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后金融危机时期,受经济规律的自然作用,中美经济关系势必继续加深,双方必须面对金融、投资、贸易和货币方面诸多关键而迫切的问题.
主席于1月18日至21日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2010年,国际形势围绕中国发生了诸多变化,因此主席访美及其结果,成为众所期待的两大国双边关系风向标.对于此次国事访问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任何乐观或者谨慎的预测,都应以综合观察国际和地区形势及其深层动力为前提.
预计本次访问,双方涉及的内容都比较多.
就具体议题内容分析,美国作为东道主,会在议题设置上更加主动.在双边层面,美国关心的还是中国市场开放问题.奥巴马总统为重整美国经济,提出对外出口5年翻番的目标,但由于欧洲国家和日本这些传统贸易伙伴,都同样因金融危机而市场低迷,而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购买力与规模又有限,因而拥有13亿人口且购买力不断上升的中国市场,就成为美国出口增长的主要保障.此外,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升值,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自主创新政策,对美国技术优势的挑战和挟持国有企业等,也都会成为美国经济议题清单上的重要内容.其次,中国军事现代化将是美国的另一重大关切.此外,美国依然会在人权、等意识形态还有西藏问题上老调重弹.
中国对于议题的设置的首要关切应该还是台湾,希望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严格遵守相关政治文件的规定.关于经贸议题,中国还是会强调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希望美国放松对中国向美国出口和投资的限制,同时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另外,中国还会再次提出,希望美国在国内货币政策上考虑相应的国际责任,减少定量宽松政策的使用.
在多边议题层面,除了朝鲜问题,中美两国将共同关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改革的前景.其中中国的诉求,还是希望能进一步提升在体系内的话语权,而美国则会极力捍卫自身的领导地位.另外,如何塑造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国际气候机制、防核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也都会成为会议的内容.
中美经济关系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形式和内容之一.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合起来占全球经济的1/3,人口的1/4.中美还分别是前两名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美国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化的主导国家,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加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成为全球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在美国相对国力下降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与小布什政府单边、强硬、霸权色彩不同的以“软实力”和“巧实力”为核心理念的外交新战略,以达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以及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在这种战略背景下,受金融危机影响,近两年的中美经贸关系风云多变,跌宕起伏.2009年1月至11月是中美关系迅速升温的阶段.奥巴马政府力图“变革”传统的外交政策,打造温和的国际形象.对于中国,美国强调“致力于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遏制中国”,将中美关系定位为“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9年11月至2010年3月,中美关系转冷.从轮胎特保案开始,美国对中国产油井管、铜版纸、电热毯等出口商品启动贸易救济措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则是更重要的转折点.自此,美国开始不断采取行动,试探中国核心利益的底线,包括对台军售,会见,批评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在中国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批评中国的军事威胁,企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紧锣密鼓施压人民币升值等,使中美关系迅速陷入僵局.2010年3月至7月,随着美方试图修复紧张关系,中美间的接触、对话与交流逐步恢复与增多,中美经贸关系有所回暖.但自2010年8月起,受中期选举的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再次陷入紧张.因此,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曾任美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让两位领袖定义一些基本原则来指导我们的关系.”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美两国都提出经济转型的国内目标和政策,双方都试图减少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然而,受经济规律的自然作用,中美经济关系势必继续加深,双方必须面对一些关键而迫切的问题.
首先是金融问题.金融危机提高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相互依存度,为了应对危机和恢复经济增长,两国必须加强经贸领域的广泛合作.而今的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国,也是中国的第四大对外投资目的地,双方在经济上已形成了彼此依赖的利益共生关系.中国在危机过后仍在增持美国国债,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希望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以支持其经济刺激计划和高居不下的财政赤字.而中国也希望美国经济早日复苏,恢复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同时能保证中国的“美元资产”的安全,使这些美元财产不因为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政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及金融市场的变化,而造成贬值损失.
其次是贸易和货币问题.在金融危机后,美国面对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复苏.美国是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受到巨大冲击.振兴美国制造业是美国式的中心“政治任务”之一,因为,美国经济困难的主要表现是失业率居高不下,而除金融业外,美国失业的主要行业是制造业.而恰在2011年,中国的制造业将超过美国,这将是1894年美国制造业问鼎世界以来首次被超越.这一超越正好发生在美国重新重视制造业的背景之下,无疑又将严重冲击美国对华政策的心理基础.为了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美国必须刺激制造业出口,这就要求外国货币,尤其是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都要升值.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美国早已结束了国内辩论,结论是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利大于弊.就业问题是一个真正长期的问题,影响着中美在社会层面上的关系.曾任美国总统经济事务顾问的巴瑞博斯沃斯,在布鲁金斯学会2010年5月于华盛顿召开名为“美中在全球议题上合作”的座谈会上,曾经不加遮掩的指出,“在与中国就美中经济关系展开对话时,美国谈判代表和美国人应该集中关注就业问题,而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增加美国出口.”显然,美国政府只关心美国选民的失业问题,而不会顾及人民币升值会带来的中国就业萎缩的紧张形势.
再次是投资问题.美国在华投资,面对着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知识产权的保护等问题,而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也存在着市场准入问题,一些中国公司在美收购,遭遇政治障碍,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阻碍这些中国投资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许多政客都借助“国家安全”理由,为他们代表的利益集团、部门或行业和各地区,封杀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为此举行多次听证会,一些参加听证的有关人士带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和政治偏见,要求从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中国在美投资,使得中国在美投资的政治风险极速放大.美国的中期选举,经济问题主导选情,美国民众用选票明确表示,谁能恢复经济和增加就业,谁就会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获得优势.因此,在今后,为了寻获选票增长的新来源,美国两党均会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打开中国市场”和中国向内需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变,将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次新的挑战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