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个年轻的编剧花了两年时间,刚刚打赢了一场被别人告了的官司.她追讨回了6万元的剧本费.这场胜利的背后是,对方来头不算太大,无数的名编剧在为她做后盾,尤其是二审时她遇到了一位好法官.究竟值不值这是每一个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被侵权,还成了被告
现在的王伊已经写出了热播的青春题材电视剧《加油,优雅！》,但她最初被公众所知,不是因为她写的电视剧获得了好评,而是2008年2月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进行的编剧维权大会上,她公开了追讨被拖欠的剧本尾款时受到的威胁――“我××花10万元把你给做了.”说这番话的宋新华当时是山东栖霞市文化局的局长,因为政府官员的身份,这段录音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贴.多家媒体聚焦后,王伊反而在之后的一年里陷入了困境.
质疑首先来自民众,因为王伊不出名.这个湖南妹子刚刚从电影学院编剧系毕业没几年,在北京租房,处于编剧界的中下层,写一集剧本只拿5000元钱,这个只比大多数“’,稍微高了一点点.在现在这个做什么都会被追究动机的时代,一个没写过名剧的编剧忽然之间成为了媒体红人,“炒作”被部分网友认为是王伊的初衷.来自网友的最有力量的质疑是,你干嘛不去告他即使受到了恐吓,当时的王伊也不愿意把宋新华告上法庭,她告诉周刊记者“我是个怕麻烦的人”,还担心过对方因为自己丢了乌纱帽.当时她在编剧维权大会上说出此事,只是想讨回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
她没有料到自己的软弱反而让对方“先告状”.2008年4月清明节刚结束的第一个工作日,王伊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一纸传票：宋新华把她告了,理由是根本不曾收到她的剧本,为此索赔25万,并要求她退回先期收到的部分剧本费.
王伊蒙了.整件事起于2007年7月,朋友介绍她去北京水柔风公司救场,为《牟氏庄园》写剧本.因为档期,王伊要求在合同中特别注明“2007年8月30日之后,王伊不再有责任或义务为对方工作,但如果有时间可提供帮助”.和她见面谈合同的是水柔风公司的出品人叶新萍和制片李建新(后来成为该剧导演),没想到最后正式签订时,王伊才发现合同的另一方竟然是山东栖霞市文化局,“当时叶和李的解释是,整部戏是水柔风和山东栖霞共同投资的,稿费由栖霞市文化局来付,开始一部分由水柔风垫付”.一部作品由多家单位共同出品是业内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李建新还强调“你不相信民企,你总该相信政府吧”.就这样,王伊的讨薪之路在这里埋下了祸根.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王伊和其他三位编剧一起,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别墅里埋头写剧本.8月30日王伊他们完成了25集剧本(播出时变成了35集)的创作,分三批拿到了20多万元的稿费,最后对方还欠了10万左右的最后一批稿费,其中王伊该拿到6万元.9月2日全体剧组开会讨论剧本后,王伊答应李建新在合同规定之外为剧组进行修改,“我多做了人物小传、分集大纲和人物关系谱”.10月初王伊把改好的剧本发到叶新萍的中,并催她结账.叶新萍收到了剧本,但面对尾款的说辞也从最初的“等我们审核好了再说”变到了“剧本不符合要求”,最后叶回了一条短信,“我不是你的合同对话方,你看清楚了再说话”.
看到短信时,生病的王伊正在医院排队挂号,“浑身哆嗦,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至今这条短信依然存在她的手机里.气愤的王伊在律师的建议下,打给了合同的另一方――栖霞市文化局局长宋新华.对话持续了26分钟,她录了音.
维权大会后,编剧程青松把其中一段3分18秒的录音放在了他的博客上.作为网络名人,他上传的这段录音立刻得到了网友和媒体的重视,王伊维权成为了热点事件.
