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背景下制造业的区域分异与趋同

摘 要 :保罗•,克鲁格曼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中,克鲁格曼通过对制造业的一系列实证分析,探究了影响制造业在区域上分异和趋同(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的因素,揭示了制造业聚集的必要条件.本文作者从克鲁格曼的理论中提炼出造成制造业区域分异的推力和阻力因素,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联系,通过分析中国经济背景下制造业的区域分异与集中,探讨了相应因素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制造业部门的影响.最后,作者根据得出的结论对西部大开发中制造业转移提出了思考,使文章结论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制造业,区域分异与趋同,中国经济背景,西部大开发

美国学者、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正如他本人所说,“推动了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复兴”.文中,克鲁格曼通过建立简单而直观的模型,讨论了“为何以及何时制造业集中在少数一些地区”这一核心问题.

一、克鲁格曼关于区域分异和趋同的理论

1.综述

在《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中,克鲁格曼从区域分异的基础、两区域模型、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制造业聚集的必要条件这四个方面对制造业的空间分布进行了简洁而深入的思考.他认为,普遍存在的外部经济、制造业规模收益递增和对土地资源适度利用的特点、需求规模和制造业分布的相互关系、不同区域的初始条件差别共同构成了制造业区域分异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克鲁格曼建立了两区域模型,确定了制造业产品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产品间替代弹性、运输成本是决定区域间收敛或分散的重要参数.在对均衡问题的讨论上,克鲁格曼通过分析得出,工资率、市场效应和交通运输成本对区域分异起到重要作用.而在对逃逸厂商进行了重点分析后,克鲁格曼指出,高交通运输成本、制造业产品的高支出份额、较强的规模经济、较高的替代弹性都能够阻止地区间的分异,从而构成制造业集聚的必要条件.

2.制造业空间迁移的推拉因素

通过以上概括不难发现,在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力量对区域分异起了促进作用,另一部分力量则对区域趋同有直接影响,最终制造业的地理分布是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借用城市化进程中的推拉理论,作者把这些力量分为导致制造业分异的推力和阻力.

(1)推力

推力包括区内市场效应和指数效应.其中,区内市场效应在作者看来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如克鲁格曼所言,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厂商会选择对产品需求相对较大的区位,因为在接近主要市场的区位进行生产不仅可以有效地组织制造业生产并有效提供各种服务,而且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同时,人们也更愿意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居住和生产,因为该地区提供的产品更加便宜.何况,市场规模大的地方,工资率也较高,能够吸引更多的劳动者.指数效应是区内市场扩大的结果.规模经济降低了制造业产品,在工资率相等的条件下,工人的迁移会降低迁入地的指数而提高迁出地的指数,使得迁入地的实际工资率降低,造成了区域分异.

(2)阻力

克鲁格曼在文中提到的阻力为当地农村市场的竞争程度.对本地农村市场而言,工业劳动力较少的地区工人所面对的竞争压力,要比那些工业劳动力较多的地区的工人小.尤其是当迁入地劳动力数量趋于饱和、对劳动技能要求较高、工人相应保障体制不健全时,农村市场对区域趋同的影响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对工人而言,在接近工资率高的大市场还是接近竞争压力较小的本地市场之间就存在一个如何权衡的问题.更进一步,制造业在空间上集聚还是分散取决于推拉作用中哪种力量起决定因素.

二、克鲁格曼理论在中国经济背景下的应用

本文作者在研读《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后认为,文中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当今中国东西部地区间制造业分布差异以及不同产业部门对推拉作用的响应.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特殊政治背景和历史背景的国家,克鲁格曼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甚至有时候运用这一理论会得出与现实相反的结果.

1.空间迁移推拉因素对东西部制造业分布的影响

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因此,总体而言,制造业集聚程度表现为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高.而由克鲁格曼的观点发展而来的空间迁移推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这一现象.

(1)东部地区――推力主导

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推力作用突出,区内市场效应显著.此地广阔区内市场的形成依赖于以下条件:首先,东部,尤其是沿海是我国人口密集的地区,胡焕庸线以南集中了全国94%以上的人口,一方面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确保了足够的市场需求,使得厂商在接近市场区位进行生产能够更好地组织生产并提供服务.其次,东部地区交通发达,水、陆、空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网络,能够有效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使得运费对制造业区位的影响力降低,为来自不同地区的厂商集聚在同一处形成规模经济提供了保障.再次,东部地区良好的工业基础使区内市场中相关配套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吸引了产业的集聚,形成了规模经济.而通常情况下,人们更愿意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生产生活以获得更廉价的产品,因此区内市场的扩大,规模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口,促进了交通网络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二者之间形成了正反馈机制.再加上规模经济发达的地方指数高,吸引了大量工人流入,导致了制造业在东部地区集中程度的增加.

