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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悠久,文体种类也极为丰富.不同的文体,语言、结构、体式、表达、题材、格调等互不相同.古人也有强烈的文体意识.早在三国时期,曹丕就曾说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也说：“文辞以体制为先.”他们都对文体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古代作家在创作时,会有意识地选择恰当的文体,以更好地表达思想、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写作目的.
既然如此,在阅读古典文学的时候,读者亦应有鲜明的文体意识.面对诗、词、曲、散文、小说等不同的文体,显然应有不同的接受模式,如此方能更好地接受、解读、阐释作品.反之,若缺乏文体意识,阅读就容易千篇一律,不能真正地贴近对象的本质.若是文体相差较大,这个问题尚不明显；若是文体比较接近,问题就比较突出了.
在某种意义上,“写什么”对作家固然重要,而“如何写”就更为重要.我们要关注作品写了什么,更要关注它是如何写的,这才是鉴赏的重点所在.不同的文体,设置了种种不同的规矩,以提醒、约束作家如何表达.这种不同并不仅仅在于外在体式的不同,更多、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文学精神.不同文体、不同类型的作品,有不同的读法,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读者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目的是培养审美、鉴赏、分析与评价作品的能力.如果缺乏文体意识,显然不利于这些能力的培养.像有着血缘关系的诗、词、曲,由于文体类似,读者在接受中文体意识缺失的问题就更严重.本文针对此,试对文体间的不同展开讨论.
二
诗、词、曲同属韵文,属于广义上的诗歌,同时又有各自的文体特征.我们有时虽然也会注意到其中的区别,如词有词牌、句式为长短句,形式与诗歌不同,但对文体间真正的不同并不在意,甚至可以说并不明了.无论面对何种文体,鉴赏模式并无本质区别,总是背景、意象、意境、修辞、技法等,根本不涉及对象的特性.如此这般,仿佛诗、词、曲完全是一种文体,那么它们在文学史上何必独立存在?我们读诗、读词与读曲又有何区别?又如何体验不同文体的独特美感?
这种对文体有意无意的忽视,自然会造成鉴赏的不到位.如果独立分析一首作品,诗也好,词也好,曲也好,若是写情,则常说直抒胸臆、托物言志等；若其中有景,则张口即是“情景交融”；若是咏史,借古讽今、深沉的历史感等话语又极为常见.若是论及语言,则无非优美、动人、流畅等.这样的赏析当然不能算错,但过于套路化、表面化.实际上,即使同是写情,诗与词并不一样；同是咏史,同样采用借古讽今,词与曲也不一样.
至于诗、词、曲三种文体的差别,形式上固然很明显,而更多的表现在内部,这才是本质的不同,是我们在鉴赏中所应特别注意的.
从美学风貌上看,诗体典雅、庄重,而词体委婉、柔媚.明李东琪谓“诗庄词媚,其体元别”（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见解极为精辟.这里可将杜甫《羌村三首（其一）》与晏几道《鹧鸪天》相比较.《羌村三首》云：“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鹧鸪天》云：“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杜诗写战乱之中的夫妻相逢,风格浑厚沉郁.晏词写自己与早年相识的歌女重逢,风格则婉约娇媚.尤其“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本是从杜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化出,而二者风格之差别极为明显.与诗词相比,曲体则显得通俗质朴.如关汉卿《沉醉东风》写离情别绪：“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明白如话,浅近通俗.
从风格上看,诗体直白含蓄皆有,词体更重委婉,曲体则追求直率.词如柳永《八声甘州》云：“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干处,正恁凝愁.”由人到己,又由己到人,婉转动人.即使是豪放之作,笔法也崇尚曲折,忌直露.如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即深沉蕴藉,非一般粗浅之作能比.曲体则最忌曲笔,反以明快显豁为美.如王磐《朝天子·咏喇叭》云：“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自然酣畅,可谓直率.
从语言上看,诗体语言典雅,从词到曲则显示出口语化的趋势.比如写孤独感,杜甫《登高》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而李清照《声声慢》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像开始的叠句以及“怎生”“这次第”这样的语言,在诗中尤其是近体诗中,就不多见.至于曲,则大量使用口语.试读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也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葫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再读关汉卿《一枝花·不服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其口语化的特色极为明显.
由此可见,即使是较为接近的诗、词、曲,其文体间的区别也很明显.同一作家,从事不同文体的写作,会有意识地区分主题、内容、情调.如南渡之后,李清照目睹国土沦丧,痛恨当局苟且偷安,希望能够恢复中原,作有《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作者表达对历史、人生、现实的认识与体悟,慷慨激昂.而在《武陵春》一词中,李氏写道：“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里所写更多的是一种深沉的悲苦之情.诗、词之别,清晰可见.我们在鉴赏作品的时候,自然就不能采取固定的模式,而应注意其文体特征,挖掘出各自的独特性.三
关于作品鉴赏中的文体意识,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在某一文体内部,又有更细的文体划分,则“小文体”间又有区别.刘勰《文心雕龙》曾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其区分就相当细微.在诗歌中,《诗经》和《楚辞》不同,乐府诗和文人诗不同,古诗和律诗不同.同时,四言诗和五言诗不同,五言诗和七言诗又不同.在文章中,骈文、散文各有不同.在散文中,哀祭、尺牍、碑志、序跋、杂记等,也各有不同.在赋中,大赋、小赋、文赋、律赋,同样各有不同.同时,某一种文体,在不同的时代,其特点也会有不同.比如诗分唐宋,自南宋 至今众说纷纭.钱锺书《谈艺录》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二家所云可谓真知灼见.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唐宋诗风之不同即由此决定.若以花作比,唐诗如牡丹而宋诗如梅花,前者丰腴而后者瘦劲.若以景作比,唐诗如天然山水而宋诗如人间园林,前者具自然美而后者具人工美.那么在鉴赏中,显然鉴赏的方式、关注的重心都会有区别.如果拿同样的评价方式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那么既不能给予作品以准确的评价,也不能贴近作品的本质.
二是文体间的渗透.不同文体各有特色,但也并非壁垒分明,而是互相借鉴、互相影响,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常见.我们鉴赏时,对于这种现象,就应注意其中的新变.比如宋词有“以诗为词”“以赋为词”“以文为词”,即属此类.辛弃疾词即是“以文为词”的代表.“以文为词”的内涵也很丰富.如辛氏《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是对话体,对词体来说就是一种革新.再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云：“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种句式较为松散,语意连贯,意脉流动,不同于传统诗词意象密集、结构跳跃的语言特点.又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云：“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作者运用典故,告诫执政者要铭记历史,不要草率从事,以免重蹈古人覆辙,落得“仓皇北顾”的下场.这实际上是在发表议论.词体本多抒情,在词中议论说理者甚少,自稼轩起始突破常规,大发议论,将本应该写入散文的内容置于词中表达.诸如此类,如果我们不加注意,只是按常规分析其字、词、句、典故、结构等,显然就不能真正读懂作品.
其实,不仅古典文学的鉴赏需要文体意识,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鉴赏同样如此.应该说,这是文学鉴赏中的一个普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