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不能以“守夜人”来佐证政府干预经济的不合理性；政府干预并非完全基于市场失灵；好政府干预与坏政府干预是不同的；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不能完全替代；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岂止是干预；当代,政府不仅是宏观经济的调控者,而且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国家竞争力的培育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者；要处理好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行为的关系.
关 键 词：政府；市场；干预；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045．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1―0067―07
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二者的关系处理好了,经济就发展,社会就进步,相反,如果这二者的关系处理不好,则会给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带来障碍.本文试图结合历史和现实对政府干预经济及其在市场经济中角色的确立作初步探讨.
不能以“守夜人”来佐证政府干预经济的不合理性
一些人常引用亚当•,斯密的话“政府的角色是守夜人”来佐证政府干预经济的不合理性.其实,这是片面的甚至歪曲了亚当•,斯密的原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在论述“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时,曾指出“君主或国家”即政府有三种义务,简言之,第一种义务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1］234；第二种义务是：“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1］272；“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1］284.围绕着“君主或国家”履行这三种义务,亚当•,斯密着力讨论政府怎样组织收入,保证其经费来源：哪些由全社会的一般课税来支付,哪些由社会某特殊部分或特殊成员的课税来支付；应由全社会支付的,将用什么办法征税；政府通过举债办法合不合理等.这样的讨论表明政府为履行义务在筹集资金来源比如征税时,必须在政策上确立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实现“公允”和“公平”.亚当•,斯密曾指出：“国家为保护某一商业部门而开支的特别费用,如通过向该商业部门抽征适当的税来弥补,当不失为公允.例如,在商人开始营业时,征以小额的营业税,或更公平的,对商人从特定国家输入或向特定国家输出的货物,抽若干成特定的税.”［1］294在这里,亚当•,斯密阐明了在筹集资金来源以实现政府职能(义务)时必须区别对待,而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实际上也是政府的干预.再说,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也不仅仅是保安全.在论述君主或国家的第二种义务时,亚当•,斯密曾指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乏为前提的.富人的阔绰会激怒贫者,贫人的匮乏和嫉妒,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那些拥有由多年劳动或累世劳动蓄积起来的财产的人,没有司法官保障庇护,哪能高枕而卧一夜哩”［1］272.所谓“守夜人”也许来源于此,因为并没有发现亚当•,斯密在《富国论》中,有“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说法.但必须指出：他在论述富人的财产需要有司法官来保护时,强调司法权与行政权必须分离,司法权必须独立.“为使各国人感到自己一切应有权利,全有保障,司法权不但有与行政分离的必要,且有完全脱离行政权而独立的必要”［1］284.司法权与行政权必须分离,司法权必须独立,按亚当•,斯密的说法是为了防止腐败,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等.综合他对这个问题的长篇论述,其中包含着权力与义务相互制衡的意思,而权力与义务相互制衡是政府行为安排不可缺少的.所以,将“守夜人”仅仅理解为保障财产安全是肤浅的,不深刻的,不能简单地以此来证明政府干预经济的不合理性.
政府干预并非完全基于市场失灵
通常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其实并非完全如此.早在160多年前经济学领域就提出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政府必须干预经济.这一方面集中反映在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list,1789―1846)对亚当•,斯密“经济世界主义”的评论中.早在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这一著作中他评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世界主义”和“经济个人主义”.
李斯特指出：亚当•,斯密与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一样是个“经济世界主义”者,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所谓的“国家”指的是“全人类中所有国家”,在他那里只有“世界主义或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没有“国家的经济学”或“政治的”经济学.这表明亚当•,斯密研究的“国民财富”不是指某一个国家的财富,而是全人类所有国家的财富,而他所论述的财富的积累和分配也不是指某一个国家的财富的积累和分配,而是指全人类所有国家的财富积累和分配.这是因为亚当•,斯密与魁奈一样在研究问题时都假定“所有各个国家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有人说亚当•,斯密曾准备把这一著作献给魁奈作纪念,以表明他们学术思想的一致性［2］.亚当•,斯密在他的《实用政治经济学》中,曾坦率地说“我们考虑的范围可以是属于以族长为首的一个家族的经济利益,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原则所构成的是私人经济.但是属于整个国家、不论是对这些国家本身或与别的国家有关的那些原则,它们所构成的是公共经济.归根到底,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2］107.可见他研究的经济学是世界范围的经济学.