在这段录音里,可以清楚地听见王伊说的话,“宋局长,如果我们的稿酬拿不到可能会影响《牟氏庄园》的发行.”而宋新华的回答也带着我们熟悉的官员特色,“翻脸就没意思了,你一个女孩子,你有多大本事咱们好好商量,这是政府(行为),我也犯不着和你生气；如果是我个人的话,你说这个话,你找死我××花10万元把你给做了,你拽吧你说这话真没意思,年轻人吧,年轻气盛.等广电局又不是你家开的,也不是我家开的.我和你说,你没这么大本事,你信吗你小孩子,你不懂.就为了这几万块钱打官司不就6万元钱嘛,我就不给你了,我叫个人等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不就万把块钱嘛.”
放下的王伊好像处于了真空状态,律师听闻后的语气很淡,“你再慎重考虑考虑吧”,王伊陷入了绝望.很快就是春节了,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回老家,一个人留在了北京,“这是我过得最糟糕的春节”.
集体的胜利
为什么会是对方先下手昵普遍的猜测是王伊在编剧维权大会上这么一闹,很可能会影响电视剧《牟氏庄园》的发行.正如当初央视热播剧矫家大院》之于山西祁县乔家故居,山东栖霞似乎也想借牟氏庄园大做旅游文章,拉动地方经济,此举需要侔氏庄园》的顺利播出.
2月的这次编剧维权大会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主办,时值好莱坞编剧罢工刚刚结束,几天后就是全国.编剧们诉苦的大会这几年已经屡见不鲜,人们也习惯了“听过就算”,如果没有王伊此后的遭遇,这次大会最终被记住的也只是――几天后身为学会会长和政协委员的老编剧王兴东,向递交了一份公开信.85位编剧在信里署名,他们每人身后都有一段权益被侵犯的血泪史,他们在信中希望在电视剧审查过程中限制有问题的影视剧,以保障编剧的署名权、报酬权,保持作品完整权.
编剧维权大会一结束,王伊就给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写了求助信,“王兴东老师的爱人王浙滨是紫禁城公司的艺术总监,这个公司也参与了《牟氏庄园》拍摄,我当时寄希望于他们二位帮我把钱要回来”.那时她依然打算通过行政力量,而非诉讼方式来解决问题.
王兴东看到了王伊的求助信,“社会对创作工作者的权利侵害已经到了肆无忌惮有恃无恐的地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典型.”王兴东把信转交给副局长胡占凡,胡在信上做了批示,还派了电视司的两个处长向王伊来了解情况.与此同时,水柔风公司也给出了一封带有十几人签名的信(王伊在这十几人里却只认识叶新萍和李建新两人),指责王伊“招摇撞骗”,此后处长们也就“回避”了.
王伊沉默了,她甚至萌生过退意,不写剧本了,“人性居然丑陋到这种地步,黑的都被说成白的了”.她关掉了手机,趁全国第一次清明假期在家里睡了好几天.睡醒后,她接到了法院的传票.
6月庭审,11月宣判.作为对年轻后辈的支持,很多名编剧 都去法院旁听.在被动中走上法庭的王伊看来,她在这个官司里“证据充足、事件清晰、黑白分明,但五个月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比如原来和她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三位编剧转眼就“背叛”了.最终法院“各打了五十大板”,驳回了原告向王伊要求的25万元赔偿,王伊也不用退还先期已经收到的稿费.这意味着王伊要求拿到尾款的权利并没有得到认可.
看上去王伊并没损失多少,她似乎还从官司里获利了,起码她证明了自己不是骗子和炒作者.所以当王伊当庭就表示要上诉时,法官甚是疑惑,“你还要上诉啊”王伊的坚决完全不同于以前的退缩,“如果我不再上诉的话,我这辈子都会感到恶心,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尊严”,她说,自己是站在太阳底下的人,不怕.
其实她很害怕.帮助王伊将威胁录音公开的程青松告诉周刊,“我在MsN和手机短信中都在安慰她,她人都要垮了.她并不是很自信的,虽然有这么多人帮她,但最后承担下来的还是只有她一个人.”
