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外部环境的变化、供求关系的逆转,迫使中国的教育不得不进行转型,由原来追求数量增长转为致力于质量改进；在招生规模不再增加甚至还有所收缩的情况下,为社会提供更加“适销对路”的人才.
受教育者的理性选择
使中国教育面临危机
据媒体报道,今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128.2万人,仅比去年增加7000人,而往年考研年增长率高达22%.不仅全国范围内考研增长率大幅萎缩,上海、湖北、四川、广东等省市的报名人数还首次出现下降；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报考人数比去年分别下降了13.5%、11.3%、11.3%和8%.就连最负盛名的清华、北大,也不能免于报考人数下降的行列.
考研人数减少的主因是就业压力增大,大学生普遍认为“考研越来越不划算了.”当学生们付出时间、金钱读研,却不能得到期待的好工作时,考研自然开始降温.这种现象说明,高等教育的供大于求已经从大学本科延伸到了研究生的层次.当投入不再能够预期相应收益时,面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先知启蒙,当事人就作出了理性选择.
受教育者的理性选择使中国教育面临危机.作为培养人力资源的行业,30年来中国教育一直以扩大教育规模、提高适龄人员客观存在教育率为方向.这一思路隐含了一个前提：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高等教育将长期保持供不应求.但是,此种前提已经被高速扩张的高等教育现状所颠覆.据报道,去年大学毕业生的首次就业率不足60%,工资要求越来越低,有些甚至已低于农民工；预计今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外部环境的变化、供求关系的逆转,迫使中国教育不得不进行转型,由原来追求数量增长转为致力于质量改进；在招生规模不再增加甚至还有所收缩的情况下,为社会提供更加适销对路的人才.换言之,中国教育需要来一场“就业率革命”,紧紧围绕“提高就业率”这一中心目标,全面改造教育体制、教学方式和内容,改革报考、招生、毕业等项制度.
多种因素遮蔽了
高校对危机的敏感
高校是变革的主角,但它本身并没有足够的改革动力,因为多种因素遮蔽了它对危机的敏感.教育产业竞争既激烈,又不充分.不充分是因为胜负不完全取决于产品优劣,有多种因素介入其中.比如政府因素,例如被列入211、985工程的高校,能够获得和地方政府以及国家金融机构的巨额资金支持,获得多方面资源优势.对高校来说,自我包装、勤于打点,争取进入政府重点支持的名单,远比提供市场和社会需要的人才更关乎切身利益.在就业竞争中,政府支持及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这种支持所支撑的名校品牌,往往比人才产品质量本身更起作用.不改变高校的这种利益格局,不从外部环境入手,改革主体就不可能产生足够的改革动力.
首先,应该改变政府介入方式.可借鉴美国的经验,政府投入按人数逐年均摊到学生身上,而非直接投向高校.学生选择哪所学校,资金就随之到哪所学校；学生转校,资金也随之转移.这样,学生的选择将决定学校的收益,而学生的选择必然以自己的最大利益即就业前景作为依据,这将迫使学校不得不围绕“提高就业率”进行改革.
不仅如此,教育既承载着提供人才的产业使命,也是现代社会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管道.但这一管道,目前在中国因高昂的学费而被堵塞,即使政府出台再多扶助贫困生的政策,也似乎收效不大,因为关键的参与者,即上述政策的执行者地方政府和高校本身没有积极性.但是,如果改变财政教育投入的方式,就能兼顾效率与公平,打通被高学费所梗阻的阶层流动管道.
其次,用人单位应该介入高校改革,扩大定向委培的规模,改革其操作方式.当前大学毕业生之所以沦为就业竞争的弱势群体,供过于求固然是重要原因,人才不适应用人单位的需要也是重要因素.用人单位普遍不愿招收应届毕业生,而偏向于已有职业经验者.这似乎合乎情理,但如果考察应届毕业生与已有职业经验者工资要求之悬殊,从性价比来分析,颇有些不可思议.这只能说明,高校培养的人才与用人单位所需要的资源,实在相距太遥远.
