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近年来我们诗国雄风不振,与“唯温柔敦厚诗教”有关.温柔敦厚本是我国文学的一个术语,是指含而不露婉约阴柔的风格.但两千年来却成了中国诗教的唯一宗旨.近年来随着国学热潮,又在不断升温,被一些人推崇有加.一些诗评家还把它视为诗艺最高标准.从而贬低反映与讴歌时代社会生活、歌颂人民丰功伟绩的阳刚豪放之诗.这是不正常的,既不符合科学的诗歌美学原理,也不利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温柔敦厚”一词最早出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据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诗经》中的作品,对王室政治有所讽刺,但并不直接尖锐地揭露,故教人温柔敦厚.可见温柔敦厚是孔子教人立身处世的政治态度,而不是真正教人作诗.虽然做人与作诗有关,但诗毕竟是诗,诗有诗的特性和规律.孔子这样说的目的与他的政治主张有关.
孔子是儒家始祖,出身贵族,少时贫贱,学无常师,曾随老聃学礼,随苌弘学乐,随师襄学琴,早年曾在鲁国“摄行相事”,仕途不顺,50岁后周游列国.求人用而无人肯用,晚年从教,整理“诗”、“书”,大兴“仁学”,主张“忠恕”、“克己复礼”,以礼规范仁学,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礼.教人温良恭俭让,做谦谦君子,实为驯服工具,以维护封建秩序,而不以诗满足人的生命需要使人格完善.后世尊孑L者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更把温柔敦厚的艺术风格推为压倒一切诗品的极品.这样的诗教,所达到的效果不仅压抑了人的个性,也抑制了艺术多样化,尤其是社会政治抒情诗,致使诗的美学系统失衡.
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是人生命的需要.人需要的艺术是多层次、多类型的,既有作为自然人为释放生命能量.求得生命平衡本能需要的阴柔型；又有作为社会人认识、理解社会,按照理想(美的原则)改造社会,追求实现个性解放,发挥自由创造才能的高层次需要的阳刚型.两种艺术类型的诗又都是不同情感的需要.故罗丹说：“情感就是艺术”.《礼记》说人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它们都是诗的内容,所以鲁迅也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情感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就是题材、风格.表现在欣赏者身上就是趣味.人需要的艺术趣味是多样的,而且在不同生存环境、生态状态,不同时间、年龄段对艺术的需要也各不相同.沉重时需要轻松,郁闷时需要清新；权势者需要骄奢淫逸作威作福的欢乐,被侮辱被损害者有尊严受伤害的痛苦与愤怒.梁代钟嵘《诗品序》说得更为具体：“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屈原放逐之事),汉妾辞宫(昭君入塞),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等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诗是心声的流露,言志抒情的艺术.诗人为人民的代言人.面对人民疾苦需要关怀抚慰,诗人岂可无动于衷,漠然视之或听之任之面对邪恶蹂躏正义,一味温柔敦厚,温良恭俭让.岂不是爱憎不分、是非不辨、十足虚伪自私的小人和糊涂虫
是温柔敦厚,还是直率豪迈,是两种不同诗品.也是两种不同的人品和境界.比起在是非面前含而不露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之风的“温柔敦厚”,敢于表明自己的态度,抒发愤怒之情的直率豪迈诗风,自是崇高境界英雄之气.
以上就诗的思想情感即艺术内容而言.从诗的“言志抒情”艺术表现方式说,言应明白,情需畅快,才易于打动读者心灵,易于引起共鸣和情感交流.反之,欲言却含而不露,欲抒情而吞吞吐吐,遮遮盖盖,常使人难识“庐山真面目”,不少时候是一头雾水,很难引起一般人的共鸣.从读者面说,温柔敦厚之诗只在少数文人圈子玩味；直率豪迈诗多在广大群众中传播,这是不争的事实.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寸和尺各有各的作用,长短总是相比较而存在,万全万能之事只是主观想象,而非客观存在,诗亦同理.从创作主体讲,诗人经历个性不同,又各有所爱、擅长,各有服务对象,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不可强求一致(也不能求得一致).两者本无高低优劣之分,诗教、诗评又何以厚此薄彼须知在需要直言畅抒情怀的场合.尤其是民族民生需要分忧解困的时刻.优美的温柔敦厚是多么不合时宜的尴尬,而富有理性崇高美的直率豪迈是多么自信刚强洒脱.荆柯刺秦绝不可温柔敦厚,而直接的“奔突的表情”(梁启超)才显示出了壮士豪迈风度.
