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没出台之前,与国内打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相比,北京在金融中心城市定位上并不是一个多么引人注意的角色,但这并不妨碍它被满怀敬意的目光所仰视.这里聚集的金融权力机构之多令人咋舌,在这个缩影里,北京一直在其做强做大金融业的道路上衔枚疾进.
数字可能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北京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全国比例达45%；其中法人金融机构数据、金融增加值占GDP比重、金融业单一行业对国税贡献率、金融资产总量以及金融对经济的拉动系数等五方面居全国第一.截止2007年底,北京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7700.3亿元,占全国的9.4%；本外汇各项贷款余额为19861.5,占全国的7.2%；北京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资金清算中心,中国人民银行资金清算系统人民币清算占全国38%,外汇占50%；金融机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8.6亿美元,占同期全国的21.2%.截止2007年底,北京地区A股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20.4万亿元,占全国A股总市值的比重为53.4%,总股本达13260.4亿元,占全国的60.2%等截止2007年底,北京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126.3亿元,占全市GDP的12.5%,已成为首都经济的龙头和支柱产业.
5月6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了《意见》,首都金融业的定位和工作目标是将北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也许是“金融中心”这几个字太扎眼太敏感的缘故,此《意见》一出台便使北京成为各种言论的焦点,引发了各界对于“北京是否能够建成金融中心城市”的争议――一边是支持北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其主要依据是北京汇聚了中国的经济决策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和众多金融企业的总部,是金融领域的决策、管理、信息交流中心等；另一边则是持反对论的专家学者,多从北京缺乏金融交易市场着眼,称交易市场缺失将是北京建设金融中心的一大软肋.更多的专家学者则是秉持一种冷静而客观的态度,直指“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并不等同于“北京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前者的提法与北京的金融资源禀赋相适应,与北京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相一致.北京提出发展金融中心城市并不会与其他城市形成竞争甚至造成资源浪费.
尽管由于理解错位,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误解为“国际金融中心”,致使北京曾一度陷入争论的漩涡,但随着5月12日北京市金融办副主任郭浩在召开有关《意见》的座谈会时再次重申北京的目标定位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第三种观点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认同.
在“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这个问题上 ,北京如何建设?具有哪些先发或者后发优势?这是从官员、专家、金融界人士乃至市民都在反复思考的问题.虽然我们尚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政府层面首次提出首都金融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将成为北京金融业飞速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新金融版图
2008年,与奥运同样牵动人们神经的话题莫过于后奥运的北京经济如何发展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曾经说过：北京这座城市真正迎来她的黄金发展期应是在2008年以后.中关村园区的发展升级与深化、金融街南扩、CBD核心区建设以及由原来4平方公里的中心区扩充为涵盖84平方公里泛化区的建设、金融发展新区和金融后台区的启动、文化创业产区集聚区的发展等这些均将在2008年后成为新的经济焦点.另外,吴院士还提到,在国内城市还处于工业发展时代的时候,北京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是以信息技术、金融咨询、文化创意等高端产业为主.
的确如此.目前服务业占据北京产业结构72%的比例,而金融业占全市服务业比重超过13%,已经成为首都经济的龙头产业和支柱产业.据统计,实现万元GDP,重化工业需要7.8吨标准煤,而服务业需要0.4吨标准煤,金融业只需0.04吨标准煤――大力发展金融业,北京准确地为自己找到了城市定位.
《意见》把大力发展金融业,放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发展新优势、开创发展新局面,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透露出了“金融强市”的指导思想.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市金融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霍学文提到：“北京首次明确提出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定位和目标：北京是国家的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据了解,这也是北京金融史上发布级别最高的文件.《意见》指出,深化“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总体布局,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强化金融市场建设,维护首都金融稳定和安全是首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指导思想.
空间布局
为了推进北京金融业的发展,北京市对未来10年首都金融业的空间布局进行了重新改版规划.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未来北京将呈现“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金融业空间布局,俯瞰北京的行政区域版图,金融产业将呈现“十”字格局纵横发展.其横轴为长安街,复兴门―西单―东二环―CBD一线；竖轴则是西二环,稻香湖―中关村―金融街―丽泽商务区.
