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学位观

学识与声名沛如钱钟书,是不是博士其实并不重要.但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社会的势利与一般世人狭隘的视阈,可能多少会让以“学士”之身回国的钱钟书感到郁闷,这些郁闷的集中发泄是在《围城》之中.

《围城》所描述的三十年代的民国,正是钱钟书出国时的背景.方鸿渐以学中国文学的身份游学欧洲几年,兴趣很广,心得全无,什么学位都没拿到.回国前遇到了烦心事：

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谓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道头衔无用,决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代.过几天,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钱钟书发挥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钱钟书似有切身体会.为了应付父亲和岳父的虚荣心,方鸿渐无奈辗转从爱尔兰人手中买了个所谓的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后来方鸿渐与唐晓芙谈到留学时说道：“唐小姐,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显然,这些话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钱钟书的观点.

除在《围城》中集中表达了自己对学位的看法,钱钟书在其他著作及不同场合也多次谈及.在《谈艺录》中,他对学业与举业,多有议论：“古代取士有功令,于是士之操术,判为两途.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终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矣.人或偏废,而事常并行.”（《谈艺录》,第35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他还认为,不管是用朱注《四书》取士,还是其他文本,只要和功名考试联系起来,就会变俗：“官学功令,争为禽犊；士风流弊,必至于斯.即使尽舍《四书》朱注,而代之以汉儒之今古文经训,甚至定商鞅韩非之书,或马迁班固之史,若屈原杜甫之诗骚,为程文取士之本,亦终沦为富贵本子、试场题目、利禄之具而已,‘欲尊而反卑之’矣.”（第359页）可谓一针见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获得美国博士学位,回国后钱钟书笑着对其说：“这下好了,你‘痘’也出了,可以安心读书了.”（黄梅《和钱钟书先生做邻居》,《钱钟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7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这是他延续在《围城》里的一贯看法.

从钱钟书的著作以及言谈可以看出,他认为所谓博士及其论文根本不必过于重视,真正有学问的人,有学术价值的书,都不是因为是博士才会出现,学位与真正的学术是两码事.出过洋,拿到学位,增强了“免疫力”,获得了一个进入较高领域的通行证,受到一定的学术训练,也就可以了.他极其讨厌那些没有真才实学而徒有博士头衔、喜欢到处招摇炫耀的伪学者,学位在他们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在钱钟书的学位观念形成上,他早年海外求学的那段经历,显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钱钟书的学位观也表现在他归国之后的一些行为中.1938年,钱钟书从欧洲还没到国内时,已经应聘清华的教职（联大同时发了聘书）.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一年之后,他又转往位于湖南的国立师范学院.而这两所学校,“海归”所占比例都不小.西南联大与国立师范学院里的“海归派”,对钱钟书应该是有影响的,至少直接影响了他创作的《围城》.西南联大成立时,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只有23人未曾留洋.即使是国立师范学院这样很不起眼的高校,虽然学生很少,但“海归”教师也不少.如,院长廖世承是美国勃朗大学哲学博士,虽然廖院长与钱基博是至交,可与他儿子钱钟书关系却不太好（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第9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教务主任兼生物学教授汪德耀是法国巴黎大学理学博士；英语系教授汪梧树是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教育系主任孟宪承是华盛顿大学硕士；教育系教授罗睿是美国希腊古大学教育硕士；谢承平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王克仁是留美教育硕士；高昌运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等有趣的是,钱钟书进入国立师范学院后,他与父亲钱基博成了英语系与国文系职位最高而学位最低的人.两人同是系主任,钱钟书只是学士,而钱基博什么都不是.但父子二人在学院里的威望还是非常高的.在这样一个虚名林立、名不副实的小环境下,钱钟书怎能淡然处之呢?吴忠匡说钱钟书在国立师范学院时,看不起那些所谓的教授.（《记钱钟书先生》第131页）已经被许多人公认的是,国立师范学院里的人与事,后来多被写进《围城》里的三闾大学.据当年曾就读国立师院的陈思卓先生回忆,学校曾聘请两位美国籍博士来教授英文,钱公认为这事为何不先征得他这个系主任的同意,因此不予接纳.校长说：他们都是博士啊!钱公说：博士又怎样?博士究竟算得了什么!于是便把他们两人都请来谈话,大考了他们一阵,弄得这两位洋教授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于是钱公说：“只有这么一点水平,配做教授吗?只能做学生呢!”这两位洋人只好卷起行李怏怏离去了.结果廖世承校长也弄得十分尴尬.（刘衍文《漫话钱钟书先生》,《钱钟书研究集刊（第二辑）》,第102-103页,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1949年后,钱钟书自己也没料到,他也被当起研究生导师,带起研究生.1949年8月26日,抵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钟书教什么课我已忘记,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我们仨》第123页）即使一年后调任进城翻译毛选,他仍兼管研究生,每周末回清华指导他所负责的研究生,直到毕业.但如今敢自言是钱钟书研究生的人几乎没有.据许渊冲说：“在清华教书时,钱先生还指导过一名研究生,他就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黄爱（雨石）.”（沉冰《许渊冲眼中的钱钟书》,《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钟书在一起》,第237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黄雨石确实是钱钟书的研究生.他毕业后也来到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给老师打下手.他说：“说来惭愧,我真不配做钱钟书的学生,钱先生却百分之百地有资格当我的老师.”（《听杨绛谈往事》,第255页）

与钱钟书曾同在一起工作的郑永晓在回答钱为何不招研究生时说,“钱先生有言,先把《说文解字》读通了再考研究生不迟；字都认不全,读什么博士?”（潘小松《钱钟书先生轶闻》,《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钟书在一起》,第325页）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钱钟书似乎带过博士生,应是“博导”.可以确定的是,钱钟书带研究生的时间不长,他本 ;人很不愿意带研究生.1985年刘永翔去三里河拜访时曾问及是否带研究生,他干脆地回答：“不带.研究生不是害你的,就是借你的名字卖野人头的.”（刘永翔《我与钱钟书先生的翰墨缘》,《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第1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先生早年未读博士,晚年却有海外大学主动送上门来.1979年访美归来后,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等大学都要求授予其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邀请他赴美讲学.张炯回忆说,钱先生在哈佛大学演讲,他的典雅英文和生动演讲内容赢得了哈佛师生的崇敬.之后,哈佛大学给他寄来要授予他名誉博士的通知,由于没有接到回信,对方以为他没有路费,又汇来3000元美金,也被他原封不动退回了.（《风范长存烛照学界——社会科学界部分学者追忆钱钟书先生》,《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2日）1981年,普林斯顿大学曾以荣誉文学博士头衔和薪金之外另赠四千美元价值书籍为饵邀钱钟书前往讲学,先生辞却了.（《钱钟书评论》卷一,第303页）

（摘自2013年3月13日《中华读书报》,原题为“钱钟书为何不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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