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社会主义是根据社会发展的普遍原则,在近代新的生产方式下产生的.社会主义并不必然以资本主义为前提,它们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两种可能的制度模式.历史上,自由资本主义在利用和创造新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产生了两极分化和严重的阶级对立,付出了高昂的转型成本.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它的合理性将由它造成的现实结果来证实,那就是：顺利完成社会转型,既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又避免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
关 键 词 ：社会主义；本质；优越性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5－０81－０4
对一种社会制度的认识,需要着眼于这种制度置身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生活.具体来说,需要考察社会制度的根据,它所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还需要考察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现实结果,并据此判断它的合理性或优越性.直接地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社会作出的选择,对于这种选择的考察需要联系社会对自己生活基本原则的认识、对自己的生活条件的认识、对自己活动结果的认识和据此对自己的选择的反思.
一、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近代以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制度模式及相应的思想体系.究其原因,是由于自近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工商文明.
新的生产方式是与新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制度的作用在于利用和创造社会生活条件,社会制度本身即是社会利用和创造生活条件的方式和方法.一种社会制度在发挥它的作用的同时,又在生成促使它走向灭亡的因素.当封建制度带来工商文明的萌芽的时候,它就开始了向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转变的过程.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就历史经验看,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从时间上讲,资本主义在先,社会主义在后.德国社会党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指出：社会主义“是作为雇佣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的道德反抗而开始的.由科学技术引发的生产力巨大发展给一个很小的阶层带来了财富和权力,给雇佣工人带来的起初仅仅是困苦和贫穷.废除统治阶级的优先权,给所有人带来自由、公正和富裕――这曾经是、现在依然是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①
这种理解的问题在于：它把资本主义当作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了.它会妨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入理解,从而造成一种错觉,即采取跟资本主义制度正相反对的做法,就是社会主义.
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联系在于：它们是社会从农业时代走向工商时代的两种可能的方式.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模式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然而这种区别是以某种共同的东西作前提的,那就是：它们都以建立和发展工商文明为内容.
社会主义并不必然以资本主义为条件和前提.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不能说必须先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然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历史上,资本主义出现于社会主义之先,恰恰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合理性,它是一种不现实的社会制度,后发国家非但不要先行建立这种制度,反而应当避开这种制度,实行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便是抱着这种态度.孙中山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现实性,他指出：在这种制度下,“大生产所得的利益,资本家独得大分,工人分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常常相冲突,冲突之后,不能解决,便生出阶级战争.”② 因此,他不主张用自由资本主义来进行实业革命.他说：“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这种办法才是正当解决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③.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而根据他的看法,“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④.
社会主义以工业化、以发展工商文明为自己的内容.
* 本文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重点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社会主义必须以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为内容,否则它就缺乏它应有的本质规定.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这方面存在重大失误.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出台,这个“一体两翼”的路线虽然把工业化确立为“体”,但在实际执行中,工业化被淡化了,经济关系的改变几乎成为工作的全部内容.应当看到,在改革以前,社会主义在生产方式上的本质内容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导致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由于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并不把推进新的生产方式当作自己的使命,这使得它附着了某种程度的封建主义色彩.
需要注意区分两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一个是工业化时期,另一个是工业化完成时期.这两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条件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也体现在社会的制度方面.不能只看到转型之前和转型完成之后的社会制度,还要深切关注转型中的社会制度.转型可能持续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时间,这个阶段的制度不合理,同样可能产生重大的社会问题.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注意到了这个过渡时期,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但都强调在过渡时期应采取特定的制度模式.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据
社会制度是利用和创造社会生活条件的方式方法,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制度根据什么去利用和创造条件?倘若没有一个根据,那么一切都将是偶然的,而条件也不复是条件,因为条件唯有与某种根据相联系,它才是条件,脱离根据,条件就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这里所说的根据具有普遍的意义,它适用于不同的国家,适用于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它是制度的深刻根据,但它并不造成制度的特殊性,制度的特殊性是条件造成的,条件不同,制度就不同.根据是高度抽象的,也是缺乏内容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到近代之前,它从未得到充分的反省.
根据是普遍的东西,但它只能存身于制度的特殊性之中.也正由于根据存在于制度之中,在制度的变革时期,根据可能获得现身的机会.革命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社会制度,但须知制度的特殊性的方面可以推翻,它的根据则是不容推翻的,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环节.历史上看,在封建制度被推翻之际,普遍原则也被弃于一旁,从而给社会制度的重建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在近代,甚至在自由资本主义的问题充分暴露之前,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环节,并予以强调.
卢梭思考了“国家的绝对根据”⑤,提出了“公意”（普遍意志）的概念.在卢梭看来,人们结合而成的社会是一个“大我”,它也有其意志.卢梭对政治科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发现了社会的普遍意志,并且把普遍意志理解为某种关于普遍利益的原则.他说：“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⑥.