金融街与CBD之间的关系得以明确认定.按照《意见》,北京未来的金融业将以金融街作为主中心区,以CBD作为副中心区.总建筑面积为350万平方米的金融街,目前已完成265万平方米,仍有43万平方米在建,而未来金融街的区域面积将进一步扩展.今后北京将进一步增强金融街的总部金融功能,不断提升金融街品牌的国际影响力.CBD作为金融副中心区,是国际金融机构的主聚集区.今后将不断完善软硬件设施,发挥外国使馆、跨国公司、国际学校聚集的优势,吸引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形成国际金融机构聚集中心区,研究针对国际金融从业人员聚集区的特色金融服务.
除金融街和CBD外,中关村西区、东二环交通商务区和丽泽商务区这3个区域,将分别规划为新兴科技金融功能区、新兴产业金融功能区和新兴金融功能区.其中丽泽商务区的发展规划最令人关注.这里的核心地段距离金融街仅有5公里,现有建成项目较少,连片土地处于待开发状态,其开发成本将低于金融街和CBD两个中心区.未来10年,这里将成为新兴金融机构聚集的发展新空间和新兴金融机构聚集区.通过对新兴金融功能区的开发建设,优化首都金融服务环境、加快金融功能区的建设、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此外,《意见》还提出了加快推进海淀稻香湖、朝阳金盏、通州新城金融后台服务区的征地拆迁和土地开发工作,推进西城德胜金融后台服务园区配套设施建设,加大市、县两级政府对金融后台服务园区以及周边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后台项目在京建设,并作为重点工程予以支持.加大金融后台服务区的国内外宣传推介力度,完成园区示范工程建设.
市场体系建设
有专家就此指出,全面发展北京金融业的恢弘蓝图初定,其发展必将对首都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产生深刻的影响.《意见》还提出,北京促进金融业发展,一个核心策略是加快建设多层次、多元化的首都投融资市场体系.其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推动建立利用主板、创业板服务企业发展的服务体系,支持交易机构在京建立远程路演中心和远程开市中心；二是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三是积极支持建立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四是积极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五是积极促进商品交易中心在京发展；六是积极推动产业投资、创业投资等股权投资市场发展.
“政府主导型”发展路径
某种程度上,此次《意见》的出台是北京金融业发展大棋局上的适时落子.
在采访中,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吴志峰指出,在中国,由于金融业是一个受到高度管制的行业,作为传统的金融权力中心,金融管制政策的诞生地,北京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政策和信息优势.纽约证券交易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戈也提到了类似的看法,他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经济和金融决策、金融监管和金融信息对于金融交易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个城市或地区所具备的决策、监管和信息资源优势也越来越受到金融机构的重视.
独特优势
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北京正是在经济和金融决策、监管、信息交流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政府机构（包括财政部、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的存在使北京成为全国经济决策和宏观调控的中心；“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使北京成为金融监管中心；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等权威信息发布机构、研究机构和北大、清华、人大等经济领域知名学府的存在,使北京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和金融信息中心.吴志峰特别提到,尤其是决策中心这个优势决定了全国各地的金融机构无论总部是否在北京,都必须在北京设立机构并进行人员和业务的聚集,而金融机构的行为模式使北京自然就成为“金融中心”,这也可以称为权力导向的市场选择机制.
的确如此,如吴志峰所说,非唯北京,世界上许多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首都,由于历史原因,其经济地位都非常突出.以北京为例,中国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从北京发出,这个优势是具有惟一性的.就像是要为吴志峰的观点做补充说明一般,纽约证券交易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戈在回答本刊记者提问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把金融格局提升到了一个重要地位,鉴于北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综合影响力,它都会是外资机构进入北京的第一站.不仅是纽交所,截止目前为止,伦敦、纳斯达克、新加坡、、韩国等五大交易所均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而曾经把注册地迁出北京的中信证券等公司也开始着手进行回迁工作.
