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两汉时期,关于社会慈善活动已经有很多明确的史料记载.
西汉建立初期,的统治哲学是“黄老之术”,也就是道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之策.《汉记武帝纪》中说：“汉兴,草创尚简易,未甚用儒者,而窦太后好黄老术.”这当然与秦末战争之后,国力凋敝,民众生活贫苦有关.另外,当时灾害频仍,民众的生存问题亟待解决,粮食缺乏是国家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因此,政府主要的活动是以“惠民”为主.这种政策绵延了60年,直到汉武帝时,国力逐渐强盛,为加强集权,开始改奉儒家思想为立国之基.但是,随着汉武帝四处征战,国力重新陷入匮乏,于是西汉后期的国家政策又恢复为“惠民”政策,并且一直延续至东汉结束.
两汉各个统治者都对建立仓储机构非常重视,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源自汉平帝时期贾谊著名的《论积贮疏》：“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通过国家的仓储,在饥荒时期进行“荒政”救济,成为政府组织的社会慈善中一种常态措施.
汉代著名的“常平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所谓“常平仓”,是政府为调节米价而设置的一种仓廪.《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年至前49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等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也就是说,在粮食便宜时,大量建立粮仓,由国家用较高的收购；在粮食高昂时,以较低卖出.以此平抑米价,使平民的生存得以保证.这项措施在两汉时期政府对民众的慈善救济活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在灾荒之年,尽管朝廷会颁布诏谕,赈贫恤患,减赋免役,民间也会组织进行很多救灾活动,但是如果没有仓储粮食作为后盾,也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
粮食赈济是保障平民的生存权,而为增殖人口,汉代还有一种特殊国家法令,即著名的“胎养令”.这是对婴儿及幼童的慈恤与关爱.《汉书高帝纪》记载,汉代的胎养令规定：“民产二子,复勿事二岁.”就是生养两个孩子,可以免征赋役两年.有些贫民生子者甚至在哺乳期能够得到官府资助的粮食一斛.东汉章帝对育婴事业也很重视,元和三年(86年),他下诏要求各州县爱恤孤童：“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即由国家提供粮食,养育孤儿或者父母没有能力抚养的孩子.
此外,对于老年人的慈善救助,在两汉时期也一直没有间断.如汉文帝曾颁布养老令,要求人们尊老敬老,“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汉景帝采取赐粟、给帛等措施,让“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汉武帝对鳏寡孤独幼童等特殊困难人群也有救助.而《东观汉记明帝纪》记载：“冬十月,(汉明帝)幸辟雍,初行养老礼.”所谓“养老礼”,就是对年高德劭的老者按时饷以酒食而表示礼敬的礼节.皇帝如此表率,可见当时的敬老风气.
除此之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具体情况而产生的社会慈善活动.如《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也就是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设置专门的收治病人的场所.而一旦出现疫死者,对于无主尸体,官府一般都会赐棺器盛以便收殓.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疫疾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政府行使的善举.这种形式,此后更演化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
比较先秦时期,两汉阶段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慈善的发轫之期.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当时中国的慈善救济与福利制度,依然是以设官掌事为主,还没有为慈善救济设立正式、专门的慈善机构和人员.负责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大多是其他部门兼管,只在特殊时期才会履行这方面的职责.
两汉时期社会的慈善活动,主要是由国家组织进行的.一方面,所有活动,都是朝廷为谋求社会稳定、皇祚绵延,示以惠政、赢得民心的功利之举.随着朝代的更迭,政府的变动,各种活动也时断时续.而且,这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慈善的概念还相差很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活动是国家组织进行的,往往可以运用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涉及面广,赈济范围大,按现在时髦的说法,是最为给力的.
国家组织公益慈善这种方式,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慈善活动的主要形式.尽管也有一些民间组织的慈善活动,但始终无法形成规模.事实上,真正意义上规模较大的民间慈善活动,是随着东汉末年,佛教逐渐在中国立足,以及道教形成之后,由寺庙或道观等宗教团体组织进行的.即便如此,这些民间的慈善活动也始终受到的抑制.正如唐代排佛时举出的孔子禁止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济民的故事.孔子说：“汝之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意思是说,私人的慈善活动可能会引起政治性猜忌.并且说：“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言下之意,只要政府施行仁政,根本不需要民间的小慈.
这是一个矛盾的困局：国家的力量的确是社会慈善活动的最大支柱.但是,按照现代社会学“第三部门”的说法,民间活动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调配、弥补政府的不足,而对于公益慈善这种涉及面极广、特殊性很强的事业,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