地形,“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指将领状态,“智、信、仁、勇、严也”.法,指军队的组织编制,“曲制、官道、主用也”.对五事要进行七种考量（五事加上兵卒和赏罚）,“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七计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 赏罚孰明?”君主是不是有道明君,能不能做到上下同意；将领的能力如何,决定将领能力的智、信、仁、勇、严五个要素的程度和组合如何；天时要进行阴阳吉凶的判断,对寒暑时令的分析,古代这方面的具体技术有观星、望云、省气等等,以考察己方占有何种天时,有何不利天时；地形要进行远近（长短）、险易（坡度大小和平仄程度）、广狭（宽窄）的分析,判断是生地还是死地；军法制度是不是健全,曲制（按照阵法的军队如何编制）、官道（各级军官如何配备）、主用（兵器甲胄和粮秣供给）各方面对作战的适应程度和范围；还有从军法延伸出来的兵士强弱程度,训练情况,赏罚执行的严明程度等.
五事七计的框架如果能够具体化,可以同当代管理中十分流行的SWOT法以及波特的“五力模型”相媲美.根据相关资料看,孙武对这个框架有着具体化的操作方法,即“庙算”.在《孙子》中,用的是“庙筭”.筭（suàn）就是筹,指计算用的小棍.《说文》曰：“筭.长六寸,计历数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误也.”“算.数也,从竹从具,读若筭.”后代则筭算混用,算盘就是由筹算演变而来.后人读《孙子兵法》需要明确一点,孙武谈论五事七计,绝不是泛泛地抽象而论,而是有量化的具体计算.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根据所掌握的信息,一条一条列举出来,计算优劣,用算筹计数进行量化比较.对此,孙武明确指出：“夫未战而庙筭胜者,得筭多也；未战而庙筭不胜者,得筭少也.多筭胜,少筭不胜,而况于无筭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经过对战略要素的实力计算和比较,然后就要设计作战策略.在这一步,处处体现“兵以诈胜”的思路.孙武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即便庙筭具有明确优势,也需要在对外行动中把优势变成战果.这就需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优势,给对方造成错觉,还要采取主动诱导对方出错,引发对方的判断失误,这才能够造成己方之“势”,发挥出己方的能量,以己之长攻人之短.这种作战策略立足于庙筭,但不能事先具体化,只能进行方略设计,在战争进行中灵活变动.庙筭为常,用计为变；庙筭力求确定性,用计全靠不确定性；对己要落实确定性,对敌要营造不确定性；二者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战略.
任何战略,都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孙告说,打仗打的是经济.春秋时期的战争以车战为主,千辆战车加上千辆辎重车出征,所需的补给粮秣和器材,日费千金.军费开支之大,任何统治者都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战略的实施,还需要计算经济实力为后盾.更重要的是,一旦开战,能否快速取胜至为重要.如果久战不止,哪怕获胜也会挫伤军队锐气,攻城则后劲不继,暴师于野则国用不足（春秋的战争,一般是先野战后攻城）.更重要的是,春秋时期诸侯蜂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某国“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其他国家会趁机在背后捅一刀.如果陷入这种困境,“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所以,孙武强调,“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费钱耗时,这是用兵的大害.战略必须先虑其害后谋其利.“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故兵贵胜,不贵久.”在战略实施上,将帅必须把握住民力之限,“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不重复征发徭役,不多次运输粮草,古代的运输成本太高,尤其要注意不能长途补给.所以,要力争从敌人那里夺取给养.“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 杆一石,当吾二十石.”这不是夸大,从敌军夺取粮秣,双方的供给就会一增一减,而且可以节约大量运输中转成本,因而孙武把它提高到战略高度.
既然战争如此凶险,所以,明智的统治者在战争的指导思想上,要尽可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是一个十分完整的战略实施优先排序.用兵之法必须优先考虑保存实力,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收益.在成本计算上,按照国、军、旅、卒、伍的军事建制由大到小考虑.在行动策略上,先要进行战略计算,即“伐谋”,以确保获胜条件.其次为“伐交”,所谓伐交,不是仅仅凭嘴上功夫去交涉,而是以实力的威胁和巧妙的外交展示使敌方屈服.再次为陈兵,以军阵优势或者野战优势战胜敌人.最后为攻城,是其他行动都不能奏效后的不得已选择.