此外,吴志峰还提到,北京还汇聚了国内外优秀会计师、律师、评估、评级等与金融核心业务密切相关的结构,这也使北京有条件成为全国金融服务中心市场.近年来,一些支持国际证券交易和国际证券清算、存托机构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和办事机构,又不断提高着北京金融服务的国际化水平.
吴志峰指出,北京是国内最大的间接融资市场,这也已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凭借雄厚的银行业基础和国内大型机构总部的密集效应,应该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的金融结算中心.目前,全国80%以上的中资银行、保险、证券和基金公司都将业务总部和研发中心设在北京.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业务量占全国银行业的一大半.而一旦其他银行把全行资金集中到总部运作,那么中国银行业资金总量的80%左右将集中在北京.由于主要的银行机构都聚集在北京,使北京的存贷款市场轻松占据全国60%的市场份额.不仅如此,吴志峰还提到,即使对一些总部不在北京的银行来说,他们的分行在北京的业务发展速度和规模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专门提到了招商银行.几年前招商银行刚刚在北京设立分行的时候,北京分行泯然于众分行之中.可是从设立到发展起来速度非常快,原来北京分行只是招行的一小块业务,尤其对于深圳总部来说.而目前几乎可以和深圳平起平坐,年利润超过10亿人民币.招行北京分行的崛起只是各银行在北京发展的一个小小的案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说明在间接融资占据中国融资市场超过90%的现实背景下,北京即使没有股票、期货、外汇等要素市场,仍然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金融版图的有力一极.
中信证券研究显示,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服务业大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按常住人口计算,2007年北京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7000美元,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理财意识的觉醒,为金融业务的爆发性大发展创造了空间,西方国家把这种现象称为“金融大爆炸”.
北京作为创新型城市,在科技创新及文化创意领域具有国内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而这一点对于北京发展全国股权投资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吴志峰还提到,大量的金融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等也为北京的金融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才输送平台.他指出,国际化的人才和机构将会给北京带来国际化的业务.目前,北京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接近20万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占从业人员的70%以上.随着北京对高端人才吸引政策力度的加大以及税收制度的逐渐完善,他相信会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北京金融服务业.
金融短板
“对正在向服务业转型的北京来说,此次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金融中心城市的文件虽然比预期的要晚一些,但《意见》的出台对北京金融业发展很关键.”5月14日,北京市政府参事、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贺强谈到,他一直觉得北京发展金融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因此几年来,他在各种场合一直强烈呼吁北京应该根据自身优势,加强OTC以及电子交易市场的建设.贺强认为,对于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北京光具有竞争优势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持续发展壮大,应该立足优势,并不断超越自己的优势,完善金融软硬件环境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发现并克服目前北京金融“短板”.
在贺强看来,北京金融业有两个“短板”需要改进：一是北京的金融中心都集中在城区,交通拥挤,环境不好,他认为应该将部分金融机构迁到远郊建立金融新城；二就是他一直提议的OTC市场的建设.贺强指出,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了,北京金融业大发展目标也就指日可待了.
“市场缺失”考验监管智慧
针对《意见》的出台,很多人提出了质疑和反对,其中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是“国际金融交易功能上的缺失是北京建设金融中心的软肋”.赞成这个意见的一方认为：从全球经验来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然首先是全球金融交易中心,如纽约、、法兰克福无不如此.而金融街乃至北京市至今没有一家全国性的交易机构,国际金融交易功能上的缺失始终是北京建设金融中心的软肋.
被问及此,这句话的“始作俑者”――贺强声称当传的各种说明绝非自己当初的本意：这句话出自几年前他向北京市政府提交的一份关于在北京建立OTC市场的提案,正是看到了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光明前景,贺强才递交这份提案的.
贺强的提案代表了很大一部分金融专家的观点――非联邦制的国家首都同时也应该是金融中心.著名期货专家常清就多次对本刊记者提到过,在北京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金融交易市场发展的“太平盛世”的：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交所、斯达克,NET等今天的新三板无不说明了北京并不缺乏金融交易功能.由于此前北京城市金融发展定位不明确,以致错失了金融市场发展的最好机会.“《意见》为北京金融业树立了一个发展的标杆,只要有目标,还怕达不到终点吗?”常清笑着说.