程青松在编剧维权大会之前和王伊素不相识,但他经历过这样的事情,2000年他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时剧本,“没跟人签合同,结果被骗了5万元,官司都打不成,算是我进编剧这一行交的学费吧”.一直以来程青松和媒体关系很不错,他总觉得任何事情“如果只是在很狭窄的范围中探讨,这个事情就没什么效果”,所以他四处和认识的记者诉说王伊的遭遇,“我和她说,编剧维权真正要维护的是人权,中国每个人都要学会维护自己的权利,社会才会进步.这一点远比编剧维护自身的权利要重要,这也是我一直支持王伊的根本动机.”
一审前后《牟氏庄园》已经在各地电视台播出(送审时片方将片名定为《没有男人的庄园》,放映时又改回原名),还发行了DVD.王伊在上诉时把DVD交给了法官,“我十分感谢梁立君法官,是她认真核对了DVD和我的剧本,判定其中95％的内容是一样的.法院把这个结果告诉了栖霞市文化局,对方没提出任何异议”.说到此处,王伊的声音里也流露出如释重负的喜悦之情.
2009年8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栖霞市文化局的诉讼请求,撤销了一审对于王伊的部分不公正判决；并判令栖霞市文化局支付王伊6万元的稿费.
二审进行时,宋新华消失了,栖霞市文化局的法定代表人换成了林德义.周刊联系了宋新华,询问他对二审判决的看法,在“哦”了一声后,他说“这个事情现在已经不归我管了,无可奉告”,他拒绝透露现在的职务.
为何只说不做
王伊赢了.听到这个消息,刚刚打赢自己维权官司(香港导演张之亮在电影《墨攻》的编剧栏里没有署上他的名字)的老编剧李树型身在伦敦的机场,买了一听啤酒一口气喝了个光.在编剧界看来,这回归的6万元钱意味着法律的回归,法律的尊严回到了它应该保护的对象身上.
王兴东认为,王伊二审能够获胜的原因是“对方来头不大,还有就是事情并不复杂.而且她遇到了一个执法公正、认真负责的法官,35集电视剧一集一集地看,一周下来眼睛都是红的.对于法官来说,一个案子可能就是一个事务,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编剧来说,这就是她一生的事情”.
如果没有地方官员肆无忌惮的恐吓,人们还会对王伊保有如此的同情心吗在文化产业全面开放的现在,连洗脚城的老板都可以投资影视剧时,抄袭剽窃、拖欠尾款和不署名等种种行为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芬妮的微笑》的编剧王浙滨交出剧本后,制片方从此杳无音信：《燃烧的岁月》的编剧陈坪被拖欠尾款；《三国演义》编剧叶式生虽然打赢了官司,但制片方的赔偿却是500件“股票理财通”.而网络舆论对于编剧维权的一个常见态度却是“影视作品的故事都这么烂,编剧们还好意思(要钱)”,编剧维权甚至被说成是“唯钱”,编剧们的维权行动往往也是不了了之.
王兴东说,“我们讨钱实际上是讨回著作权赋予我们本应拥有的权利,不是额外的权利啊.美国编剧在2008年要求网络平台也要付报酬给编剧,这些我们根本不敢想,我们还停留在很基本的层面上.”
唯钱论有点过.其实编剧们的剧本费并不高,要价一集10万的编剧毕竟是凤毛麟角,相对于导演和演员的高额收入,大部分编剧的剧本费都在5000元一集左右这么的寒酸,有些刚入行的甚至是1000元一集.“很多编剧都很瘦,年纪轻轻什么病都有,签个合同就像签卖身契一样.像王伊这样从学校毕业后还能走下去的,真是不容易,剧本费就是他们生存之本.”目前全国有22家高等院校每年向社会输送近1000名从事编剧行业的毕业生,这么多人的职业生涯都是从没有署名只有微薄稿费的“”阶段开始.