对于为什么攻城是不得已的选择,孙武有着详细说明.中国古代的城池,是冷兵器时代最优秀的防御工事体系,进攻者要付出极大代价,往往需要耗时较长的围困.即便有把握拿下,按照孙武的预计,制造和装备攻城器械需要三个月,修建工事土堙围困又需要三个月,驱使士兵爬城攻打会使三分之一的敢死队受损,万一攻不下来简直就是灾难.更重要的是,攻城会引起敌方的心理恐惧而拼死抵抗,激战和屠戮后能否长久占领仍然未知.所以,轻易不能采用攻城行动.“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在伐谋、伐交之后,不得已要开战,则须计量兵力,选取具体的战术方案.“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在这里,孙武根本不讲以少胜多,而是严格地追求以多胜少.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将领,必须清楚什么仗能打什么仗不能打,拼命蛮干不是真正的勇敢,最少要做到力量相当.如果力量不及,要有逃跑预案和避战策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是军事将领的基本准则. 将帅领兵作战,肩负着国家存亡的使命,所以,将帅要把自己放在国家辅佐的地位上考虑军事.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规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将领,必须能够判别什么是不能受的君命.孙武指出：“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战争局势必须现场判断,君主在不该进军时下令进军,不该退却时下令退却,这叫“縻军”,即不必要的牵制；不了解军队的事务而由君主直接指挥管理,会造成军士迷惑；不了解军务的权衡变化而由君主直接任免官员下达命令,会造成军士的疑虑.君主绝不能遥控指挥作战行动.所谓“决胜于千里之外”,顶多在庙筭阶段还可以,一旦进入战略实施,必须赋予现场指挥官全权.而作为将领,也要勇于担负责任,“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地形》）做不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就不是合格的将领.
作为国君和将领,在战略上必须知道怎样才能获胜.孙武曰：“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知道己方能战或者不能战之处,知道力量强弱多寡的使用方法,上下一致而同心同德,以有备对付无备,将领称职而君主不遥控,这就是制胜之道.如果稍微细心一点则可以发现,这五个知胜之道,需要建立在对敌我双方的比较上,而不是仅仅对己方的单一掌握上.所以,孙武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这句话已经成为《孙子兵法》中的名言,正与今天SWOT法的基本思路吻合.总体来看,孙武的五事七计庙筭分析、策略设计和造势路径、优先排序准则、具体战术方案、将领的战略能力,已经构成了完整的军事战略思想体系.
形势与虚实
战略的实现,有赖于形势和虚实.孙武用了《形》《势》《虚实》三篇,完成了这一论证（以下引文均出自这三篇,不再加注）.所谓形,就是战争实力；所谓势,就是人为态势；所谓虚实,就是形势的灵活运用.三者配合,构成战争中的核心竞争力.
形是看得见的军事格局,不是人的努力就可以改变的.所以,军事将领未见胜,先见败.首先考虑自己如何不被对方战胜.“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一点很重要,打仗不能抱侥幸心理,不能把获胜希望放在敌方犯错误或者不堪一击上.衡量一支军队的好坏,首先要看它的自保能力.那种侥幸获得的胜利,并不是好的胜利.善战者首先要循规蹈矩,老老实实,打庙筭能够获胜的仗.“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正是先从形胜出发,孙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真正的胜兵,是先具备了胜的条件,即形胜,然后求战,这样的胜利者,看起来平淡无奇,似乎没有惊险的计谋和壮烈的功绩,不过是打败了肯定失败的对手而已.但这正是理想的将领,那种先打起来再求胜的将领,从战略角度看是要不得的.
形胜依赖于庙筭.“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这里的庙筭,同前面的“五事七计”不一样,是指支持军事的物质基础.所谓兵法,在这里是指计算实力的方法.度是长度,指对土地的丈量；量是容积,指对粮食的计算；数是筹数,指出卒的数量；称是衡器,指对敌我双方兵力的比较；胜是比较的结果,得出有无胜算的结论.由此可见,形是不可作假的.这样说,对于小国、弱国来说,岂不是永无胜算?不见得,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正是通过庙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长中有何短,短中有何长.这正是形的功用.一旦具备了形胜,就具备了获胜的势能.
形和势紧密关联,但形不等于势.从形的角度看,“胜可知,而不可为”；从势的角度看,则是“胜可为”.实力强弱为形,形决定攻守之势.但人们可以用形造势,取得战争优势.在孙武的词汇中,强弱属于形,勇怯属于势.按照李零的考证,形型相通,指形状样式,也就是范儿；势（執）本来是兿,本意是园艺,是人为发挥.形是静态,势是动态.按照荀悦之言：“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进退之机也.”（《前汉纪》）孙武的比喻是：“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其中的关联和细微差别,需要仔细揣摩.
形与势的关系,是正与奇的关系.孙武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奇正相生,可以制造出无数优势.五音可以变化出无数音乐,五色可以变化出无数图案,五味可以变化出无数味道,战争之势,也可以产生如此效果.造势的目的,是掌握战争的主动性.“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释）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造势可以战胜敌人,包括以假象（形之）迷惑敌人,以诱饵引来敌人,以小利调动敌人而以重兵伏击敌人.在人和势的关系上,打仗要靠势来获胜而不是求于人,依赖势打仗,就好像从山顶转动滚木雷石一样.
所谓虚实,就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使形势转化为战斗力.孙武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其核心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方面可以采用多种手段,使敌方的优势转化为劣势,使自己的劣势转化为优势.把敌方由逸变劳,由饱变饥,由安变动.尤其是“出其所必趋”,准确打击；“趋其所不意”,让对方想不到.李世民认为《孙子兵法》的精华在《虚实》,原因在于,人人都知道避实击虚,但上了战场却鲜识虚实.可能也是出于同样担忧,孙武对虚实的论证要比其他篇章更具体,如：“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孙武特别强调“我专而敌分”,即分散敌方兵力,以众击寡.“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还有在作战地点上迷惑敌人,在作战时间上调动敌人,等等.这样,敌人虽近,却难以救援；其兵力虽多,却无益于战.归纳起来,所谓虚实,就是把不可为的“形”变为可为的“势”.“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形势和虚实的结合,可以把兵法用活.“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就像五行的相生相克、四时的消长变化一样,战略的活用,可把战争变成艺术.