专家诊治“市场缺失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贺强也提到,当年他提出“北京缺乏金融交易市场”,是因为觉得北京发展场外市场是具有很强的优势的,这种优势丝毫不逊于交易所的设立.贺强表示,过去中国有一种说法,认为股票市场不能设在首都,怕引起政治混乱,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如他所说,伦敦、等的交易市场都在首都,为活跃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见,如果首都有交易平台,金融中心才算完整.在金融中心的背后,不仅仅是交易市场,更重要的还有决策和监管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北京设立交易市场,是有利于监管的.因此,他认为完全可以在北京进一步建立四板市场,利用场外交易市场去强化北京的交易功能.
贺强的观点在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那里得到详实的解释.胡俞越告诉记者,在他看来,是否有“有形交易市场”并不能决定一个城市是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电子化、网络化交易将在交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金融交易活动可以越来越不依赖于有形的交易场所,而是可以说在网络的任何节点上进行,因而有形交易场所对于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又有所下降.
“与有形市场吸引散户相比,无形市场更加吸引机构投资者.北京总部云集,对于发展电子化交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北京的市场定位,胡俞越一直以来就有自己独到的观点,“无形市场有利于培育更多机构投资者把市场做大,比如利率、外汇、期权等无不是机构之间运用OTC机制进行交易.”胡俞越提到,虽然目前天津也要发展OTC,可是完全可以建立北京的OTC市场,OTC市场的发展可以多种多样,光有天津是远远不够的.
胡俞越认为,目前北京金融业发展面临着一个最大的机会就是：利用柜台交易（北京具有丰富的银行资源,柜台市场可以依靠银行大力发展）把流通市场做起来,交易网络化也是北京能够异军突起的有力条件之一.
接受记者采访的金融界人士均提到,首先北京应该抓住中关村新三板蓬勃发展的最好时机,尽快完善有关交易结算制度,扩大中国证券业协会批准的具有试点资格的券商规模,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向全国其他有条件的国家级高新区扩大试点,使中关村股份转让试点逐步发展成为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此问题本刊2008年第四期《新三板能否进阶OTC》已做详细报道,此不赘述.）原全国人大财经委《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组长王连洲认为应该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建立一个OTC市场.纽交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戈表示,一旦北京建立OTC市场,纽交所将为北京提供纽交所发展OTC市场的经验并进一步加强与北京的合作.
胡俞越以美国金融业发展作为参照.他提到,美国金融业发展呈现股市债市平衡,场内场外平衡的规律.场外交易也是大量存在的,有时甚至比场内交易还要红火.他专门提到了美国的外汇交易.上个世纪1972年美国刚刚推出外汇期货时,其火热程度无可出其右者.可是今天,外汇期货却空前萎缩,问及原因,一是因为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大力发展,（如外汇期权、互换、远期等）,二是币种减少,这些都导致期货萎缩,而场外交易量相较于场内要大得多,债券市场也是如此.
吴志峰还提到,他认为北京还应该多提倡“市场精神”,政府应该适度放宽市场限制,更多负责市场制度的建设,可以多给企业一些在市场上锻炼的机会,很多专家都提到,在这方面深圳就做得很好,北京可以适当借鉴.
胡俞越指出,目前除了改造北交所,使它成为证券期货交易有益补充之外,北京还应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巩固间接融资市场优势,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依靠北京的金融优势大力发展无形市场,不仅更能充分利用北京的资源优势,而且还能成为上海、深圳交易所的有益补充,有利于中国金融的发展.
开辟发债融资途径
胡俞越在多次讲座中都谈到中国股市的三大问题：股权结构不和谐（目前股权分置可以部分解决）；股市债市不和谐：只有股市没有债市,尤其是国债目前一枝独秀,以至于流通市场不完善.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鼓励大量发展企业债和市政债.