(2)西部地区――阻力主导

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阻力作用突出,当地农村市场的竞争程度影响显著.这一现象是劳动者数量和劳动者素质双重作用的结果.相比较东部地区而言,西部人口稀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规模的扩大.此处农村劳动者所面临的竞争和就业压力小于制造业有集中趋势的城市地区.同时,农村地区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技能总体逊于城市地区,加上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农村地区的劳动者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没有明显优势.此外,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导致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失业人员再就业困难,加上户籍制度的障碍,使得西部劳动者经过权衡,在工资率较高的城市大市场和本地竞争程度低的小市场之间常常会选择后者,使得城市劳动力缺乏,制造业集聚程度不高,而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又没有发展制造业规模经济的条件,导致了西部地区制造业的相对分散.

2.不同制造业部门对推拉作用的响应

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制造业部门有不同的集聚或分散趋势.以上世纪90年代为例,文教体育用品、电子及通信设备、化学纤维、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纺织业等出口加工型产业趋于集中,饮料制造业、食品加工制造等需要接近原材料和消费市场的产业以及医药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各地区竞相发展的产业则趋于分散.因此,不同的制造业部门对推力和阻力作用的响应有很大区别.见下表

(1)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空间集中趋势

出口导向性制造业空间分布趋于集中.这些产业对市场要求较高,通常都会选择市场需求量大、国外市场通达性较好的有限地区.而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潮流,同时降低对劳动者的培训成本,大多数产业倾向集中在高素质人员集中的地区,区内市场效应显著,因此容易形成集聚.而一旦集聚,则各厂商能够共享基础设施,相互之间分享风险,提升相互作用各方的匹配质量、匹配机会,以及相互之间学习(sharing,matching and learning),从而获得了正的外部性,导致了规模经济的迅速发展,通过这一良性机制促进了规模效益的不断递增.

(2)原材料和市场导向型制造业的空间分散趋势

饮料制造、食品加工等原材料和市场导向性的制造业空间分布趋于分散.一方面,这些企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具有层次性.它们既需要能力强、素质高的劳动者用于新产品的研发和新技术的使用,又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以节约生产中的成本.因此,这些企业的区位选择既要考虑高素质劳动者集中的地区,又要考虑工资成本低、文盲比例高的地区.而这两种不同地区的劳动者相互之间流动性不高,尤其对后一种地区的劳动者而言,农村市场较低的竞争程度更是阻碍了大量劳动者流向对人员技能要求较高的城市,从而阻碍了产业的集中.因而从全国范围看,这些制造业的分布就会较为分散.

3.克鲁格曼限性

克鲁格曼的理论模型强调了区内市场效应、指数效应、农村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对制造业区域分异和趋同的影响,证实了规模经济的作用.为此,他还做过一个高度程式化的模拟实验,使各区位沿圆周排列,初始时制造业在各区位随即分布,最终却都集中在一个区位.然而,由于中西经济的差异和克鲁格曼理论的缺陷,上述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当今中国制造业的集聚情况,理论和实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部分制造业非常规分散和过度竞争方面.

(1)部分制造业非常规分散

某些资本、资源密集型产业,如: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化工业等,对资源要求高,区内市场效应明显,规模经济优势突出,本应有很强规模效应的产业,但实际却趋于分散,在大多数省份都有发展.同时,各个省份最大规模的产业结构都反映出在两位数层面上严重的结构趋同现象,重点发展的产业几乎都是电子、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交通运输、化工、机械等产业链长、经济效益好的产业.

(2)过度竞争

依据克鲁格曼的理论,产业的集聚有利于共享资源、形成匹配、相互学习,从而获得更大的规模效应.但在中国,很多地区企业的空间集中,反而引起了过度竞争现象愈演愈烈.企业盲目扩大生产,在产品上竞相压价,相互争夺原料和资源,从而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如长三角地区内部开发区产业结构同化、特点同化、职能同化,竞争加剧,外贸产品出口竞相压价,过度竞争,减弱了整个区域抵御国际、国内经济波动能力.因此导致了规模经济效益的丧失.

