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1915年,袁世凯颁布《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重定教育宗旨,该宗旨既包含积极的正面建设,也有消极的除弊.结合《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的内容来看,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具有继承性、务实性和兼容性三个特点.如果抛开政治成见,抽离其中的政治水分,单从技术层面来看,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中也有可供后人汲取的思想资源.
关 键 词 ：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164-03
学界关于袁世凯教育思想及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时期,而民初袁氏教育思想及其活动一般被看做为其复辟帝制张目,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注意到民初袁世凯在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1］惜乎语焉不详.本文拟以1915年袁世凯颁布的《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以下简称《要旨》与《纲要》）为中心,主要立足于技术层面,以其重定教育宗旨及教育思想的特点两个方面对民初袁世凯的教育思想略作探讨,以期增进对民初中国的教育以及袁世凯思想的若干面向的认识.
一、重定教育宗旨
1915年1月,袁世凯政府从政治统治需要出发,颁定《教育要旨》,规定教育宗旨为：“爱国（诚心爱国勿破坏）、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 次月,袁氏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其中申明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之实用.”［2］
袁世凯将爱国放在首要位置,有其特别的时代语境.庚子之役中国的惨败及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民众心目中每况愈下,革命的合理性与日俱增.民国建立以后,万事更新,社会需要安定,然其时的社会氛围却是“破坏之说,虽不如往时之冲口而出,而遇有一事刺激其脑筋,关系其利害,则必凭其气意,极图抵抗等若必将当前之秩序,一切之机关,进行摧毁而破坏之,而后乃快其心.”［3］(P246)袁氏将社会风气趋于激进的根源归咎为时人爱国心的薄弱,故把“爱国”放在教育宗旨的首要位置.
“法孔孟”在恢复清季的“尊孔”之外将孟子与孔子并列,袁氏认为彼时仅以孔子之“仁”不足以济世.他将清季比作孔子所处之“衰周”,而把民初比拟孟子生当之“战国”,孟子所处的战国“处士横议,生民倒悬,尤甚于春秋,故专言仁不足以救其失,而必兼言义.”在次月袁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的乙部第一款中,他指出：“孟子开端即言义利之辨,因战国时人人竞利,乃反复言义以约之,正与今日人心知有权利,不知有义务责任,后先一辙.故尊孔并应尚孟,以其时代俗尚相近.”［3］（P257）孔孟儒家思想注重尽义务,而对权利相对看轻,而西方民权思想注重伸张个人权利,故袁氏用“法孔孟”来消解西方民权思想给其时中国社会带来的消极后果.
“尚武”、“崇实”主要凸显富强功能,以因应时代的需要.尤其是欧战的爆发,使得尚武、崇实更有必要.以练兵起家的袁氏则从身强、民强到国强进行申论.他说“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民之身；民之身何以强,强于尚武.尚武之道分之为二：曰卫身,曰卫国；合之为一,卫身即卫国,卫国即卫身也”［3］(P220).也就是说,尚武不仅是朝廷的责任,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对“崇实”的理解袁氏比之晚清亦进一步.清季之“实”,主要限于“物质之实”,侧重于形而下层面.袁氏所谓的“实”不仅包括“物质之实”,他更强调的是“精神之实”,在他看来,“物质之实”只是厚生之道,“精神之实”才是“立国之大本大原”,他说“世界之进化,实物质与精神互为鼓荡推移” .［3］(P248)
“重自治”一方面是针对中国传统社会官治教育的弊端,明确教育趋向,养成国民自治精神,“使人人知求学系造就本身能力,用以开发社会无穷事业,非仅供官吏一部分之用.凡从前入学专以干禄之恶习,切宜破除,以养成国民独立之精神”［3］(P258) .后在1915年12月袁世凯颁布了“官吏不得兼充学校校长及限制兼任教员办法谕”以杜绝学生攀援官吏之教员的科举恶习.另一方面,“重自治”也有配合当时地方自治的要求,不过,他更认为自治的主体是“人”.他说：“今人皆知地方自治,不知地方者,受治之客体,其主体仍在乎人,未有人人不能自治而地方可以自治者.欲求人之能自治,必先求人人各有自治力.其力维何,一曰自营,一曰自助,要莫不皆由教育养之.”［3］(P250)清季地方自治实际上主要是地方与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袁对地方自治的理解主要着意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的目的是想通过人的自治以实现地方自治.
前述各项实为正面的积极建设,而“戒贪争”与“戒躁进”则为消极的除弊.自西方进化论被严复译介国内之后,时人皆知竞争是国家进化的必由之道.袁世凯认为,竞争分“有责任之竞争”和“无责任之竞争”,“无责任之竞争” 即贪争,其后果是国家退化,故他呼吁“有责任之竞争”即文明竞争.所谓“有责任之竞争”是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各称其职,只有此种竞争方可使国家进化.“戒躁进”主要是针对民初世风激进化的规劝.