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一个让他费解的问题：目前北京（乃至中国）仍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公司债市场!他认为,很难想象没有公司债市场,中国能够有金融中心.从金融发展深度来看,我国金融市场的定价体系和风险溢价评估体系还不完善.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缺少一个合理的收益率曲线,对长期融资的资金成本和长期资产的定价均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比如,目前的同业拆借市场只能给银行提供短期市场收益率判断,而中长期市场收益率缺乏明确的依据.在美国,由于受次级债的影响,投资者的风险溢价提高,从而影响了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相比之下,我国还没有用来衡量风险溢价的主要指标.从政策上来看,结合目前国内情况,沈明高指出目前央行还不是以锁定通货膨胀为目标,完善的金融市场应该要求央行以锁定通货膨胀政策为目标,他也指出,目前由于结构还没有完全理顺,推行起来还有一定难度.
沈明高认为公司债市场是整个金融市场的基础,也是发展金融业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比如,很多的产品创新,如资产证券化和结构性金融产品,都是在公司债市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司债有三大优势：一是能够吸收资本市场的流动性.由于公司债大都是长期的,因此能够通过发债的形式来锁定流动性.二是公司债的发行将给政府和企业提供一个中长期的融资工具.随着竞争的加剧,我国的行业整合将是大势所趋,也很难想象,国内的企业利用银行贷款资金去参与市场并购.尽管股票市场的发展可以满足一部分企业的长期融资需要,但企业必须以稀释股权为代价.三是公司债的发行能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提供一个定价基准,也给个人投资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投资产品.
原全国人大财经委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组组长王连洲告诉记者,金融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债市先于股市.在中国股市蓬勃发展的同时,大力推动债券市场的开拓和发展,依然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面对严格的金融管控环境,很多急需融资的企业单位依规定提出债务融资需求,本身就昭显这些融资者对于未来偿付能力的高度自信以及勇于面对可能存在的法律责任.相比较而言,债券市场的大力发展,对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稳定投资者收益,也许更添几分保护与助力.发行市政债券来解决城市发展资金的一时不足,是国际上一种通行的做法.据了解,美国市政债券在整个政府债务体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我国的《预算法》出台较早,随着时间的演变和实践经验的总结,该法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的规定,今后将会有所改变.
央行征信中心主任戴根有也力挺市政债券.他提出“北京发市政债将是一举三得的事.”如果为北京的轨道交通建设发行市政债,首先解决了市政建设的资金来源,其次通过进口国外机器设备,又消化了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另外,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必然改变大型基建项目依赖商业银行贷款的传统,迫使商业银行把信贷资金流向中小企业,从而间接支持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关于市政债券,王连洲进而指出,当然不是没有限制,而是特别需要严格控制和管理市政债券的信用风险,相信北京市如果发行市政债券,弥补市政建设资金的缺口,定会通盘考虑未来的偿还能力,以维护政府的信誉和威信.
沈明高也提到,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企业和个人的投融资权利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融活动的发生.他认为,发展金融中心,应该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准入体系,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完善创业投融资市场
据统计,北京已成为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最大市场.仅2008年第一季度,在中国大陆,共有36家企业得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投资额为26.79 亿美元.其中,北京有10个案例,占全国投资案例的28%,北京地区获13.3亿美元投资,几乎占全国投资总额的50%!
王连洲告诉记者,目前对于北京来说,对于扩大创业投资的考虑相比对于证券投资的考虑,应当更为迫切.他认为,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总市值曾达35万多亿元,由于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央行不得不一再压缩信贷能力,吸收部分流动性；而另外一方面,目前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大多被跨国公司所掌握,跨国公司不愁资金,而国内广大高新技术企业却普遍因缺乏资金的有力支持,影响了生产和研发的正常进行.目前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很多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贷款困难.王连洲提到,目前北京面临的市场状况是：一方有富裕资金,需要寻找资金出口；一方有项目,需要资金配套支持,而北京现实缺少的,正是为资金供求双方搭起的沟通桥梁.北京企业类型多,需要资金类型和层次也多,但其投融资市场层次太少,类型太少,金融资源配置和体制建设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意见》还提到,北京还将成立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并以此为依托,积极支持在京设立全国性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将北京建设成全国股权投资市场的中心城市；积极研究制定首都股权投资业发展的促进措施；积极申报,争取设立并购重组产业投资基金,尽快设立中小企业创投引导基金,发挥政府资金的放大带动作用；进一步促进北京艺术品交易中心、北京技术交易中心的建设与发展.