片面追求学历的人才观,
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观念
目前社会上对人才的需求进入了一个误区,社会需求片面以文凭为本位,在用人时高度强调知识化,突出学历要求,各种机会均向有学历、高学历者倾斜.学历崇拜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用人观念和用人需求,教育领域中的问题是用人实践的要求与反映.这种需求上的误区,直接影响了学生及家长的人才观,造成了升大学、考研乃至读博成为青年学子的最高追求.于是,一些本不适合搞研究、做学问的人,纷纷登堂入室,坠入了高学历的深渊.
片面追求学历的人才观,影响人们的教育观念,并成为“应试教育”的驱动力,可谓是“罪大恶极”.生活中,高学历的负面新闻更是比比皆是.
2006年4月,南开大学根据公布的《关于超期未毕业博士研究生的处理决定》,决定对1997年以前入学的28名延期毕业博士生按结业处理.据了解,这些博士生的学习时间已经超过9年,成了名副其实的“延究生”,其中既有全日制博士生,也有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尤以后者居多.这28名博士生均已修完博士课程,但并未提交博士论文,达不到毕业要求.因此,依据2005年9月颁布实施的《南开大学研究生学则》中的规定,“在学校规定年限内,研究生修完培养计划规定内容,未达到毕业要求,准予结业,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南开大学对这28名博士生给予了上述处理.
同样,媒体披露的一则“博士生不抵工作经验”颇为引人注目：在杭州市举办的多场“高级人才招聘会”上,“博士学历不抵工作经验”的现象屡屡可见.除了一些大专院校的教师岗位要求硕士或博士学位外,大多数岗位要求的仅仅是“大专以上学历,3年以上工作经验”,这样的标准让那些刚刚走出十年“寒窗”的高学历者们大跌眼镜.这条消息,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深思.
文凭不过是受过某种教育或培训的凭证,如果持有人不能学以致用并创造价值,文凭不过是一纸具文.
一个人能否成功,学历并非是首要的因素.人才标准不是学历,高学历不一定具备高能力,低学历不一定结缘低能力；文凭不算人才,文凭本身也不必然等同于人才.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关键是看他能否胜任工作、创造价值.逐步扭转不合理的人才观和教育观,在全社会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观和人才评价体系,为素质教育的实施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已成当务之急.
高校变革了,
中学也要随之改变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技能型人才紧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因此,用人单位应该参与委培专业的课程设计,明确告之学校它需要掌握了哪些知识的人才；用人单位还应参与对毕业考核的设计,毕业生合不合格,在相当大程度上应由用人单位说了算.通过考生对学校的选择,在学校间掀起一场争夺委培项目的竞争,使学校竞相争取更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只有建立起这种动力机制,高校改革才能深入骨髓.
高校变革了,中学也要随之改变.在高校招生不再扩大的情况下,如果中学再以升学率为唯一目标、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显然极不明智.事实上,在独木桥之外另一方面是：康庄大道.近年来的多项调查显示,熟练技术工人是目前企业最急需也是最欠缺的人才,严重供不应求.
长期以来,中国的技工培养一是通过技校教育,二是靠在企业里面以师带徒方式培养.老师傅们身手自是不凡,但大多未接受正规职业教育,徒弟们亦步亦趋地学来,常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少了系统性的理论内涵.
由于历史原因,技校不被列入“大教育”范畴,不能从教育财政经费里分得“一杯羹.”多数技校所获有限的投入仅能勉强维持工资发放,山东省还有22所技校连这样的投入也得不到.而实际上技校的投资远大于普通学校,车床等实习设备和焊条等耗材不可或缺,一台先进加工中心达百万元,随着技术进步,设备也要不断更新.但多数县级技校和部分市级技校对25万元的数控机床也只能望而兴叹,因陋就简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打了折扣.
2005年11月7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当前我国就业和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两个大的变化,社会劳动力就业需要加强技能培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培养更多的高级技工,因此,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使我国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具有重大意义.
市场需求有了,关键是要让中等职业技能类学校面对真正的市场压力,形成产业动力；通过学生的自主选择,扩大各类中等专业学校、技术学校、职业学校的竞争力,扩大其规模和比重.
只有通过这种“就业率革命”,中国教育才能回归本位.
编辑：靳伟华
（感谢陆建明、沈建伟先生对本策划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