袁氏教育宗旨中,“爱国（诚心爱国勿破坏）”是总纲；“法孔孟”是建立共信以培养立国精神； “重自治”、“尚武”和“崇实”是强国之道,“戒贪争”和“戒躁进”是针对时下世风的规劝.其中“爱国”、“法孔孟”、“重自治”、“尚武”和“崇实’属于积极的正面建设,而”戒贪争”和“戒躁进”则是消极的除弊.“爱国”、“法孔孟”注意到历史性和民族性；“重自治”照顾到当下的地域性；“尚武、崇实”因应时代性；“戒贪争”和“戒躁进”则是针对具体的时弊,七者涵义明确、具体,易于贯彻.
二、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的特点
1.继承性
中国传统向来主张政教合一,政治与教育融合无间,一切政治皆含有教育作用,教育亦为一切政治之源,只不过政治立足于整理现在,而教育在于规划未来.清季袁世凯的教育思想明显侧重于富强功能,然民初的中国处于一个古今中外各种时空要素杂陈并存的时代,社会秩序紊乱,人心涣散.袁氏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教育思想显然更强调其整合功能.在继承清季“尊孔”主张的基础上,他提出“法孔孟”,注重道德教育,这显然是中国传统注重道德训育的一贯思路.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相当看重,故传统教育一向注重德育,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袁世凯继承了中国教育注重德育的传统,在德育的内容上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主,在儒家思想一系又强调陆王心学的训导作用.其《教育纲要》中“教育要言”的规定,“中小学教员亦研究性理,崇习陆王之学,导生徒以实践”［2］.他之所以强调陆王一系的儒学,盖此系注重尊德性,而程朱一系的儒学强调道问学.后来的钱穆在检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时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在建设.”［4］(P152)然心理建设的途径主要端赖于教育,而中国传统教育的长处恰好在于化民成俗,通过儒家学说去标准政治风俗礼仪从而范围人心,以期受教者不至作奸犯科.而西方近代新教育之目的在开发民智,灌输世界知识,揭示科学理法,以图自强,对于风化之隆污,则未甚措意.
2.务实性
袁世凯长期从事军政活动,其用人做事一贯务实.袁在《纲要》“总纲”中称“教育部前颁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实利、军国民、美感各教育,唯未标明实用主义”,故他强调“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之以实用以命令颁布”.由于务实,袁一贯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发展持稳健的渐进态度.在解释教育宗旨中的“戒躁进”时,袁氏提出救济之方是“渐进主义”.所谓的“渐进主义”有两端,一是“国家政治,宜渐进而不宜躁进也.夫政治自有政治上之常轨,而躁进则或逸出于轨道之外”,二为“个人学术与出处宜渐进而不宜躁进也”.［3］P34民初袁世凯政府颁布的各种有关教育政策的法令中,渐进主义的趋向随处可见.因其务实,袁氏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更多地注意到技术上的可行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为了保证地方教育经费的独立,1915年《纲要》的总纲部分第五条规定“各地方固有学款,宜分别保存,不得移作他用,并将国家地方税款,查明厘定,确定学款支出范围,以防混淆.在两税（国税和地税）未分以前,暂照各地方习惯,以部款、省款、县款三种支配之”,［3］(P252～260)该条款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落实.据冯友兰回忆,民初河南省当时就设有一个教育款产经理处,由教育界推人出来自己管理,出入都不经过财政厅.［5］(P44)
3.兼容性
袁氏教育思想有对中国传统教育继承的一面,然仅有继承决不足以应付时局.近代以降,中国与西方在国家竞争中的不断受挫及欧战的爆发使袁氏在重视中国传统教育整合功能的同时,对其在富强层面的不足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富强层面,袁氏主要以西学为主,然也利用中国传统资源,如在《纲要》教科书条款中,主张中小学校教科书除编定者外,应读《国语》、《国策》,并选读《尚书》,以期养成政治知识.《要旨》中尚武、崇实、重自治的思想资源更多是外来的.在德育方面,他强调以我为主,同时也吸纳了欧美国家在德育方面的优点.他认为“英美民族高尚优美,故其教德利用感化主义.德国民性浑朴,故其教德利用严格主义.以中国现时社会人心论：教德之方,宜取法于德；以民性论,仍宜兼师英美,两派互用,庶可调和发达”.在教学方法方面,袁氏建议司教职者“一方宜用注入教育,造成为器使之人物；一方又宜用自然教育,陶冶其个人之特性”.［3］(P248～260)袁氏教育思想在德育、智育两个方面均吸收了西学的营养：在德育方面袁强调以我为主,以西为辅；在智育方面,主张以西为主,以我为辅.从总体上看,袁氏教育思想兼容了古今中西的思想资源,可以说是兼收并蓄,已非中体西用此一框架所能囊括.
三、余 论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要旨》与《纲要》被视为“与旧式思想相合”及“为帝制预备了一种手续”［6］(P26)而不再受人重视.此后,我国教育又陷于没有统一目标的局面.直到1928年,才由国民政府颁布以三义为中心的教育宗旨.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民初袁氏教育思想确实有为巩固其政治统治的目的,但假如抽离出其中的政治水分,勿因人废言,从技术层面审视,1915年袁世凯政府的《要旨》和《纲要》或可为后人提供些许可以汲取的思想资源吧!
［参考文献］
［1］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教育公报 ［N］.第9册,1915年2月.
［3］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冯友兰.冯友兰自述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