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继“三鹿事件”后,众多企业均因同样问题深陷“三聚氰胺”漩涡,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企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连向社会提供质量安全产品这一最基本的责任都无法做到?
对于众多企业陷入“三聚氰胺”漩涡,显然不再是单纯的管理不当所致,而必须从更深层面进行反思：面对三聚氰胺“潜规则”,公司高管听之任之,表现为“不作为”；面对消费者投诉,公司高管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而仅向当地政府报告请示,消极等待,表现为“不作为”；危机爆发后,除部分高管被行政问责外,公司治理问责机制同样表现为“不作为”状态.正是这些普遍存在的系统性公司治理风险,引致了一场人间惨剧.随着全球社会责任的日益凸显,如何夯实企业履责的治理基础,跳出传统“出了问题找市长”的怪圈,就显得必要而紧迫.
全球社会责任观日趋重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受到企业经营者的关注,企业的责任由传统单一的经济责任转变为关注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
企业作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其“经济人”的角色决定了它必须追求利润,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是,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并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对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做出贡献.这就需要企业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企业不仅是盈利经济机构,而且兼具社会服务职能；企业管理者不仅受托于股东,而且受托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包括对雇员、消费者和广大公众都负有社会责任,所以企业的任务并非只是创造利润那么简单,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既是一个“经济人”,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人”.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即要对全球利益相关者负责.一方面,由于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流通,因而其利益相关者更加广泛,突破社区而遍布全球；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企业的任何波动,都会以乘数效应极度扩张,从而会对全球利益相关者带来更大的间接影响.如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引发“蝴蝶效应”,波及全球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我国奶制品业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质疑等等.可见,第二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虽然与企业运营并非直接利益相关,但却更加广泛,影响更加深远,因而其全球社会责任问题引起了更加广泛的关注.
公司治理是基础
社会责任的全球化,成为当前公司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公司治理规范必须对企业履责机制的构建提出基本要求和基础架构,以维护全球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看,既有法律、行政等方面的强制义务,也有道德、方面的自愿行为,具体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生态责任和责任等四大层面.
从利益相关者主体上看,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体现为对员工、合作伙伴、消费者、社区、国家和环境履行的各种积极义务和责任,是企业对市场和全球利益相关者的一种良性反应.显然,这与公司治理的核心要求不谋而合,是从更深层次对公司治理提出的要求.由此,公司治理由传统的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模式逐步演化为全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模式.
世界著名的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曾经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阐释,认为其包含四个层面：一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标准,主要包括遵守法律、共同规则以及国际标准,防范腐败贿赂,对消费者和对客户负责；二是对人的责任,主要包括员工安全计划,就业机会均等,反对歧视、薪酬不公平；三是对环境的责任,主要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四是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主要指广义的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社区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如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这些贡献可能成为企业核心战略的一部分,成为企业社会投资、慈善或者社区服务行为的一部分.
可见,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标准是企业履行对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和对社会发展的责任的基础,决定了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理应符合公司治理规范,在合规架构内践行社会责任.
在共同治理导向下,公司治理必须建立企业履责的基本架构,并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体系.一些企业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有关调查显示,企业领袖的社会责任意识近年已经显著提升,而且大部分企业领袖相信,适度地把企业社会责任整合到企业经营中,可以改善企业的绩效.如今,美国约有60%、欧洲约有50%的大公司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主管,负责处理各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发生的不正当经营行为所提出的质疑.在这些公司里有正式的公司社会责任履行计划、系统的项目设计、科学的决策机制和完善的执行程序与控制系统.在公司治理层面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是企业履责的基础保障.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企业经历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几个阶段,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步得到确立.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也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企不分和“企业办社会”实现了向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主的社会责任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企业摆脱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包袱,但是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企业缺乏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责任内涵的科学认识,不能以科学发展观的眼光从战略高度认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造成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另一方面,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片面地强调形式上的内容,而忽略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问题,即为社会和消费者提供健康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舍本逐末,造成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的行为扭曲；此外,一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自主治理的意识,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不能有效地进行自我监督与约束,漠视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问题,产生企业社会责任“显性违规”和“隐性违规”并存的局面,而后者则更为典型.
按照著名的社会责任“卡罗尔结构”(Caroll’s Construct,1979)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明确的内容,其中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居于基础地位,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范畴；而责任和自愿责任则体现了企业基于自身能力所采取的积极自愿行动,是一种高级社会责任行为.由于对社会责任缺乏科学认识,我国部分企业连最基本的法律责任都难以履行,何谈更高层次的责任和自愿责任.
制度建设是关键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企业不仅要对盈利负责,还要对全球利益相关者负责,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一个有志于打造“百年老店”的企业,必须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对全球利益相关者负责.否则,企业无论如何是无法实现基业常青的.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办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为切实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防范社会责任系统风险,制度建设是关键.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完善法律法规,健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审计监督体系.国际上,美国是较早颁布法律、法令等强制性手段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规范的国家.目前,美国已经有近30个州相继在公司法中加入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内容.法国、英国、德国、荷兰等也在各自立法中确立了倾向于就业、工资、工作条件等问题的企业社会责任,如法国调整了企业法,并视利润与企业社会责任同等重要.而且,这些国家还要求企业披露其社会责任履行状况,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进行审计监督.
在我国,《公司法》明确提出,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要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首次将企业社会责任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2008年1月4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求企业成为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以人为本、创建和谐企业的表率.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尚缺乏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监督机制,造成了“有法难依”.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已有法律法规基础上尽快建立可操作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细则或指引,明确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监督机制.
其次,强化公司治理,确保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当前,中国公司治理正逐步进入包括广大中小股东、消费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时代.中国企业必须尽快树立为全球利益相关者负责的责任理念,增强“自主治理”意识,在公司治理层面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基础保障.同时,还要根据公司治理“规则、合规、问责”的核心要求,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问责制.真正的公司治理问责制要求“集体决策、个人问责”,特别是要实现从“结构合规”向“机制约束”转变.
最后,建立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当前,国际上已经成立了一些旨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组织,如美国的社会责任商会（BSR）、英国的道德贸易促进会（ETI）、日本的良好企业公民委员会（CBCC）等,并进一步推动形成一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包括AA1000、SA8000、C2000、ISO26000等.但由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这些标准体系还不能够形成非常有效的指导.因此,应该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尽快建立一套适合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及评价体系,以指导和改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作者为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编辑：许倩xu.qian.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