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历经深刻调整,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出现了明显的 “社会排斥”的现象.社会排斥包括不平等与关系贫困、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信贷市场上的排斥、医疗保健、食品市场与贫困等.社会排斥现象的主要属性有多向度性、动态性、相对性、能动性、资源约束性.西方社会排斥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借鉴作用和深刻的启示.
关 键 词 ：社会排斥；理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F24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2-0188-05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在马歇尔计划的刺激和各国政策的正确性引导之下经历了发展的黄金20年.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欧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历经深刻调整,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出现了明显的被西方学者称为“社会排斥”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理论开始获得发展.这一理论的发展不仅对基于西方福利国家的传统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且对欧洲的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产生
“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之初至五六十年代贫困（poverty）研究中的对贫困以及剥夺（deprivation）和劣势（disadvantaged）概念与理论的探讨.这种探讨使贫困研究的侧重点由注重物质匮乏转变到更加关注贫困的社会关系,由关注贫困个人和家庭转变为关注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制度性结构中考察贫困的成因.这样,取代注重贫困状况和贫困程度的实证测量和指标体系,贫困的社会成因和起源问题,贫困现象的持久性、遗传性和贫困周期等问题成为贫因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总体来说,贫困、剥夺和劣势概念演进的基本脉络是由侧重物质匮乏转变为侧重不利的社会状况,由注重贫困和家庭生活的物质层面转变为注重个人、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贫困的主要成因从过去归结为个人和家庭因素为主转变成以社会环境、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和个人、家庭因素的互动关系为主[1].
“社会排斥”一词由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于 1974 年最先提出.他在界定法国的受排斥人群时,认为以下群体是“受排斥的”——这些人约占法国总人口的 1/10：精神或身体有残障者、者、老年患病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过失者、单亲母亲、多问题家庭、边缘群体、叛逆者以及其他一些不适应社会环境的人[2].但勒内·勒努瓦并没有对社会排斥的含义进行明确的界定.社会排斥最初指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和偏见,这种歧视和偏见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制度基础上.“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3]伴随着欧洲经济的衰退和福利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社会排斥概念发展成为解释现代福利国家出现的新贫穷问题、长期性失业问题、贫困家庭结构的变化、福利国家的收缩以及移民等问题的理论概念.
虽然社会排斥词汇逐渐被广泛使用,但是人们仍然不清楚它的准确含义.实际上,这个词汇之所以得到传播,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准确的定义,从而意味着它与所有人的所有事都是有关的.一项对社会学文献的评论认为,观察家们实际上只达成了一点共识,即我们不可能用单一和特别的标准来界定“被排斥”的状态.阅读大量关于排斥的调查和报告后,我们发现,专家们之间存在严重的混淆.然而,专家们的讨论似乎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相对性.人们遭遇特定的社会排斥,即社会排斥有特定空间和时间.就贫困而言,这种相对性已经受到了挑战.根据约瑟夫和森普逊的研究,我们现在将一个拥有中世纪贵族同等生活标准的人描述为穷人,仅仅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像中世纪贵族一样生活的社会之中.
然而,无论绝对贫困分析的价值何在,它都与社会排斥没有关系.仅仅孤立考察一个人的处境,我们无法判断他或她是否遭遇社会排斥.任何对排斥标准的具体运用都不得不考虑其他人的行动.人们会因为其他地方的事件而遭遇社会排斥.实际上,排斥可能是个体群特征而不是个体特征.经济学家往往孤立地考虑个人及其家庭,比如,没有考虑样本调查中的被试是否来自同一条街道或者邻里.然而,社会排斥往往通过社区来体现,而不是通过个体来体现的,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根据居住地来确定信用等级的金融制度.
第二个要素是能动性.排斥是能动者的一种行动.人们退出市场经济,从而可能自我排斥；或者因为银行的决策而不能获得贷款,或者保险公司没有为他们提供保险,人们也可能受到排斥.人们可能拒绝工作而喜欢靠社会保障收入来生活；或者他们因为其他工人、工会、雇主或者政府的行动而被排斥在工作之外.在森的研究中,他曾经使用“能动性”概念来考察社会公正,强调以下两者间的差异：（1）个人目标的实现与自己的角色无关；（2）个人目标的实现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融合状态没有出现的原因,我们不能只考虑个人状况,而且还要考虑他或者她的尽责程度.失业人口受到排斥,是因为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
第三个关键要素是动态性.人们被排斥,并不单单因为他们目前没有工作或者收入,而且也因为他们的前景黯淡.从“前景”一词,我们应该明白,人们被排斥不仅关系到自己,而且也关系到他们的孩子.社会排斥可能在代际之间发生作用.因此,如果要评估社会排斥程度,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考察当前状态.对贫困的讨论也应该如此.罗伯特·沃克尔曾经指出,这种思想是将贫困和社会排斥概念联在一起的一种方法：当贫困长期发生时,穷人实际上根本没机会摆脱贫困,因此,穷人对更广泛的社区的认同也就越小,在这样的场景中,贫困的经历与社会排斥的经历非常接近.
