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书业与民营书业体制比较

[摘 要]　从政策资源、产权机制、决策机制、竞争机制、动力机制、风险机制和人事分配机制等方面,对国有书业和民营书业进行深入比较,由此得出一些国有书业与民营书业互补合作、和谐共存的有益启示.

[关 键 词]　国有书业　民营书业　比较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0)06-0043-05

所谓体制,是指结构,亦或组织制度.书业体制即是书业组织形式、管理制度、运营方式等的总称.国有书业体制与民营书业体制的核心区别在于所有制形式的差异.也正因为这一核心区别使得国有书业和民营书业在组织形式、管理制度和运营方式等方面表现出巨大差异.民营书业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图书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探寻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并与国有书业进行合理的比较研究,一定可以求得一些在新形势下和谐共存的有益启示.

本文比较的前提有二：一是因国有与民营书业的主要差异集中在出版产业链上游(即出版环节),因此比较也以此为重点；二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民营图书公司才能与国有出版单位进行“同质”比较.因为我国国有书业是天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态,而民营书业基本上都是从一家一户、一人一户、几人一户的个人企业发展起来的,所有者也就是经营者,也即是“两权合一”.规模的扩张和管理的提升决定了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书业的根本出路也是实行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此时,国有书业与民营书业才具备了可以比较的基础,也只有这样的比较研究在当今的市场条件下才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1　政策资源比较

国有出版单位的先天优势,一是来自于“审批制”的垄断出版资源,另一个则是单一所有制之下积累起来的品牌优势、品种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等,这是民营经济体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困扰着我国国有出版社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正是我们最引以为豪的“国有”身份：出资者单一,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出资人处于一个“虚拟”状态.对于管理团队而言,经营资产是国有的,职位却是被任命的(也即是不固定的),缺少能够代表出资人的监管力量,也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对于员工而言,在“主人”不到位的前提下,则意味着自己就是“主人翁”,企业就是大锅饭.由于所有者的缺位带来的管理者压力不够或者说责、权、利不明晰,在劳动、人事、分配上缺少自主权,大多数出版社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人浮于事,劳动效率低下,矛盾重重,行为短视.即使一些已经改制“完成”的出版单位,因为出资人仍是原国有上级单位或上级单位的受托人,使得其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因此我们看到,也只有一小部分真正利用好了先天优势,并积极创新体制机制的出版社能够利用先机,成为行业翘楚,如机械工业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

民营图书公司,由于没有先天的资源优势和合法的出版权,其竞争准入门槛高了很多,而且事实上哪怕今天他们仍旧担负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幸好我国关于“买卖书号”的定义与界定方式没有形成法律规范,否则这些民营公司将普遍面临割颈之灾.然而,也许正是生存的困境才能铸就超然的生存能力,尤其是上了规模的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民营公司,从一开始在体制上就克服了国有出版单位的弊端.他们产权十分明晰,要么是独资,所有者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原动力可想而知；要么是合资,合伙人之间共同成立公司,或者是由民营资本与法人单位合作,优势互补.公司在公司法的约束下,在共同的利益支配下,在董事会、监事会的制约下,既赋予经理人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和收益权,又必须得到全体股东的认可,公司健康发展的概率就提高了.他们已经从过往散、乱、差的个体经营状况中脱胎换骨了,如时代华语、湖南天舟、新东方大愚、盛大文学等,尤其是借助了科技和资本力量的民营公司,甚至已经在与国有出版单位的合作中取得了谈判的主导权.

2　产权机制比较

　产权是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等一系列权利的集合.产权的存在形式,总是通过一度规则来确定,从而形成产权制度.在产权制度的内部结构中形成的企业各利益主体之间,责、权、利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机制称为产权机制.它既是深层利益机制实现的依托,又是企业运行机制转换的契机.