康德动用其三大批判中的两大批判论述了社会生活的根据是“普遍立法”的原则.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摧毁了个人生活的利己主义原则.他指出,这个原则决不可能具有规律的普遍性,如果把规律的普遍性赋予它,将导致这个原则和它的意图的冲突及毁灭.尽管康德错误地认为普遍原则不具有任何内容,但是他明确了这个原则的形式,肯定个人活动的根据是“普遍立法”的原则.康德又在《判断力批判》中先知般地指出这个原则是人们通过阶级压迫、战争等“磨难”反省到的.
黑格尔把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称为“市民社会”,拒绝冠之以“国家”的名称.他否定了市民社会的现实性,指出这种社会未能自觉到“普遍的利益”⑦ 的原则,从而产生了“荒淫和贫困”⑧ 的社会问题.黑格尔对在普遍原则上达到自我意识的国家抱尊崇的态度,他说：“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⑨
马克思则把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划归“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⑩.在他看来,这种社会的问题在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相分裂.他指出：“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1}
随着社会从农业时代走向工商时代,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和人群划分.这就要求社会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规范新的不同人群的权利义务关系,将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协调统一起来,以保证在利用和创造新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活动中,它的普遍利益能够得到实现.
需要指出,普遍利益的观点决不是单纯的平等的观点.平等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平等本身不是绝对的.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蒲鲁东的抽象的平等观.他说：蒲鲁东把平等当作最高假设,“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背离平等.”“历史和蒲鲁东先生的臆测步步发生矛盾”{12}.
“共同富裕”并不是某种抽象的平等原则.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13}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畸形发展的模式,它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追求“平均发展”.
过去我们实际上长期将“平均发展”奉为最高原则,主要表现是：在经济生活中一味排斥差别,视差别为洪水猛兽,把有限的差别说成是两极分化,从而将之与资本主义挂钩.其实差别并不等于两极分化.我们反对过大的差别,而不是一般地反对差别.如果差别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它就非但不是两极分化,反而能够发挥调动生产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而简单排斥差别的“平均发展”,则会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影响经济效率.
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社会生活条件与社会生活原则相结合,即社会生活原则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把自己表现出来,就形成特定的社会制度,它包括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几个方面的具体规定,这些规定的核心部分构成它的基本价值.
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业化、现代化.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具有其生产方式上的使命,那就是实现工业化.社会主义若没有这个规定,它就失去它的基本内容而成为某种抽象的东西.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一贯突出社会主义在生产方式上的意义.1985年,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4}.在1986年,他又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5} 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16}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具体说就是改变中国农业国的面貌,实现工业化,也即是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第二,共同富裕原则下的市场经济.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社会分工及相应的新的人群划分相联系,这些人群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关系.这个环节用法学的术语讲就是实体法,实体一词表明了这个环节的特殊地位,它是社会原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主要表现形式,因为它规定了普遍利益,规定了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关系.
实体法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们极易对它作抽象的理解.人们很容易构想一种理想的权利义务关系,然而实体并没有独立的内容,它总是与法的程序相联系.虽然可以把实体说成目的而把程序说成手段,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机械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实体依靠程序获得支撑,程序又体现着实体的要求,它们是有机体内部的相互作用的关系.
按劳分配本身是一种相当理想又简单明白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它和它的实现手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正如所说：“讲按劳分配,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有好多具体问题要研究解决.”{17} 在缺乏程序支持的情况下,按劳分配原则不但得不到实现,甚至会走向它的反面,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和不干一个样.按劳分配本身是与平均主义相对立的,但它由于缺乏程序的支撑而把自己变成了事实上的平均主义.改革之前,我国的经济关系就存在这个方面的问题,它是过去体制弊病的病根.改革就是从解决这个实体问题开始的：“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18}.可以说,如果按劳分配没有问题,那么市场经济就没有实行的必要了.由于按劳分配缺乏某种现实性,才有必要引入另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即按生产要素分配,并进而发展市场经济.
但是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单纯地按生产要素分配会导致两极分化.因此,按生产要素分配连同市场经济必须被置于“共同富裕”的原则之下.“共同富裕”既是目标,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限制性原则.就后一个方面的意义讲,“共同富裕”就是避免两极分化.一旦出现两极分化,就表明普遍利益的社会原则遭到了破坏,社会主义就会丧失它的本质内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9}
第三,中国的领导.关于政治关系,德国社会党说：“我们为而斗争.它必须成为普遍的国家制度和生活制度”{20},并指责人搞,说“人残酷地压制自由.他们用暴力镇压人权,镇压个人和民族的自决权利.”{21}
德国社会主义者面对的是一个业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他们的主张根本无法适用于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其他民族.决不是普遍的国家制度.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把共和当作目标,但都认为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存在一个“过渡”时期.在康有为看来,如果直接实行,各种政治力量会由于“各怀私心”{22} 而无法形成共同意志,从而导致天下大乱.孙中山则认为,这是由于不能不“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23}.
