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孔子的话被读书人奉为金科玉律.然而,自唐开科取士以来,靠读书考中进士的录取率却很低：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共录取10万余名进士,平均每年录取76人.据《文献通考》：玄宗时期每年录取的进士平均不到二十七人.由此可见,能考中进士的,大致相当于现在各省高考前三名.
金榜提名者,自然不为吃穿发愁.而那些“名落孙山”的读书人,一无体力,二无专业,三无保障,显然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尽管如此,古代落榜者的很多人“落榜不落志”,他们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十年寒窗学到的文字才学,一些出类拔萃的“牛奋男”,最终和那些“金榜题名”者一样,干出了一番自己的事业.
古代“名落孙山”的读书人,能干的职业中,比较体面的当属“师爷”.“师爷”是个啥工作呢?简单地说,就是给朝廷命官打“智力”工的,工资由官员支付,但无正式身份,无编制,无正常上升空间,职责是协助官员参谋处理具体政务.
能干上“师爷”,当属“落榜”群体中的佼佼者,如果你还是书虫,没有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经验的书呆子,可能没有官员愿意聘你.尽管“师爷”属于“三无”人员,但毕竟属于官员聘用,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不仅如此,即使是“师爷”,仍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和“有重大立功表现从而转正”等机会.比如历史上“绍兴师爷”就很有名.“无绍不成衙”,不仅说明绍兴盛产“师爷”,也反映出师爷确实算是“香饽饽”的职业.
高级师爷由于的事务很重要,因而很威风.当年左宗棠“三试不第”,本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干起了“师爷”的行当,不久,湖南所有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晚清大学问家樊增祥的父亲身为正二品总兵,只因得罪了左宗棠,“左师爷”一句话,总兵大人的乌纱帽就丢了!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内做师爷时,在帮助曾国藩撰写上报朝廷的奏折中,将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一字之差,精神和气韵完全不同,使得曾国藩转危为安,深得曾国藩赏识.后来,两位“师爷”华丽转正成朝廷命官,最后成为清廷“肱股大臣”.
其实,在“落榜”的读书人中,能被地方官聘请为“师爷”的比例,比“考中进士为官者”也高不了多少,大多数人不得不走上了“著述都为稻粱谋”这条路.比如卢照邻、孟浩然、贾岛等一批极具声望的才子,既“屡试不第”,又没处当师爷,只好沦为无业游民,他们大多靠当“”为生,有的因此过上小康生活,甚至成为百万富翁,但有的依然贫困潦倒.
《隋书·郑译传》载：隋文帝杨坚叫李德林起草诏书,高颎在旁边戏道：“笔干了,不得一钱,何以润笔?”高颎是在替李德林以“笔干”之名,谋到点小费.于是“润笔费”流传至今.
唐代诗人李邕尽管落榜,但文笔出众,当地及邻近州县官衙纷纷拿钱请他写奏折,李邕一生公文800余篇,《新唐书》中记载：“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另外,贺知章、宋之问、骆宾王等也曾是公文的高手,所得稿费均都不菲.唐代韩愈在落魄岁月,写《平淮西碑》得稿费500匹绢,按现在的物价,相当于20万人民币,而他写的碑文只有1505个字,每字价值约132元.
还有的弃官为民的读书人,尽管文笔一流,但不屑为五斗米折腰,以致生活难以为继.公元759年,杜甫抛官弃职,举家西行,居无定所,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至770年,杜甫因无钱治病,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这段岁月,他尽管也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多是反映“先天下之忧而忧”或“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文章,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一千多首诗,但“为稻粱谋”的文章则一篇也没有,所以穷困潦倒就在情理之中了.出身名门的曹雪芹,几乎一生投入到《红楼梦》的创作中,从不去写文赋碑铭赚钱,晚年穷困到“举家日食一粥”的地步.
“落榜”的读书人,失败的原因,有可能是发挥失常,也可能是科举舞弊的牺牲品,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不乏真才实学、头脑灵活的时代精英,他们落榜后,没有选择给人“打工”,而是认准了自主创业.
有的竟靠“经营知识”而成为著名的“知本家”——孔夫子就是这个职业的开山鼻祖,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个个都收学费,收益不菲.于是,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落榜”但有真才实学者纷纷效仿,开办学校,广招学生；也有人偷懒,选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教,就实现了丰衣足食.
还有的人书本知识不咋地,做不了知本家,干脆经商做生意.明朝沈万三、清朝伍秉鉴等超级“牛奋男”,家族殷实,虽有钱读书,但多次参加科举却落榜,于是跟随父辈学经商,后来两人都成为当时的商业巨子.其中,伍秉鉴的事业巅峰时,拥有财富2600万两（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万两）,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也有“落榜”的读书人,尽管屡考屡败,但屡败屡考,比如范进等,最后考上了却沦为疯子.
（钟立就荐自《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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