“作文各自有体.或简或详,或雄健,或稳妥,不可以一律论,盖文气随人资秉,清浊厚薄,所赋不同,则文辞随之”(元倪士毅《作文要诀》).“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等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秉等”(清薛雪《一瓢诗话》).关于直率豪迈,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就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快利爽朗)则文风生焉.”白居易指出“其言直而切”(显明切当).“凡诗,欲畅于众耳.若费解费想,便是哑谜,非诗矣”(明江盈科《雪涛诗评》).这些话说得多么透彻.古人尚无偏见.今人何可不如古人
实事求是地说,我国三千年诗歌史上温柔敦厚诗教对婉约阴柔派诗风形成起了不少作用,佳作不少.但好诗不都是清一色温柔敦厚型,大量的还是富有阳刚豪放美之诗.单以孔老夫子亲手删过的《诗经》来说,虽然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意不反抗揭露).但这只是他的主观愿望.正如孔颍达《诗经正义》所说,(这种说法)也不符合《诗经》的实际.《诗经》“风”、“雅”中直刺统治者的就不少,《硕鼠》是典型的一首.此诗以硕大老鼠作比喻,骂污吏,愤怒之情达到了极点.但孔子也没有将其删除,这自然不是他疏忽,而是生活的客观存在不可回避.艺术规律不可违背.
其实,在对待诗的功能问题上,孔子的认识也是自相矛盾的.他说,诗可以“兴观群怨”.“怨”难道不是怨愤怨愤的姿态绝不是温柔敦厚.我国诗歌中有“美”也有“刺”.“美”是赞美,“刺”是讽刺.两者都是艺术的功能、人生的需要,也都各有好诗.屈原的《离骚》、《乐府》中的民歌,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秦中吟》,高适、岑参的边塞诗,苏轼、陆游、辛弃疾、柳永、岳飞的爱国主义诗篇,文天祥的《正气歌》,或美或刺,爱憎鲜明,表达方式直率豪迈,阳刚美十足,非温柔敦厚,不也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所以不论刘勰将我国诗分为八体,司空图分为24品,严羽分为九品,都把雄健豪放富有阳刚之美风格列于上品,与其它各品共呈多样美.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是常态.多样可以使不同风格的艺术相互参照.相互促进,相映成趣,共同反映人们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满足 人们多方面的艺术需要.但多样化非自由化、杂乱化,要“化而不失本调”(明胡应麟).本调就是时代精神的主旋律――阳刚豪放之美.非此不可成为大手笔.
中华五千年风雨历程就是一部刚柔相济的史诗、崇高和谐美学史.诗词集豪放阳刚美之大成.(虽然他也曾推崇过我国古典诗词的风格是温柔敦厚诗教.但我们也不必拘泥于凡是他说过的话,就是唯一真理),而且他创作的讴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抒发人民革命豪情壮志的诗篇,开创了一代新豪放阳刚崇高和谐美诗风.这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说过的温柔敦厚诗风的校正.
当今世界充满矛盾,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严峻挑战.我们既需要温柔敦厚诗风,陶冶人们的优美情操,满足闲适心情的需要,更需要豪放阳刚崇高美诗教,教人们正确认识世情国情,重振诗国雄风,激励建设者的豪情壮志,迎接挑战.为此,我们的诗教只能以刚柔相济为宗旨,才能教我国的诗美系统平衡协调发展.这也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大文化的特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肯定温柔敦厚之诗风在历史中起过的积极作用,予以继承,同时也要认清它抑制阳刚诗风和民族个性的负面影响,加以批判.更要深挖和利用我国历史文化其它资源,继承和发扬常被正统儒家学派视为异端邪说而遭扭曲的老庄学派道家的思想精华,如生命情调和美感情怀,自由豪放阳刚美品格.《庄子逍遥游》鲲化鹏飞体现的就是自由自在的精神,比儒家重道德规范抑制个性的文学思想更科学.道家庄子则重在心灵开放和审美意境阐扬,庄子的《齐物论》“道通为一”的“用通”精神,与地球村如今发展的趋势一致,颇具现代意义.它教人追求和谐尊重每个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差别,而以齐物精神等同观之,以道会通,消除隔阂.这种思想不仅为哲学,也为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另外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在板荡时清醒者的思想也开辟了文人传统.“厚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知北,游》)的本真性情观,也即审美人生观,颇有艺术的审美精神和雄风大气.这些都在中国艺术美学发展中起了关键性影响,我们今天应该充分利用,与孔子的诗教结合,使刚柔相济美学成为我国诗教内容,以推动我国新的崇高和谐美建设,进而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文化发展繁荣.这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人类精神文明作出的贡献.对此,我们应该充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