李斯特对亚当•,斯密“经济世界主义”的评论是：(1)必须把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区别开来,“因为现在人类还是不同的国家下互相分开的,各自在它共同力量和利益下结合在一起,各不相谋,而且与那些在天赋自由权的行使上彼此对立的其他同样的社会不同”［2］108.这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而且彼此之间是对立的.(2)亚当•,斯密所谓的“经济世界主义”是英国的出口贸易政策的理论工具.李斯特指出：“威廉•,庇特(当时英国的首相――引者注)是第一个清楚地看到对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理论可以如何加以适当利用的英国政治家,他常常随身带着一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并不是装装门面的”,而是“把英国的实际政策隐蔽在亚当•,斯 密所出现的世界主义的措辞与论据之下,目的是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2］307.(3)经济的世界主义抹杀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特点.错误地以“将来才能实现”的世界联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李斯特指出“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个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2］109.应当说李斯特的评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李斯特认为：“经济个人主义”只会关心到他自己的需要,不会考虑到后代的需求(充其量也不过兼顾到与他最切近的一些后果的需求)只有当个人结合成社会时,才能为“关系最远后代谋便利,作打算”,才能“为了后一代的幸福使这一代忍受困难和牺牲.”［2］144应当说李斯特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评论了“经济个人主义”的弊端.
李斯特对亚当•,斯密“经济世界主义”和“经济个人主义”的评论旨在强调“国家干预经济”,他指出：“历史这就向我们指出,限制政策并不只是出于凭空的理想,而是由于利益的分歧,由于各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方面的争夺,也就是由于国际竞胜与战争的自然结果”［2］104；这就说由于存在着国家利益,对外贸易,需要国家干预.李斯特还说经济越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的干预必不可少.
李斯特是19世纪德国的经济学家.当时德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包括对外贸易)不如英国、法国,他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抨击亚当•,斯密的“经济世界主义”和“经济个人主义”,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是为特定的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
好政府干预与坏政府干预
在讨论政府干预经济时,瑞典经济学家克里斯特•,冈纳森(ChristerGunnarsson)和马茨•,伦达尔(MatsLundahl)根据他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存在“好政府”和“坏政府”的问题.他们在《好的、坏的和摇摆不定的政府形式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表现》论文(以下简称《论文》)中,以政府追求的目标的不同把政府区分为“好政府”与“坏政府”.所谓“好政府”就是追求财富的政府,所谓“坏政府”就是追求权力的政府.追求财富必须发展经济,故把“好政府”所在的国家称做“发展型国家”；追求权力必然产生对社会公众的掠夺,故把“坏政府”所在的国家称做“掠夺型国家”.发展型国家的好政府是“仁慈的社会保护人”；掠夺型国家的政府是利己主义的.他们认为不同类型的国家的政府对市场机制的态度不同：发展型国家的政府积极地利用市场机制；而掠夺型国家政府消极地利用市场机制.同时,不同类型的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程度及效果也不同.
《论文》引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妮•,克鲁格是(Anne,Krueger)的话说,“克服市场失灵的国家干涉主义的基本原理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第一,政府的目标是获取经济效率,包括增长；第二,没有信息成本、管理障碍或其他的执行障碍.”在假定的这两个前提下,政府的干预就能克服市场的失灵,就能成功,如果这两个前提不存在或其中的一个不存在,则政府的干预就要失败.《论文》指出掠夺型国家的政府干预不是真正愿意发展他们的经济,而是为了统治者、集团的利益.《论文》指出“权力和财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权力的目标是积累财富,财富的目标是获得地位和尊严,地位和尊严是权力的主要象征”这就是说在这样的国家发展经济是统治者获得地位和尊严,也就是对权力的贪婪.《论文》指出：政府对社会公民的掠夺是建立在寻租机制的基础上的,寻租有三个层次,最重要的寻租发生在上层.所以政府的干预,政策的制定往往与寻租联系在一起.这样,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是低下的,因为寻租不额外创造财富,而是分配财富.《论文》分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获得信息是有成本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实行统治,缺乏决策.
《论文》也分析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存在着管理障碍,而产生管理障碍的重要原因是存在着官僚机构和局部利益.《论文》指出“官僚机制追求的目标因其有一定范围的改变而与政府的目标不同”.因为政府干预经济涉及各单位的利益,“单位之间的协调既要花费金钱也要消耗时间”,再说“政府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经济中的收入分配,这可能刺激私人部门采取某些措施来影响正在执行中的程序,而这一点计划者从未考虑过”,此外《论文》还提出“政府干预经济”还会产生“干预触发器”,也就是让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迫使政府采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这可称做“寻找干预”,寻找干预是一种非生产的“寻利活动”.
应当说《论文》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分析是深刻的.中国政府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的是让广大人民富起来,实现全面小康,是实实在在的发展自己的经济.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经济追求富足是无疑的.值得注意的是《论文》中指出的：如果存在着信息成本和管理障碍,即使政府有一个好的意愿,也会导致政策失误.