社会舆论并不倾向于原创和首创,中国的电影奖项在多年前也取消了编剧奖(今年百花奖重新恢复了编剧奖),整个行业轻视编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编剧之间随意篡夺别人的创意或者抄袭剽窃者众多,真是相煎何太急.为了说明自己及时写出而且交出了剧本,很多编剧往往采取通过邮局自己寄给自己这一招,来留下时间记录.有些编剧甚至想到了找讨债公司要钱,四个彪形大汉往那一坐,制片商害怕了,就付给稿费.程青松说,现在和别人合作剧本,正式签约之前他不会发电子邮件,即使在咖啡厅和别人谈自己打印在纸上的故事,他都不会把纸留给对方.“他们很可能不用你(的故事),但是会把你的故事剽窃了.编剧维权真的好微妙,跟其他维权大不相同.”
编剧们被侵权后败诉的比例也比较高,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编剧淡合作时往往抹不开面子,再早几年很多编剧连谈钱都抹不开面子.“名编剧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而刚出道或不出名的小编剧们急于得到报酬,就会忽视了很多问题,剧本一出来就会被踢开.有些小编剧知道钱要不回来就不要了,这样是不对的,要敢于和对方上法庭.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就是总希望别人保护自己,而不是自己站出来,继而保护别人.”王兴东说.
行动起来
任何一个中国编剧都会羡慕像好莱坞编剧工会那样的维权组织,程青松说,“他们还给编剧养老呢,但我们的演员出了工伤都没组织可找”.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从2004年左右开始为编剧们维权,但学会没有经费来源,王兴东说：“我们学会没什么钱,也请不起律师.我们声援他们,提醒他们要依法办事,要以合同为证,还提供过几个合同样本给大家.对于受伤害的编剧们,只有我们编剧这种群体性组织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政府站出来”.
文人能写出穿透历史的文字,但他们在日常行为中却都常常显得过于天真.就好像当初的编剧维权大会和之后向有关部门提交的签名信,“当时我们单纯地认为,就像熊德明能遇到一样,我们期待这样的回应.没想到政府回应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负责审查电视剧,只对内容的审查,不涉及著作权等”.不甘的王兴东在2009年上又提了一个新提案――剧本著作权合法性决定影片合法性,但这个提案到现在他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对现状不满的部分编剧们不堪忍受这种被人压榨和漠视的状态,中国电影文学旗下维权部的汪海林和阎刚,与邹静之、石康和彭三源等20名一线编剧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模式办了个喜多瑞公司.王兴东说,“我们掌握了我们剧本的版权、主动权和控制权,然后往制片人和导演这两个方向发展.人们从事的职业受到歧视受到伤害时,自然会想到转向,势不可挡.但话又说回来,一个编剧还要去想怎么拍片,精力分散了,自然就做不到顶尖级了.现在因为这种状况,很多编剧向导演和制片分流,对编剧业的发展自然不是很有利的.”更深的问题是,即使费了这么大的劲,他们能唤起人们对于编剧的重视吗
王兴东最近在话剧界感受到了对编剧的重视,他写的剧本《北京1949》即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我当着导演和演员的面公开讲我的剧本,当了30多年的编剧,我已经10多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了,真兴奋.我觉得电影界也应该这样,回归编剧最早的思索.” 可能吗这两年陆续有敢说的编剧提过“编剧中心制”的说法,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完全是一句玩笑话,现实是随着有名气有实力的大牌导演的逐渐变老,影视圈很可能将从过去十几年来的导演中心制向制片人中心制转移.9月王兴东编剧的献礼大片《建国大业》即将上映,他最近还受邀去有关部门为修改著作权法组织的讨论会上发言,会上他提出了遵循原创第一的原则,“老农都知道浇树浇花要浇根,剧本就是影片的根与核.中国电影想要发展起来,必须要重视原创和首创,没有好的剧本是不行的,再投资几十个亿也一样浅薄”.
王伊赢了官司,老编剧费明在第一时间送了她一首诗：“漫漫维权路,终未负苦心,一名弱女子,诚感天下人.”王兴东对此寄予的希望更深远,王伊这6万元钱是小,但她讨出了整个社会对著作权的关注意识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