虽然贫困和社会排斥接近的风险增加了很多,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贫困和社会排斥概念二者等同：社会排斥并不单单是长期或经常发生的贫困.社会排斥不仅是事后追溯的问题,而且也是事前预期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些有前瞻性的指标.社会排斥测量指标的实际运用是主要的研究问题,但是相对性、能动性和动态性这三个要素,为大体上考虑排斥和融合机制提供了基础[4] . 二、社会排斥的多样性
(一)不平等与关系贫困
斯密曾指出,相对贫困会造成绝对的能力贫困.斯密的这种开创性分析不仅适于分析英国与法国那时出现的问题,而且也适于分析当今亚洲的一些问题.建构性的剥夺有时与一国追逐时尚的消费风气有关,穷国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消费风气可能是缘于国内的消费者一味模仿富裕国家的消费方式或受后者的影响.与斯密所处的时代相比,这种情况在现今更加开放的世界里更为普遍.当前一些穷国的消费攀比之风可谓是导致参与社会生活代价高昂的原因.
当一些人因经济滑坡而突然遭遇贫困时——如东南亚金融与经济危机给人们带来的冲击,消费上的落差会使得这些人的失落感愈发强烈.如果伴随经济衰退的还有不平等的加剧,那么绝对贫困问题亦会更加突出.倘若我们关注斯密在分析贫困时所谈到的关系问题,那么我们会发现贫困的加剧还会以其他形式出现,即具有建构性影响的排斥.
(二)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
对人们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剥夺,实际上是人们所遭受的各种束缚之一.在发展中国家,反对被束缚劳动力所遭受的“不自由”的斗争,其重要性可与美国南北战争相比.事实上,马克思之所以称赞资本主义并把美国南北战争誉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主要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使人们摆脱了奴隶制的束缚,进而能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就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在社会活动中举足轻重,而且兼具建构性与工具性意义.
(三)信贷市场上的排斥
扩大穷人获取信息的机会对他们的生活会产生重大影响,笔者在前文对此已有论述,所以在此就不再赘述.与性别相关的排斥与不平等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亚洲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尤为突出.男女不平等问题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同性别的婴儿死亡率有差异,而在所估计的全世界“失踪的妇女”总数中,亚洲占了其中的大多数.实证研究也表明,对妇女利益的漠视很大程度上导致妇女在就业机会、基础教育和土地所有权等方面遭到排斥.当然,诸如此类的排斥具有重要的工具性影响.
事实上,与性别不平等相关的一些排斥兼具建构性与工具性意义.国际比较研究以及对大国内部进行的区域性比较研究均已表明,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与就业机会不但能够大大降低由性别偏见所导致的死亡率,而且对控制生育率也有着显著影响.对上述结果的分析和对降低生育率的研究也表明,如果年轻妇女在家庭决策中能享有更大的发言权,那么上述积极影响会由此而产生.因为：（1）年轻妇女大都为生育与养育子女所累；（2）年轻妇女的教育、经济独立,与社会地位的提升也会赋予她们在家中更大的决策权.在家庭里,实现男女平等以及使妇女参与家庭的决策等,都会对妇女及社会产生（除了能降低生育率之外）直接的影响.因此,应该积极看待女童的教育与妇女的就业在推动家庭内部的社会变革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消除那些影响妇女切身利益的不公正排斥）.当然,在亚洲很多地方都存在忽视儿童教育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即很多国家对女童教育的忽视.除了在亚洲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对女童教育的消极排斥外,阿富汗则存在对女童教育的积极排斥,即其公共政策公开禁止女童入学.
(四)医疗保健
大部分人口无法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这在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此问题在亚洲很多地方都极为普遍.针对该现象,有学者建议,在分析问题时还应考虑到,贫困地区的一些群体由于高昂的医疗成本而无法享受到现代的医疗救助（比如爱滋病人的治疗）,从而出现国际性排斥.