国有出版社的所有权是国家,经营层拥有经营权,尽管产权的取得不需要个人甚至企业的投入,却因为不参与企业资产的收益分配而容易动力不足,尽管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实际上最多是完不成任务就换个岗位继续干而已.而民营书业的所有者,在企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负责任,说到底,赚的是自己的,赔的还是自己的,因此,即使是雇用经营层来进行日常运营,董事会还是会对企业的整体运行状况实质性地参与和负责.当然,民营书业取得产权的成本相对就高很多了,如土地、书号资源等.也正因为产权机制不同,形成了市场中两类主体不同的竞争形势,也注定了两种所有制的主体有着极强的互补性.

3　决策机制比较

决策是决定资源如何合理配置的过程.企业决策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决策体制、决策主体、决策方法等多方面因素,反映了企业的决策权限是如何划分与配置的,被分散的决策权在运用中是如何相互联系以及如何统一于企业的多元化目标的.

民营图书公司的决策依据是出资,资本占比较大的就有较大的决策权.这是比较合理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其决策结果也就能直接作用于更好经营结果的产生.而国有出版社的决策,是由只有经营权的经营层来代替国家行使决策权,而决策过程又受旧的行政体系的种种束缚,决策方法多样但效率较低.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市场行为的反应来看,民营决策效率往往高于国有的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民营由于是资本决定决策权,若资本的结构发生变化,或企业的经营状况发生变化,都会导致决策方式、决策结果和经营方向的巨大调整.国有出版单位因为有行政决策的属性和国有单一出资方式的稳定性,决定经营主业和经营方向的相对稳定.同样,从市场行为的表现来看,民营虽然决策效率高,但也更不稳定.

4　竞争机制比较

在市场经济运行和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过程中,经济主体之间对经济利益和有利投资领域的争夺即为竞争,这是市场经济中最显著的特征.竞争的作用,从微观上讲,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激发经济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的生机和活力,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从宏观上讲,能够优化配置社会资源,使有限资源流向效益相对更好的领域,提高社会资源的效能,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因此,企业应该建立竞争机制,确保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国国有出版社领导由于要通过法定程序来任命、晋升或免职,也需要通过经济指标和人事考核来决定去留,往往在市场竞争中顾虑重重,难以施展；而民营书业的股东往往是一股独大,企业的主要股东根本不需要行政机关或企业员工来考评,其市场反应速度和效率就高了很多,这就使得民营书业在获取信息、开辟稿源、维护优质作者、灵活使用各种经济竞争手段等方面占有相对优势.因此,在政策资源方面处于劣势的民营书业,市场竞争的优势反而更加突出.

5　动力机制比较

动力机制由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两个部分组成.动力机制处于企业运行机制的核心,对调动经营者和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起着关键性作用.

一方面,政府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激励与约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对国有出版社,政府始终掌握着它的最终所有权,政府与出版社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行政联系,它受到& #20102;来自多维权力束的行政约束.而且政府的多元目标要求也体现在国有出版社的目标中,使国有出版单位承担了本不应由经营主体承担的社会成本,成了制约其经济效益提高的原因之一.而在激励方面,政府通过出台各种方针政策,指引和掌控着国有企业的每一步改革.而且国有出版单位的激励机制中,精神鼓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与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简单,在没有政府任何直接控制的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和法律法规的健全而产生、发展并壮大.政府只能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其进行约束,而不存在像国有企业那样,靠企业外部组织机构来激励和约束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情形.

另一方面,国有书业和民营书业与市场之间的动力机制存在明显的差异.市场对企业的动力机制主要体现在公平竞争、等价交换、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和等方面.但由于国有书业与民营书业产权机制的差异,使得在同样的市场上,两者可能出现不同的动力效应.可以说,国有书业面临的是一个尚未形成或很不成熟的要素市场,对自身拥有的生产因素(如土地等,很多是通过划拨取得)没有处置权,对企业需求的主要经理人不能按市场法则取舍.这方面民营书业比国有书业发展得更好一些.民营企业面临的是一个竞争相对充分的要素市场,它对要素的获取、处置和对要素的安排都受到市场规律的激励和约束.当然,民营书业往往取得这些生产要素的成本就高得多.

