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11年5月31日,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中国国家档案局、档案馆邀请近百位中外媒体记者参观采访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近年来该馆较大规模的一次对外开放活动,其中展出的一份文稿吸引了中外记者的注意.这是1912年,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学习的所写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是目前档案馆能收集到的最早的文稿,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兴趣.
“徙木立信”最初见于《史记商鞅列传》.相传战国时期,秦孝公重用宰相商鞅变法,但阻力很大,百姓对新政也有疑虑.为此,商鞅在国都南门立一根木桩,称谁能将木桩搬到北门,赏黄金10两.人们都不信有这种轻而易举的好事,不去搬.商鞅又宣布,谁能搬走,赏金50两.这时,有一位壮汉出手,将木桩由南门搬到北门,商鞅当即赏给他黄金50两,以示诚信.随后,秦国颁布各项革新法令.有了搬木桩的例子,老百姓对法律的实施深信不疑,于是,秦国在变革中逐步走向强盛.
围绕这件事,青年在他的这篇500余字的文章中,论述了法与民的关系以及他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反思.文章开篇,写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这一段开宗明义,说出了他读到“徙木立信”时,想到几千年来中国民众受统治者愚弄,最终导致国家几乎沦丧的现状.
接下来,主要论述了法律与民众的关系.在他看来,“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也就是说,一部好的法律,可以造福民众,民众拥护它,相信它,也愿意与政府一起维持它；而一部坏的法律,民众必然千方百计摒弃它,即便强迫民众接受,人们也不会拥护它.
在文章第三段,夸赞商鞅是中国“四千余年之纪载”中,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称他在“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的情况下,为“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积极推动变法.不过,并不是简单夸商鞅,而是话锋一转,反问道：“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也就是说,商鞅颁布那么好的法律,民众为什么害怕而非要通过“徙木立信”呢?反思起来,原来是变法前的秦国政府早已失信于民,“黎民惧焉”.因此,尽管执行者煞费苦心,人民依然“惮而不信”.青年由此看到,几千年民众的守旧观念、胆怯心理,是来自执政者的腐败、欺压,而这是导致当时中国几乎“蹈于沦亡惨境”的深层原因.
当时的班主任和国文老师叫柳潜,清朝秀才出身.他读完这篇文章后,一口气写下评语：“实切社会立论”,而“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更夸赞作者“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而对文章的文风,柳潜则称其“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写罢评语,柳潜破例给了这篇文章满分,并将文章给同事们看,大家一致认为,“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柳潜等人的看法不无道理.写这篇文章时19岁.当时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军阀势力争斗不休,外国列强瓜分中国劲头正足.青年能放眼古今,从法律、政府、民众的角度,探究中国积重难返的社会根源,虽仅数百字,却能让人从中看出其志向,确实是“有功于社会”的文字.
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黄建新认为,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关注,还在于它很鲜明地代表青年时期就坚持的政治主张,那就是不断地变革.商鞅变法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他一生都主张变革,从19岁写下这篇文章直到晚年,他内心始终是希望变革的,只是受到了一些客观限制.这也许是难以弥补的遗憾吧.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