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不能完全替代
政府通常与政权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政府便是掌握政权的机构.政权机构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但在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离的情况下,不存在单一的政策制定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三者配合.对此,我们能够把掌握政权的机构称为狭义的政府,而把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既结合又分离的机构称为广义的政府.总的说来,政府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因而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称为“公共部门”.与“公共部门”相对立的是“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主要区别在于：“公共部门”权力的强制性和主管人事安排的选举制.
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一般的认为是“市场失灵”,而“市 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一是市场能实现效率问题,而不能实现公平问题；二是市场不能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要；三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通常认为,当“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干预的意义在于能提高市场机制不能实现的效率.政府干预有直接的途径和间接的途径.直接的途径有：将“私人部门”国有化,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制定实施特殊方案,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如居民住房)；收购“私人部门”提供的物品,以特定的方式转让给社会公众等；间接的途径有：采取特殊的税收政策,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进行财政补贴,为“私人部门”提供动力等.但,政府干预也会失灵,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是信息失真,决策失误,政策偏颇,传导受阻,效应抵消,而所有这些又与政府的规模、层次、传导机制、人员素质相关.“政府失灵”可能体现在全局,也会体现在局部,它在或长或短期间中发生,关键在于迅速发现,及时纠正.
在学术研究中,占主流的观点是：当市场失灵时,需要政府干预；当政府失灵时,需要市场调节,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似乎成了替代关系.其实,这二者不完全是替代关系：(1)政府干预经济不完全基于市场失灵,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政府为了增强民族经济的竞争力,抑制或减少外来因素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政府干预；(2)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没有能力干预或干预能力有限或不宜去干预.在这方面可举出的典型事例恐怕要算中国股市,中国股市连续数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投资者“怨声载道”,管理层也“千方百计”,试图振兴股市,可是仍未达到期望值,这表明：市场有自身的运作规律,不是政府出台政策能逆转的.(3)当政府失灵时,市场没有能力调节或能力有限难以起调节作用.在这方面可举出的典型事例要算美国加州大面积的停电事件.事件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产业政策上的偏差：在把“IT”产业视为朝阳产业的同时把电力产业视为“夕阳产业”,让市场去调节.但市场没有足够大的能量进行调节.结果还是只能由政府出面,反思过错,调整产业结构.(4)当资源短缺时,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都需要,在这方面可举出的典型事例要算最近中国部分地区出现的“石油短缺危机”.当这些地区出现石油供应短缺出现“油荒”时,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调节,则应与国际接轨大幅度提高油价,但这样做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利于经济稳定.出于有利于经济稳定考虑政府只好出面干预.这清楚地表明：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可相辅相成,一并发挥作用.从哲理上讲,需要只是表明它的必要性,但必要性要能够转化为现实性还要看可能性,有没有可能必须有多种因素的存在和配合.所以,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不能完全替代,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不是替代关系.
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岂止是干预
政府干预经济一般是指政府利用它的权力和政策,影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它的意义与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近似,调控也是一种干预.但,当代的政府不仅是宏观经济的调控者,而且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国家竞争力的培育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者.这样的角色表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不只是站在社会权威机构的角度对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失衡进行调控,而且它自身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员,参与经济活动,其活动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政府角色的变化和确立是当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决定的.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曾把市场经济体制区分为三种类型,即社会市场经济(以德国为代表),它强调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注重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自由市场经济(以英美为代表),它强调在经济活动中要注重发挥人的作用,倡导竞争,同时着力从法律上保护竞争者：社团市场经济(以日本为代表)它强调公司企业的作用,特别是注重发挥政府在扶持企业成长壮大中的作用.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有不同的价值理论支撑：社会市场经济基于经济人道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基于经济个人主义；社团市场经济基于经济集团主义.但当代社会经济的实践与教科书上的概括有较大的差距,在西方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结构的状态是：国有与私有并存、垄断与竞争并存、计划与市场并存、政府干预与自由经营并存,这就是说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国家干预经济.对此西方经济学家称做“混合经济”.西方经济学家对“混合经济”的解释莫衷一是：萨缪尔森认为混合经济是“国家机关和私人机关都实行经济控制”的经济,汉森把混合经济称做“双重经济”,即政府与私人企业的合体,加尔布雷思则认为混合经济是由“计划系统”与“市场系统”所组成的经济等等.但他们的共同点是褒扬“混合经济”的优越性,认为混合经济是社会化的经济,包括“生产工具社会化”和“收入与消费社会化”；能够通过国家干预、政府与私人的结合支配和控制经济活动,完善市场经济；能够使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结合起来；并认为“混合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将实行混合经济制度.西方经济学家对“混合经济”的褒扬自然是为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的.如果我们将国家、政府的阶级性存而不论,仅就这些理论的思维模式讲,可把“混合经济”概括为“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社会福利”这样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制度安排不是不可学习、借鉴的.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的英美的经济体制,已经不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由国家大垄断所控制和主导的混合经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自由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大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政府在竞争中起着组织者与推动者的作用.为了强化竞争力,政府能够反垄断,也能够不反垄断.这表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已经起了变化.