(3)制度因素

克鲁格曼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解释上述两个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理论中并没有考虑制度因素的作用.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集权传统和多年计划经济背景的国家,制度因素在很多时候甚至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虽然克鲁格曼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同寻常的政治背景,但他看到的是“中国对外国投资的统计数据高报了1/6”,“尽管中国目前增长非常迅速,但统计数据的质量却极其糟糕”,而并没有对制度因素进行深入的探究.

而在当今中国,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制造业的布局起了决定作用.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利税率高、产业链长、效益好的企业实行保护,干预外来产业销售数量、,实行工商质检歧视,干预原材料、劳动力市场、投融资、技术等.政府也常常制定产业结构、组织、贸易、技术、布局政策.自从分权制实行以来,此种现象愈演愈烈.再加上目前行政设置复杂,地方政府层次较多,行业主管部门林立,政府干预过多必然带来条块分割,导致了很多地区制造业分散格局的形成.对照上文中提到的两个现象,不难发现,非常规分散的制造业都有利税率高、产业链长、效益好的特点,造成各地不论有无条件,竞相发展价高利大的投资项目,形成了这些制造业的分散.而过度竞争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的泛滥和园区内部产业趋同有关.进入90年代以来,开发区,尤其是省级开发区正逐渐成为很多地方与其他地区竞争的筹码.不同政府对开发区的不同优惠政策和对园区内不同制造业的扶持导致了地区间制造业结构的趋同,造成了企业虽然集聚,但彼此之间过度竞争,削弱规模效益的现象.

三、对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制造业转移的冷思考

克鲁格曼的理论帮助我们总结出制造业空间集聚的推力和阻力作用,而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产业转移的现象,在中国,则表现为东西部之间的产业转移.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东部地区随着经济结构的升级,将部分制造业转向中西部,由此产生了产业梯度转移的现象.而在梯度转移的过程中,西部地区到底具有多大承接转移的能力,制造业在西部地区如何进行空间分布才是合理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答案.

1.西部地区承接制造业转移能力较弱

作者在上文中曾指出,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区域分异阻力占据主导地位,制造业很难形成规模经济.首先,西部地区的产业配套设施并不完善,在承接转移的过程中易造成产业链的断裂,阻碍了规模效益的提升.其次,西部地区人口相对稀疏,产业分散,而三峡工程的建设,又造成了人员的外流和工厂的搬迁,使得制造业的空间分散趋势更加明显.另外,相比较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更为突出,制度因素起到更大的作用,增加了西部地区制造业空间选择的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因此,西部地区承接制造业转移的能力偏弱,而形成制造业的集聚则更加困难.

2.西部制造业以资本和资源导向型为主,本身空间趋于分散

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市场上都处于劣势.传统西部的制造业以资本和资源导向性为主.正如上文所分析,这些产业空间上本身就趋于分散,很难产生很强的规模经济优势.以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为例,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这一时期的新项目、大项目多以军工、机械为主,以资本和资源为导向,项目间彼此孤立,互不配套,缺乏联动,致使许多项目的生产能力难以正常发挥,出现投资多,效益低,空间上不易集聚的现象.加上这些项目都要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选址建设,大都远离城市和交通要道,布点分散,对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并没有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

3.对西部地区制造业布局的思考

西部地区区内市场和制造业部门的限制,决定了这些地区的制造业不可能像东南沿海的一样产生很强的规模效益.因此,当今西部开发过程中部分省区片面追求制造业规模经济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一方面,西部地区地理条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的高度集聚,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门类较多,各行业特点具有很大差异,而西部地区分布的制造业是以空间分散为主的.“因此,对于当前中国西部制造业集中度过低或者过度分散化的问题,不能简单划一地加以指摘,而应区别对待,对于那些规模经济效益不显著的行业,过分强调提高市场集中度意义不大,而对于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提高市场集中度才有意义.”因此,西部地区在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一方面对不同制造业部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类指导,区别对待,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禀赋和经济条件发展合适的产业,减少政府在其中的干预力度,另一方面,对西部地区原有的优势制造业部门应予以大力发展,如云南地区应大力发展优势明显的烟草业,创造出自己的品牌特点,而不应该跟风盲目引进化工、重型机械制造业等.总之,应当尽力减少区位市场劣势和农村劳动力的竞争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促进制造业的良性发展.

四、总结

克鲁格曼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通过构建两个区域的模型,指出了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空间分异和趋同的因素,作者把这些因素归为空间集聚的推力(如:区内市场效应)和阻力(如:农村市场竞争程度)作用.应用这一理论,可以更好地对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分布做出分析,从而对包括西部大开发在内的产业空间决策做出指导.当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应该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深入考虑制度因素这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因素,从而实现制造业空间布局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