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9年前,笔者大学毕业,月薪1000块.当时郑州的商品房均价已过2000,要买房的话,即便是小户型,也要不吃不喝攒上十几年.当时,福利彩票刚好风靡全国.很多人曾经为此痴迷,盼望着能中大奖,买房的钱就不用愁了,可惜大多数人将自己钱捐给了国家的福利事业.
如果拨动时光的指针,定格在1949年春天,让我们想象那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
1949年春天,很多城市没有解放,尚处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政府虽然不同,年轻人买房难的现象却毫无二致：长达8年的抗战,让全国所有大城市的建筑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住房严重短缺.以武汉为例,日本侵华前全城共有十几万所住宅,日本投降后重新统计,只剩近8万所,将近4成的房子毁于敌手（参见《武汉政报》1952年第3卷第3期）.而战后难民返回家园,部分军人复员回家,房屋变少了,人口却变多了,房地产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申报》和国民党机关报《日报》都有记载,在武汉、上海、天津、广州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房荒.别说买房,连租房都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凡是空闲的房子都有人在租,想住进去,就得让现有的房客搬走,而想让其搬走,就得付一部分“顶费”（也就是转让费）,照上海的行情,顶费一般是金条两根起价,最高需要出到22根金条!刚毕业的大学生拿得出金条吗?当然拿不出,除非他（她）是官二代或者富二代.拿不出金条,当然也就租不到房子,只能投亲靠友,或者十几个同学凑钱拼租一个小小的阁楼.所以在那个年月,年轻人同样盼着天上掉馅饼,能够让他们轻松解决住房问题.
9年前我盼望的馅饼是买彩票,然后拿着奖金去买房,形象一点儿的说法,就是先让馅饼砸在我头上,然后我用馅饼去换房.而在1949年春天,馅饼可以直接砸在房子上面：只要你,奖品直接就是房子.
打个比方说,一位解放前的大学毕业生,在某个大城市工作,谈了女朋友,想跟女朋友结婚,准岳母那边提了要求：不用买房,租一套就行,只是不能跟人拼租.于是就出现这样的考虑：如果不拼租而单独租房,要出很多顶费才能租到一套房子!怎么办?抢银行犯法,只有买彩票了.
当时的市面上正发行一种名叫“房屋义卖劵”的福利彩票,1块大洋就能买1张,总共发行100万张,不分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只要,奖品就是1套房子：两层高,两间宽,独门独户,还带小花园.像这样的奖品总共设了39套,率两万五千分之一.比奖金只有几千块钱的“超级大乐透”四等奖率还要高得多,而且奖品又是如此诱人.
花1块大洋买张这样的彩票,3个月后集中,运气好的话,就能坐拥豪宅,而且这豪宅只花了1块钱；运气不好的话,无非就等于丢了1块大洋,虽然穷,1块大洋还是不在话下的.
在1949年春天,无论是上海、广州那样的一线城市,还是西安、武汉那样的二线城市,“房屋义卖劵”都卖得挺火.这种彩票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资金,给广大找不着房子住的市民兴建廉租房,所以在彩票上印上“义卖”的字样.后来解放军势如破竹打了过来,国民党逃往台湾,当然更不会去兑现兴建廉租房的承诺了.但是,除了武汉这个城市由于选定的日期太晚而没有来得及兑奖之外,其他城市的人都实实在在拿到了奖品：房子.
我听过这样的评价：国民党是为了想方设法剥削老百姓的钱财,才发行“房屋义卖劵”这样的彩票的.我认为这个评价不符合事实.国民党在民国后期虽然腐败透顶,对人民剥削之惨重也确实无以复加,但是这个政党也并非一无是处：早在抗战前,大陆房荒还不是十分严重的时候,国民党修订的《土地法》和《房屋租赁条例》当中已经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应当为低收入家庭兴建廉租房（当时叫“平民住宅”和“劳工新村”）,而且也确实付诸实施了.上海、广州、南京、长沙、青岛、昆明、汉口、杭州等从1928年到1947年,除了抗战期间略有中断之外,这些城市都在陆续建设着房租低廉的“平民新村”,供低收入阶层申请居住.另外国民党也严厉打击过空置房,对飞速上涨的房价和房租都进行过全面调控（拙著《民国房地产战争》第四章对此有详细论述）,这些往事,在民国报纸、民国法令和一些知名作家如冰心、沈从文、张天翼等人的文章里都有记载,毋庸讳言.只是由于日军大规模侵华和长期内战,把国家财政搞得虚弱不堪,再加上各级官吏中饱私囊,国民党的努力不足以彻底改变各大城市一房难求的困境罢了.
这期文章本来是说通过买彩票的方式来买房,结果扯到了国民党的住房政策上来了,似乎有些跑题,其实不然.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的政府也可以借鉴一下国民党的做法——不是地方政府都在抱怨没钱兴建公共保障房吗?可以请示一下国务院,取得彩票发行权,面向社会发行“房屋义卖劵”.现在房子这么贵,只要拿出一两套房子做奖品,哪怕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各地的“房屋义卖劵”也会迅速售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