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从西方经济史来看,经济繁荣需要发展贸易.健康的市场环境是贸易的保证.需要政府明晰和保护产权.市场离不开政府的保护,而政府又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因此,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苏联的经济史证明专制体制对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经济繁荣不能无视政治体制的影响,政体对于发展经济是必须的.但是政体形成的众多分利集团会损害经济发展.因此共容利益是与经济间的关键因素.
关 键 词 ：市场；政府；体制；共荣利益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013-02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经济学中一直非常微妙.亚当斯密强调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资源可以达到最优配置.但是经常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于是政府进行干预.然而政府过多地干预会扰乱甚至扭曲市场.关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我们仅仅研究这两个概念本身,远远无法认清这种关系的本质.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有各自的逻辑,各自受到其他某些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各自影响着其他一些因素.
本文试图引入更多的概念,从更大的背景中理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理出一条逻辑链.并讨论经济繁荣、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从中得出如下结论：经济繁荣不能无视政治体制的影响,政体对于发展经济是必须的.共容利益是与经济间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理想类型.戈兰诺维特（1985）认为经济行为是内嵌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行为背后体现的是交易者的社会关系.而且,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在经济生活中创造了信任.这里尚没有必要过早得出如下结论：社会关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我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提倡甚至强调社会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交易行为存在很多违规操作,强调社会关系会进一步形成利益群体.奥尔森（2007）指出,分利集团为本集团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并不关心社会总体的经济和福利,它们只关注狭隘利益.而且,分利集团只做短期的打算和投资,而不会进行长期的资本投入.所以分利集团阻碍经济发展.在一个并不规范的市场中,存在大量违规操作,如果分利集团再利用违规操作、彼此共谋、攫取利益,从短期看,必然损害中国经济发展,这种损害的后续效应尚且无法估量；从长期看,扰乱市场秩序、危害市场规范,甚至破坏法律,对于经济的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如果要从这种失序中恢复过来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诺斯（2009）通过考察欧洲中世纪的几个国家的成功或者失败的案例,表明贸易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面临马尔萨斯循环的时候,英国和荷兰通过发展商业和贸易,并且在此过程中发展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成功发展经济,摆脱马尔萨斯循环；而西班牙法国通过其他方式最终以失败告终.
交易需要在市场中进行.因为市场大大减少了交易费用,包括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一个大市场可以保证产品和销售条件的专门化.设立了永久性的交易所.从日常进行的大量的交易中逐渐形成了标准化的交易方式.因为这些标准的交易方式降低了谈判费用（诺斯,2009）.
贸易得以成功实施,必须法律制度作为保障：明晰产权的界定,并且可以强制保障合同的执行.登姆塞茨（1994）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他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明晰的产权制度可以形成一种激励和对未来的有效预期,激励资本向有更高收益的区域流动.基于产权而形成的契约,也必须有制度作为保证.如果没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合同无法被有力地执行,理性个人会通过不履行合同来获取利益,机会主义将会盛行.
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的,所以不论在何处,制度总是掺杂着一些降低成本或者提高成本的部分.总体的市场是一个各种制度的混合物,有些能提高效率,有些则降低效率（诺斯：2008）.制度的存在,（1）可以通过增加成本的方式防止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2）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3）激励创新.（4）使得交易行为可以预期,从而激励长期的资本投入.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奥尔森（2005）也认为：“没有适当的制度环境,一国将被迫局限于从事自我是实行交易.”
制度被有效执行,而不是形同虚设,关键在于政府的权威和执行能力.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来保障制度可以成功有效地运行.而且这种权力必须具有强制性.在无法正常执行合同时,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必然产生巨大的交易费用,而且理性的个人具有通过违反合约获利的机会和激励,所以只有当交易费用上升到超越他通过违反合同所获得的利益时,他才不会违反合约.任何理性的个人都可以这么做.而且,大规模的集体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谁都不在交易过程中放弃违反合同获利的机会主义行为.奥尔森（1995）指出了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运用强制力或者选择性激励.如果没有强制力,如果交税这样的集体行动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强制性的、凌驾于一切的权力和权威只能交托给政府,因为只有政府具有使用强制力甚至暴力的合法性.奥尔森认为导致经济繁荣的一个条件就是有可靠的、界定清晰的个人产权,而且由政府来保障个人产权.
我们需要怎样的政府?允许政府干预市场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政府和市场的配置才是最优的?
奥尔森（2005）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专制体制失败的必然性,任何私人领域的激励机制都站在破坏法律的一边,庞杂臃肿的官僚制度必然产生腐败和无效.他提倡市场型政府.政府有足够的权利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为避免政府走向专制,它还必须受到权力的约束.因此需要政体,至少是代议制.在这些体制中,质度的设计使得权威机构的决策最大可能地服从于广泛的利益. 通过引入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奥尔森理论,从更广阔的视野中重新考察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其实还牵涉到其他因素,单独理解它们是片面的.逻辑关系链条其实很清楚了：
经济繁荣→贸易交易→市场环境→制度保障→执行权力→政府→限制权力→
可见,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牵涉到社会的其他方面.经济行为也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市场与政府看成经济与政治各自的代表,那么显然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实质上是隐藏其背后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从这条逻辑链来看,处于中间的关键位置的是制度.从这一系列的逻辑关系来做整体把握,就能更好地理解诺斯（2008）的核心观点：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如果单纯讨论经济领域的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和资源的自动达到最优配置,而不考虑政治体制的影响作用,那么一切努力必然是片面的,最终也一定是徒劳的.
政体意味着权力的分割、制约和监督.未经分割的权力集中在一人或者一个集团中,结果必然是专职体制.一个集团的专制虽然相比个人有更多的权力分散,但是集团利益是一种共容性利益,使得集团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质性,有共同的利益追求,所以很难期待利益集团内部的权力制衡.利益集团往往追求自身的狭隘利益,而损害整体上的经济发展.或许其危害甚至不止于此.
关于经济和的关系,仍然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来自于奥尔森对于分利集团的作用的阐述（奥尔森,2005、2007）,在书中似乎隐藏着这样一个矛盾：权力一旦分割必然导致利益集团的产生,因为权力总是伴随着有利可图的机会.从利益的激励来看,这些分利集团会继续寻求权力以期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且随着权力结合的利益的计划时间变得很短,它也不会考虑到社会利益.但是分利集团之间的行动至少可以对于权力形成制衡.分利集团一方面追求狭隘利益和短期利益、阻碍经济发展,一方面分利集团的存在是从专制走向不可缺少的“群众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经济繁育与政治之间有着内在矛盾?
看上去,利益集团的存在似乎成为经济发展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体.然而,这种矛盾并非全然无法调和.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中提出共容性利益的概念,虽然他还没有成熟发展这个概念前就去世了,但是至少给我们解决这个矛盾关系提供一条道路.
当分利集团越来越多地牵涉到共容利益,那么它们会更多地从整体上并且长期地考虑公共利益,愿意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税收至少是一个共容利益,税收制度的改革为挖掘这一共容利益提供很大空间,并且税收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公共物品被提供出来使得更多的社会成员从中获益,显得非常关键.虽然在奥尔森的理论中我们只能找到这样只言片语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值得更加深入探讨的话题,试图更大规模地扩大利益集团的规模并且挖掘更多的共容利益是我们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中国当前的利益集团本身为数不少,但是这些利益集团涉及到的获益的社会成员却并不多,所以本质上利益集团的规模还是没有大到足以代表社会中的多数人并且成为一个代表共容利益的团体.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发展涉及更多人利益的团体,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挖掘共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