6　风险机制比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存在,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面临着盈利、亏损,甚至破产的可能性,都必须承担相应的利益风险.

国有书业的主要风险表现为：产权不明晰带来的经营风险,如国有出版社不能大胆对外投融资等；企业领导的任免机制带来的团队稳定风险,如很多部委下属的出版社之所以发展不好,主要原因就是领导“走马灯”般的频繁更换,使得业务没有延续性；国有资产的授权关系带来的效率风险,正是因为产权关系不明晰,国有出版社的领导是以授权的方式经营出版社,也就形成了层层监管和层层审批的制度,这必然降低运营效率；以及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行政责任带来的成本风险,这决定了考核出版社业绩的指标并不是单一的经济业绩指标,而非经济的考核指标就直接增加了出版运营的整体成本.

民营书业的主要风险表现为：生产要素获取的成本风险和法律风险,民营书业没有划拨取得的土地或楼房,也没有书号资源,也享受不了教材出版退税、行政专项资金扶持等政策优惠,经营成本就相对较高.而且因为介入出版的行为永远摆脱不了买卖书号的阴影,也就为企业的运营永远背负上法律的风险；激励约束机制单一带来的团队稳定风险,物质激励固然能直接刺激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但也会因为来自企业外部的物质的刺激导致员工或经营层的流失；决策约束机制单一带来的决策风险,大股东是企业的决策者,没有相应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犯决策错误的可能性就很大；以及与政府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运营成本风险,例如,国家“一费制”和“学生减负”的政策出台后,最先受致命打击的就是那一批早期从事中小学教辅出版发行的民营书商.

7　人事分配机制比较

　出版社的负责人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如厅(局)级、县(处)级,个别的还是省(部)级.这些干部的选拔与任命,基本上参照公务员的选拔程序.这些同志有些是在出版单位成长起来的,比较熟悉业务,但相对缺少管理经验和市场经验；还有一部分是从党政机关派下来的,熟悉业务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在民营图书公司中,经理人一部分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一部分是过去从国有单位“突围”出来的.

在国有出版单位中,除了经理人选之外,副职的选拔也是由上级来决定的,这就从制度上造成副职只对上级负责,而不需要完全对主要负责人负责.这些副职如果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主要负责人一般情况下没有办法撤换副职,反而要和副职搞好关系,否则上级会认为他搞不好班子团结,甚至在年终评议时可以作为考核主要领导去留的依据.而在民营图书公司里,无论是个人资本还是合资公司,总经理绝不会挑选一个与自己配合不好的副职,也不会为照顾副职的情绪而影响工作.在国有企业中,副职的选拔着重考虑资历、年龄,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但在非国有的出版企业中,这些因素会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副职是否有能力是关键.

在国有出版单位中,特别是成立时间比较长的出版社,离退休职工多,辅助部门员工与业务部门员工比例不协调,干部年龄老化,出版社因此缺少竞争活力.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出版系统曾经强力推行过“三项制度改革”,指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干部任用上,实行“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多能少,干部能上能下”,但在推行中,阻力很大.在民营公司或者股份制公司中,这种困扰经理人的事情基本不存在.他们有条件用很简单的方法来处理被国有企业认为是十分复杂的干部人事与分配问题.机构可以设立也可以撤并,干部可以上也可以下,员工的流动相对比较宽松.