战争的策略及其运用
战争的艺术是复杂的,更是多变的.在《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各篇中,孙武对战争的艺术性有着多方面的发挥.
孙武认为,用兵之法最难的是军争,而军争的关键是“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现实中我们常常会观察到,捷径走到最后,其实是弯路.但是,在开始选择时,捷径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真正掌握了迂直关系,才可做到“后人发,先人至”.以行军速度为例,带着辎重行军,则行进缓慢；而提高速度,则要放弃辎重.如果一味求快,日行百里,只能有十分之一的兵士赶到,三军将领被敌方俘虏；日行五十里,可以有半数兵士赶到,先头部队将领被俘；日行三十里,则三分之二兵士可以赶到.这就需要权衡利弊,恰当安排行军路线和速度.军争需要将领充分掌握相关信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鄉导者,不能得地利.”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利用计谋、利诱、兵力集散变化等方式,准确把握迂直关系.“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在军争中,要善于运用旌旗金鼓信号系统,做到“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将领要善于治气、治心、治力、治变.“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所谓治气,就是掌握敌我双方士气状态（曹刿论战就是典型事例）；所谓治心,就是掌握双方士兵心理状态；所谓治力,就是掌握双方士兵体力状态；所谓治变,就是掌握双方战局变动状态.在具体作战中,还要根据地理、气候、战阵的相关信息,注意用兵的禁忌.“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这些禁忌来自于长期的战争经验总结,即不要仰攻高地,布阵背向高丘面向开阔地,佯败之敌不能追,精锐之卒不能攻,小股饵兵不能吃,归国之军不能挡,围困敌军要留下缺口,陷入绝境之敌不能进逼.
在行军和驻扎营地的选择上,《行军》分析了四种地形的利弊,山地扎营,要“视生处高”,前有开阔出口,占据制高点；渡河扎营,要远离河道；沼泽地扎营,要依水草而靠树林；平陆地扎营,要右背高峻而左前开阔.特别要注意有六种绝地,驻军必须避开.“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这六种地形,基本都是裂缝陷坑类型.凡是驻地旁边有“险阻、潢井、蒹葭、小林、蘙荟”等障碍草丛灌木,容易有伏击,需要谨慎搜索.对敌营的观察,孙武一口气写出了33种迹象,作为判断敌方动向的依据.仅仅以道路的尘土而言,尘土“高而锐”是有车来,“卑而广”是有徒来,“散而条达”是樵采,“少而往来”是营军.有兴趣细究者,请参考原文.
关于地形,孙武在《地形》篇中列举了六种,“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通是通达,挂是易往难返,支是进退两难,隘是出口狭隘,险是高下悬殊,远是距离较大.这六种地形,在驻军打仗时有不同的对策.如挂形,敌无备则出战可胜,敌有备则不能出战.“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在《九变》中,孙武指出了将领的五个致命危险.“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在这里,必死之志,求生之念,廉洁之节,爱民之心,一般来说都不是坏事,为何孙武把这些列入五危?孙武并不反对这些品行本身,他要求将领警惕的是这些品行引发的偏执.兵凶战危,灵活性居于第一位.一旦“必”字当头,难免刚愎自用.正因为这些品行中有不少得到人们的赞扬和肯定,所以才需要格外警惕.
将领平时训练不当,组织不力,会导致“六败”.“凡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驰；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指挥不当导致以一击十会产生逃兵,士兵蛮横军官软弱会纪律松弛,军官蛮横士兵孱弱会陷敌包围,军官逞一时之忿擅自出战导致战阵崩溃,训练不严吏卒无常导致战阵混乱,统帅不能料敌以弱击强导致败北.所以,平时的组织与训练十分重要,军官与士卒的关系也十分重要.“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归结起来,孙武总结的制胜之道是：“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根据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局势,孙武按照主客关系,把用兵之地分为“九地”,包括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氾地、围地、死地,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用兵方法.此处从略.人们所熟悉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以及“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就是出于这篇.《孙子兵法》还有两篇作战特种技术的论述,一是《火攻》,一是《用间》.此处从略.
总体来看,《孙子兵法》在中国古代兵书中首屈一指,后来的兵书,不过是给它注释解释而已.然而,军事和工商有着性质的区别,军事以征服为目标,工商以交易为基础,所以,古人基本上没有认为《孙子兵法》可以用于指导工商经营的.但是,古代兵法的分析框架,孙武两两相对的思辨方式,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进展影响极大,对道家、法家、纵横家都有渗透.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兵法有它的一席之地.不过,从“军用”向“民用”的转变,需要有一个创造性转化,从对抗性思维转向交易性思维,剔除把竞争对手当作敌人的成分,尤其是要防范把利益相关者敌对化的倾向.当代对《孙子兵法》的重视,有可能为实现这种转化开辟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