政府角色的变化和确立也与世界经济的进程、国际环境的变化相关.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人告诉日本人：市场机制是万能的,千万不要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但日本人发现美国人把“好果子”都吃了,在世界经济中怎样选择自己的立足之地日本人逐渐领悟到：要在世界经济中有立足之地,就要造就强大的出口产业,要造就强大的出口产业,政府必须扶持.于是日本的产业政策造就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新格局：政府不仅干预经济总量,而且干预经济结构.早先,韩国学日本,政府着力扶持大企业,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大企业的脆弱性又暴露出来,对此政府又采取了应急措施.不少生动的事例证明：政府角色的变化和确立,要随着世界经济的进程和国际环境变化,审时度势.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说“经济学是一种理念,是让人对周围世界与未来进程进行把握的思维框架”,“经济学并不能具体教人如何赚钱致富,但经济学都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致富之道”.这表明：政府角色的变化和确立与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息息相关.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客观世界,人们的期望也在变化.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主义深入人心,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值没有下降,反而不断提高；中国地大 、人多,经济发展不平衡,要靠政府协调,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滞后,要靠政府推动；中国人的一些观念受到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束缚,要靠政府以先进的文化、思想去改变.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角色的变化和确立.
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行为
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其含义无非是适应供求关系变化配置资源.供求关系的变化反映在的变动中,进一步说,也就是通过波动配置资源,波动决定于市场主体追逐利润的选择,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就是通过市场主体追逐利润的选择实现资源的配置.所以,供求关系――→波动――→追逐利润成了市场配置资源的理论逻辑.结合现实考察,所有的资源都能按这样的逻辑去配置吗
(1)配置资源必须开发资源,开发资源要靠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创新.当代推动科技技术发展的是科学家和其他广大科学工作者,但组织他们进行科学技术开发和创新的主要是政府,而不是追求利润的企业,因为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创新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收益,也有风险,而且需要较长的周期,这种状况的存在,只有政府出面才能承受、适应.
(2)配置资源首先要掌握资源.不是所有的资源都能够通过市场配置.如国防、教育、医疗领域中的资源就必须掌握在政府手中,因为由这些资源形成的产品具有公共性和集合消费性不能为排他的私人消费而生产,因而不能通过机制分配资源.
(3)资源的配置需要信息,信息的掌握筛选、比较、求真,必须在较大的范围内、权威的机构中进行.对此,必须由政府出面,因为一般说来只有政府出面才有卓识的远见和能量,才能有效排除干扰,突破对信息的封锁,才能克服各种局部利益的限制.
(4)实际表明所有的资源都通过市场机制配置,难以实现稳定和充分就业；因为有的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兴风作浪,弄虚作假,贻害于民；因为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源,也能够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我们这样讨论问题,不是要强化政府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而是要表明：在当代,市场配置资源,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也就是要靠政府组织开拓创新资源；要让政府引导实现资源配置效率；要靠政府维护资源配置的公正、公平.也就是让资源配置实现良性循环,在建立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为此,在资源配置中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持的.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国在什么条件下,让资源的配置市场化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假定条件是：资源是既定的,分散地掌握在所有者的手中；有完备的市场环境.而我国的现状是主要资源集中地掌握在国家手中,没有完备的市场环境.所以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一是要使资源产权多元化,二是要培育完备的市场环境.培育完备的市场环境首先是要让市场掌握在真正的企业家手中.而真正的企业家必须是德才兼备的经济人.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民营经济中的企业家中相当多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真正企业家的素质,他们在市场中不是履行企业家的职能,而是在琢磨怎样施展“拉关系”的伎俩,这与我国存在着“权力经济”相关,也与企业家的“出生”相关.所以,要优化资源的配置首先要培养合格的市场主体.这样的市场主体应当是对社会负责的、有理性的企业家,而不是那种贪婪的、眼光短浅的、只图吃喝玩乐的贵族和富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褒扬企业家的“利己”,鞭挞富人的“自私”：“利己”是“自爱”,不是“自私”；“自私”是贪婪.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有理性的企业家,不需要拥有权贵的贪婪的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