其他市场建设
吴志峰对资产证券化市场比较看好.他认为,北京目前发展资产证券化市场基础已经很成熟.他提到,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要素市场非常重要,银行资源丰富,买卖双方以及交易参与者都很完备,这无疑为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条件.可以利用电子化交易或者柜台交易的模式进行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大的,如果发展好了,不亚于股票市场的交易额.
王连洲提到,还应该大力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做大做强北京产权交易所.据了解,目前北京产权交易所积极创新交易品种、拓展服务领域,已经形成了国有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知识产权交易、企业投融资服务等四大业务板块,初步形成了一个服务各类产权有序流转的综合性产权市场平台.2007年北京产权交易所完成各类产权交易项目4532项,成交额643.7亿元.目前北交所在发展知识产权交易业务,他认为这项业务完全可以从北京开始发展壮大,最终有可能建成全国性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因为北京的经济对环渤海经济圈具有极大的辐射作用,而环渤海经济圈对全国经济发展也具有极大的辐射作用.
胡俞越提出,北京是有条件而且适合发展大宗商品电子化交易市场的.胡俞越提到,科技进步不断推动大宗商品电子化交易市场的发展.这个市场的建设发展可以借用合约标准化和相应的保证金制度,立足现货,提升现货,服务现货,规避风险发现,且流动性高,与期货市场不冲突,很好地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提到,远期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期货市场品种的丰富.有了远期市场的交易,一些发展比较好的品种最后会成为期货交易市场的交易品种,这种情况曾经也发生过：如郑交所推出白糖交易后,广西等产糖区经济并未被削弱.相应的,还应着力推动全国棉花电子交易市场、北京石油交易所等重要商品市场的发展,为探索培育期货等衍生性金融市场创造条件.
北京金融定位与其他城市不存在竞争
“北京应该在环渤海经济圈更好地发挥它的金融优势.每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中心城市作为支撑,如上海之于长三角,广州之珠三角.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环渤海要发展,就必须有一个金融中心城市.”这是常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提到的一段话.
从环渤海到京津冀,从东北振兴到中部崛起,从西部开发到中亚合作等每一个区域的繁荣都迫切需要金融业的支持.事实上,这正是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大力发展金融业的市场推手.有专家认为,在中国进入工业化之时,北京利用自己的优势,走了完全与众不同的道路,在金融、咨询、信息技术等产业走到了全国的最高水平,进入了以服务业为核心的时代.
5月13日,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意见》出台反映的是北京认识到金融业在首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表明了北京市正在努力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政府角色,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建设的决心和思路.目前,诸多客观条件决定了北京发展金融业具有独特优势.“不管政府是否出台文件,北京的金融中心地位已经客观存在.牛凤瑞认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心,北京走向金融中心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
与牛凤瑞观点一脉相承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吴念鲁教授.他认为,北京完全能够与天津、上海共存.吴念鲁指出,在缺乏证券交易所和港口优势的情形下,北京完全可以与天津优势互补,为犄角共同发展离岸金融中心的.这个中心可以京津唐环渤海地区为主,并辐射到东北、西北和华北从而成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的.
此外,牛凤瑞也希望通过本刊传达他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应该破除一种情结――金融中心是唯一的.牛凤瑞认为,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决定了它应该是多金融中心的国家,各个金融中心之间应该是分工协作的关系,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在牛凤瑞看来,谁成为金融中心不一定是由政府来决定,可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却是不可否认的.就北京来说,牛凤瑞认为资产总量全国第一,购买力全国第二,汇率全国第三,北京除对周边地区发挥经济带动力和辐射力外,还应与其他城市,如香港、上海、深圳、天津等一起发展金融业,相互促进,实现共赢,一起为中国成为金融大国而努力.
在采访最后,牛凤瑞告诉记者,必须强调的是,不管是北京天津还是上海深圳,都是中国的城市,因此都不应该以狭隘的心态来看待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共同进步才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