(五)食品市场与贫困
另一个有所不同的问题是,在一些国家,虽然我们看不到食物短缺现象,但是仍然有大量人口饱受营养不良之苦.这些人由于购买力不足,无法把自己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这种困境的缘起即是各种经济劣势,因为各种经济劣势与排斥之间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在印度与南亚地区,儿童营养不良的状况则更为严重,尽管这些国家在食物供给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而且在食品市场上也没有出现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虽然人们认为撒哈拉以南地区无法实现食物的“自给自足”,但是和能够实现食物自给的印度相比,其营养不良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后者.事实上,如果根据孩子的体重是否低于同龄孩子的标准体重来度量营养不良,那么在非洲营养不良儿童所占的比例为20%—40%,而在印度该比例却高达40%—60% .印度有大约一半的儿童常年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尽管该国并不存在“食物的短缺”.
三、社会排斥现象的主要属性
与贫困、剥夺、不平等、边缘化等已有的社会弱势现象相比,社会排斥现象主要具有六个关键属性：多向度性、动态性、相对性、关系性、资源约束性、累积性、能动性等.其中,关系性和动态性、相对性是识别社会排斥现象的最基本要素.这些特性使得社会排斥概念成为一个分析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有力工具.
1.多向度性.不同的学者在对社会排斥现象进行概念化操作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向度,但研究者们公认的是,个体和群体有可能经历多重社会排斥,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制度排斥等.也就是说,社会排斥现象的内容具有多个向度.多向度性不仅仅强调社会排斥发生在多个领域,也强调这些向度之间相互联系在一起.
2.动态性.原有对贫困的研究主要是静态的分析,关注的是“结果”.而社会排斥现象不仅是一种状态、后果,更强调动态过程,即个人、团体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过程被排斥出一定社会领域的.这种动态性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历、情况、条件之间的关系上是明显的.人们遭到排斥并不仅仅因为当前没有工作或者收入,而且也因为他们的前景黯淡.社会排斥不仅包括代际之内的排斥,而且也关系到代际之间的排斥,形成社会排斥的代际再生产.此外,动态性也意味着社会排斥具有累积性,在某一层面遭受的社会排斥会导致其他层面的社会排斥.往往一些弱势导致一些排斥,而这些排斥反过来导致更多的弱势和更多的社会排斥,结果形成了永久的多重弱势. 3.相对性.任何用来对排斥进行具体测量的标准都必须考虑其他人的活动.在此意义上,社会排斥实际上是个体群的特征,而不是个体的特征.因此,当一些个体和群体没有获得资源、机会和禀赋、权力的渠道时,而这些在他们生活的社会中被认为是正常的、习俗性的或者预期的时候,社会排斥就会发生.
4.资源约束性.社会排斥理念暗含着,弱势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个体资源的缺乏,而且也因为共同体资源的缺乏,比如教育、医疗和交通设施以及服务、休闲娱乐设施、营养品、衣服和其他必需品,以及有助于社会整合的其他服务和设施等等的缺乏.因此,社会排斥现象发生在生活于社区的人们之间,他们受到严重的资源约束.
5.能动性.能动性问题对于社会排斥来说是关键的.社会排斥的责任往往不在被排斥者本身.人们可能因为金融机构的决策而不能获得信贷从而遭到排斥,也可能因为保险公司不提供覆盖而受到排斥,或者因为其他工人、工会、雇主或政府的行为而遭到排斥.比如,失业的人遭到社会排斥,是因为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
6.关系性.传统的贫困研究往往孤立地看待个体或家庭,而且主要从分配角度考察他们在可支配资源上的缺乏问题.然而,“社会排斥”概念则把重点转向了社会关系,它主要关注关系性问题,关注社会纽带的解体和群体的边缘化.社会排斥意味着社会关系有重要的中断或断裂.个体或家庭受到社会排斥的脆弱性不仅取决于它们自己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它们能够依赖的地方共同体资源,比如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与地方互助传统、自助组织和国家的关系等[5].
四、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借鉴和启示
西方社会排斥理论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在基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寻求多样性的社会和谐或社会团结.同时,它们面对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有类似之处,这就是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平等.因此,西方社会排斥理论对于解释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会有积极的启示.