在分配方面,在上面的动力机制中也提到了,国有出版单位的激励约束机制比较多元,甚至比较重视精神激励.这一方面体现为报酬与劳动不直接成正比,会使物质激励的力度不足；但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了政治上、荣誉上和社会价值上的认可,反而会因为满足了更高层次的需求而促进团队的稳定.民营书业往往得直接将收入与业绩挂钩,这样直接的物质激励力度的确非常大,但也因为单一的物质激励方式,却降低了企业主要经营者和员工的忠诚度,他们随时会因为收入原因跳槽或离职.可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激励分配方式的变革,在国有出版社中也出现了绩效奖金、年薪制、期权、员工和管理层持股等长效物质激励机制；在民营书业中也开始进行职业经理人评比、信用等级等.尤其是出版社纷纷在体制机制创新的过程中,相互参与和相互融合的程度越来越高,激励约束机制日臻完善.

8　国有书业与民营书业体制比较的启示

国有书业和民营书业因各自所有制形式的差异,在上述多方面呈现出不同的优势和不足,这也证明国有书业和民营书业在我国市场经济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有着极好的合作机遇.九久读书人文化有限公司、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华章文化有限公司、湖北长江新世纪文化有限公司、湖北海豚传媒文化有限公司等都属于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成功合作的典型代表.

通过上文的比较,至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审批制”和“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决定了我国书业的主体是国有书业,坚持国有书业为主体的原则是文化体制改革成功和多种经济形式合作成功的基本保证.可以肯定,善于在与国有书业合作过程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民营书业,必定最有可能成为市场竞争能力较强的企业.国有优质资产、书号资源、国家政策资源等,是保证我国新时期文化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石.随着并购重组和上市融资等体制障碍逐步扫除,散、乱、差的小型文化企业,无论民营或国有,都将逐渐失去生存的条件.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民营书业,如新东方和盛大文学等,尽管在局部获得了谈判的主导权,但仍没有改变在出版业务方面对国有出版业的依赖.

第二,国有资本“部分民营化”是 增强国有出版社活力、提高运营效率的有效方式.尽管“民营化”一词是i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国有企业非国有化之后才逐渐广为流行,但第一次大规模民营化可以追溯到1961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曾于1961年及1965年两次出售大众汽车(Volkswagen)的国有股权,并使股东人数由50万人增加至300万人.英国的民营化逐步为西欧其他国家认同和仿效,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后跟进.上世纪80年代转型经济国家为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大规模推行民营化政策.股票发行、证券交换、发行新股、协议转让和员工认购股份五种形式是被采用得比较多的民营化形式,出版社也可以充分借鉴.例如,引入民营资本或公开募集资金改善产权结构、推行核心管理层持股稳定运营团队并吸引优秀人才、拿出部分与内容产业不直接相关的业态(如印刷、发行、物流等)与第三方进行资本合作并在保证专业化运营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监控等.

第三,收益预期和制度保障是国有书业和民营书业深入合作的结合点,合理测算和精心设计,一定能找出适合各自特色的合作之路.民营书业的人才优势、作者资源、书稿储备、运营方式及效率等,是国有书业艳羡的,而国有书业的平台资源、政策资源、社会公信力等又是民营书业难以企及的.任何项目的合作都是双方相互认可和相互妥协的结果,要真正能做到优势互补,一定是资本上的整合,也即是所有制形式的创新,通俗地讲,就是要变成一家人.相信只要收益总额高于单打独斗,而且能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民营书业的优质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国有书业靠拢,国有书业也能因此迅速提升市场竞争力.

第四,全媒体、资本经营、复合业态经营时代已经来临,国有书业与民营书业合作的领域更加广阔.从现在的市场情况看,在新技术、融资手段和复合业态经营方面,民营资本非常活跃.无论国有书业或民营书业,都要密切关注新技术的发展、新融资手段的创新和业态价值的有效转换.书业是内容产业,传统书业是将高端的内容资源转化成“参照印张定价”的低端纸质商品销售,盈利能力极弱.而资本市场、新技术领域、教育培训业、商业零售业甚至房地产业等,却因有效借助了智慧高度集约的内容产品而创造了更加强大的商业价值.因此可以说,我国国有书业和民营书业的优势互补和“双轨合一”才刚刚开始,文化产业的繁荣还大有文章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