一般而论,政治有其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背景.自近代以来政治得到了发展,其原因在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出现.没有这种背景,政治就是没有内容的、空洞抽象的东西.在某种具有权威的政治力量的主持下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可以避免社会内部由于互不认同、互相争斗而形成乱局,并使人民得到政治的程序训练.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政治关系就是中国的领导,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一个构成部分.
四、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或优越性
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或合理性问题就是社会制度的价值问题,即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定的社会制度能否体现基本原则的要求,或者说,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充分体现基本原则的要求.换个角度看,社会制度的价值问题又是关于社会制度的选择是否正确的问题,即政治科学的真理问题.社会制度是否合理,政治科学是否具有真理性,要以社会生活的现实结果作标准.众所周知,科学理论是无法直接证实的,能够直接加以证实的只是理论的个别性结论.人们只能根据众多个别性结论的验证情况,间接证实理论的真理性.由于这个原因,更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政治科学的检验是一个十分艰巨漫长的过程,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可能需要花费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才能获得确证.
社会历史条件基本相同,社会制度的比较才有意义.由于社会的历史就是利用和创造生活条件的历史,不同的生活条件标示着社会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把生活条件的变迁过程称为历史时间.这样就可以说,社会制度的比较必须基于相同的历史时间.
单纯基于自然时间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过去我们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采取的就是这种不正确的比较方式.在这种方式下,被用作标准的根本不可能是普遍原则和社会生活条件,只能是一些偶然的、主观随意的东西.这种比较既无意义,又无说服力.正确的比较方式是基于历史时间的,我们不能拿今天的社会主义和今天的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只能拿今天的社会主义和昨天的资本主义相比较.这种比较看似没有比较的基点,其实是基于历史时间的.其意义在于：在从农业时代向工商时代的演进中,有的民族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民族实行社会主义,哪种制度模式更为合理,要看在哪种制度模式下社会能够更好地走过这个阶段.
比较的意义在于服务于制度模式的选择.直接地看,我们是在不同的民族间作制度的比较,而从根本上说,我们只是自己跟自己比较.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在自己的生活条件下进行社会制度的选择.先进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曾采取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两极分化和严重的阶级对立,付出了沉重的转型代价.今天我们的民族也进入了这个阶段,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种基本的制度模式可供选择.倘若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在转型的过程中没有像当今先进国家过去那样产生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而是顺利地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那么就可以作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结论.
这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民族而言,社会主义是否具有优越性,要看在这种制度下我们能否顺利地完成社会转型.1987年4月在同一位外国客人谈话时,联系“三步走”发展战略,较为集中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问题.他的谈话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于发展生产力之上.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24}如前所述,社会主义以发展生产力为本质,它具有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性.过去的“贫穷的社会主义”缺乏这种现实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没有什么优越性可言的.
第二,“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25} 设想,到21世纪中叶,我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人均四千美元,这意味着到那时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他又说,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这两个平均数为什么会不相同?原来这是联系到分配制度讲的.人均数量这个指标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只反映总体水平,不能反映内部差别的情况.社会主义不能只讲总体水平,还要讲内部差别.到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国民生产总值不但达到人均四千美元,而且这是没有两极分化的人均四千美元.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人均四千美元就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人均四千美元.由于有这个不同,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讲的生产力是具体的生产力.生产力作为生产的要素、条件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因为条件总是在一定的原则之下被利用和创造的.脱离原则谈生产力,或是在错误的原则下发展生产力,这样的生产力就只能是抽象的生产力,甚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破坏力”.
第三,完成了“三步走”,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6} 人们可能想,如果这个结果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那么它同样能够证明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因为到21世纪中叶,虽说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但毕竟只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应当看到,这里的比较是基于历史时间的.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其基本含义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才能顺利地实现社会转型.也正因为比较是基于历史时间的,所以要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就要根据与历史时间相联系的实践结果.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结果的出现尚待时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未来的实践结果来确证.
注释：
①{20}{21} 《德国社会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71、84页.
②③④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6、392、355页.
⑤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3页.
⑥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页.
⑦⑧⑨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69、199、259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1}{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149－150页.
{13}{14}{15}{16}{18}{19}{24}{25}{26} 《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137、172、373、155、139、224、224－225、225页.
{17} 《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22}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9页.
{23}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作者简介：周和义,男,1964年生,湖北监利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25.
（责任编辑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