(一)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适用性
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社会排斥,是在新科技浪潮、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条件下产生的.结构性、技术性的新变化与国家福利制度的非适应性,以及大规模工人失业与国家福利支出的困窘等等,凸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贫困.之所以用“新”字来概括,是因为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基本矛盾关系,即社会基本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贫困的内容已不再局限于经济资源或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而是主要表现在能力、参与或权利上的贫困.因此,西方社会排斥理论虽然也关涉经济资源的贫困,但更关心经济资源贫困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反映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矛盾,力图在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寻求社会团结与凝聚力.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挑战与压力,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导致的世界性劳动力过剩带给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困难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不平衡的中国,同时并存着发达国家几个世纪走过的发展阶段——从前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社会.几个时空的矛盾关系聚集在同一个时空,利益矛盾冲突之多样化与复杂化是前所未有的,使我们的改革过程异常艰难.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深刻表达了面对和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工业社会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国民经济总量,解决经济资源贫乏,尤其是解决规模庞大的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问题,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性资源紧缺、人口膨胀、生态环境恶化等外部条件约束下,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又不平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等内部条件限制下,我们不能再继续沿用西方发达国家旧有的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导致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都付出了双重代价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贫困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不具备西方发达国家当年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贫困问题不能在人欲激发和资源匮乏的矛盾中,单向度地就经济而经济地去解决,不能单纯局限于经济资源考察贫困问题,还应该扩大视野强调贫困的关系特征,“借用”社会排斥的概念工具从地位与权利（社会关系）的多维度进行考量.虽然贫困人口的基本经济需求很重要,但却不是唯一要素,地位、权利与精神需求同样不能忽视.历史经验表明,权利贫困才是真正的贫困,只有健全的社会才能避免发生“饥荒”[6].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优势恰恰就在于它凸显了贫困的非经济的社会内涵及其破坏社会整合的负面作用.因此,引入、借鉴西方社会排斥理论方法与技术,从经济资源与社会关系（地位、权利等）的互动之中研究当代中国贫困问题,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达成人们之间的社会共识与社会团结,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以人为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和谐是相符合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相关内容能够为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社会权利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欧洲学者关于社会排斥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社会权利方面,如欧洲委员会对社会排斥的定义就是对公民资格的权利,主要是社会权利的否认,或者这些权利未充分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之所以未充分实现,其社会机制错综复杂.但是,在所谓“福利国家危机”的话语主导之下,人们自然地把矛头指向了直接表达社会权利诉求的社会政策,因为社会政策的实际运行出现了一些“福利悖论”,即本为解决贫困而设计的社会政策反过来却固化与强化了贫困.社会政策的这种反功能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反攻社会主义的重要把柄.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泛滥”的条件下,问题的另一重要方面却被掩盖了,即经济政策对公民的社会权利的影响.吉登斯曾经在分析1980—1990年代初期英美两国内部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原因时认为,其中许多是与致力于复兴萧条经济的相关政府政策有关,如削减税率、国有工业私有化、改革《就业保护法案》等等[7].同时,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政府,缩减公共福利项目的做法,又无形之中加剧了贫困者所遇到的困境.可见,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政策角度研究社会排斥的机制问题,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政策领域.无论学者们对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理解有什么不同,二者在主体与内容上是高度重叠的,二者都是以政府为核心和主导力量的.社会权利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与公民的其他权利是一种互动关系,其现实制度化的动力离不开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国家）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政治行为,内在地包含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内容.一国公民的各项权利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都是相对于公共权力而存在的,也必须是在各类公共政策的保障之下才能实现的.公共政策的智慧与艺术,主要体现在均衡资源稀缺与群体需求的矛盾及其冲突,以增进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但是,公共政策在具有正功能的同时,也会有社会排斥的反功能,在某种情况下,公共政策甚至可能还是侵害公民权利,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社会机制. 中国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几乎没有西方社会契约文化中的社会权利与社会政策概念,在现实中也没有出现类似西方发达国家“过度”社会政策导致的政府财政和社会效率的困境.但这并非意味中国不需要以社会权利与社会政策为基础的社会福利需求,恰恰相反,中国的“政治”文化自然默认全能政府,并支持对于国家的福利诉求.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正是因为我们在社会政策上的“所不为”,在经济政策上的“过度”所为,也就是政府职能错位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福利问题.
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平等现象,从内容上似乎表现为经济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但从实质上则表现在公民的社会权利受到了侵害,这种侵害不仅表现在经济资源的剥夺,更主要地表现在公民丧失了社会参与权.这一点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政府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因为公民个人并不认为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社会契约关系,如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贫困者更多地将政府的救助视为有良心的执政者的仁慈举动,并非自己应得的社会权利.而政府一方也从未真正把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看做自己应尽的责任.人们的相应观念还只是停留在前工业化阶段,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往往以方式来处理.当政府相关公共政策有失公正,社会弱势群体并非因个人缺陷而遭遇社会排斥或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首先就会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产生很强的“被欺骗感”和“被抛弃感”.而这种主观上的被剥夺感受一旦在社会弱势群体之中蔓延,则很快形成情绪化的“非直接利益冲突”事件,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强大力量.可见,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排斥问题,不仅是经济资源的贫困,而是权利贫困,不仅是社会权利贫困,而且还是公民权利的贫困.因为一系列的贫困背后,是我们缺乏制度化的各种利益群体表达自身利益的机会与渠道,缺少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在体制内进行博弈的平台,这无疑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与公民权利之间形成了“互动真空”,没有公民积极参与的公共政策,其结果可能就会出现非公共性或非社会整合性.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以社会公正为基础,通过切实的法律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实施来约束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与参与意识,真正使政府的公共政策保障公民权利,避免或减少政策性的社会排斥,这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三)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
西方学者在他们各自的社会排斥分析模式中,对于如何消除社会排斥增强社会团结,提出了许多政策性建议.其中,如何看待或处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又是他们遇到的重要问题.戈夫曾经将西方学者关于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关系的观点分为三种类型,即互不兼容、相互兼容、偶然兼容[8].其中,相互兼容已经成为目前政策研究的发展趋势.相互兼容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转变上：首先是从经济资源分配到社会关系（地位、权利）平等,即让公民有基本资源及能力履行其义务与权利[9].其次,是从再分配范畴到经济生产范畴,即确立“社会投资”理念,扭转社会福利单纯消费倾向[10].
西方学者在经济全球化、国家竞争力与社会效率三重要素约束之下,突出强调经济效率而更多地将社会政策融入到经济政策之中,即强调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不忽视社会政策本身的内在价值.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与西方发达国家面对的要素约束有相似之处,国家发展战略也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经是我们各项政策的价值取向.但是,在政策实践中却经常发生“只求效率,不顾公平”的价值缺失,往往以经济政策替代社会政策,如在社会福利服务领域采取“社会福利社会化”,即市场化的基本方针,其结果却是加重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负担,阻碍了他们参与社会的机会.随着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社会政策的价值正在逐渐受到关注,经济政策替代社会政策也开始向二者分离过渡.那么,分离后的社会政策应该坚持怎样的基本价值观念与原则,如何处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这是直接涉及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从国情出发,社会政策的基本价值理念应该坚持“以公平为基础,效率为导向”,体现社会保护与社会促进并重的原则[11].采取保护与促进并重的原则,既体现了社会政策的内在价值,也体现了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存在着大量失业,特别是长期失业问题面前,“工作福利”应该成为社会政策的核心原则.在处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上,我们只能跨越式地把二者的关系定位在融入经济政策的社会政策上.因为中国的福利文化传统：职业福利及其工作道德,支持这样的政策关系模式,增强国家竞争力的现实也需要社会政策融入经济政策的支持.而社会政策如何融入经济政策,怎样才能避免再走经济政策替代社会政策导致贫富悬殊的老路,在融入的同时又怎样保持社会政策本身的内在价值,这既需要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又需要技术上的经验积累,更需要政府高超的公共政策智慧[12].
长期以来,贫困是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发展问题,世界各国为消除贫困做出了不懈努力.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经济社会变迁来看,贫困问题并不是人类发展最大的障碍,社会排斥才是阻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人类面临的弱势问题不仅仅只是收入贫困,而且还包括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等的缺乏或已有的权利受到侵害.这种多重不利因素的纠结,不仅会破坏代际之内的社会公正,使得不少人被排斥在社会日常生活之外,陷入一种长期被相对剥夺的困境,而且它会通过代际承继而影响到下一代人的发展,从而形成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最终影响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排斥比贫困更可怕.如何消除社会排斥现象,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当前,中国正在建设和谐社会,需要高度关注社会排斥现象.大量社会排斥现象的出现和存在,不仅威胁到中国社会的稳定,而且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多成本,不利于经济发展.此外,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内在地提出了消除社会排斥现象的要求.要想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可持续的发展,我们也必须消除社会排斥现象,使公民权利得到切实的保护和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