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权力专制是造成“周期率”的根本原因
《南风窗》:对于“历史周期率”现象,历代执政者有怎样的自觉体认或反思?
王毅：中国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发达很早,“周期率”自然是其关注焦点之一.历代执政者的反思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是那些理智者对“周期率”的深刻力量充满敬畏,比如《贞观政要》记载李世民反复说：“太平之后必有大乱”；“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二是他们虽十分自觉地希望通过重视历史教训使自己王朝避免重蹈“周期率”,但因为“以统治权力和权力暴利为国家本位”这“秦制”以来的立国之本万难改变,所以其一切努力仍不能使自己真正免疫.
举个例子：李世民是对隋末专制惨祸看得最清楚的所谓“明君”,贞观年间也号称中国史上极清平的时代,但当时强加在百姓头上的赋役制度竟然直接承续着隋代的残酷,《资治通鉴》记述贞观十六年前后的情况是：“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肢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李世民时的重蹈覆辙岂不比许多“昏君”的残暴更值得深究?
《南风窗》: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与有过著名的“窑洞对”,讲要用监督来跳出“周期率”.您如何看待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
王毅： “周期率”命题为大家熟知,源于1945年7月4日邀请黄炎培在延安他家窑洞中的那次长谈.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发展都没有跳出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模式的不断重复,的结论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应特别注意：1945年9月,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曾书面提出12个问题,请当时因国共谈判身处重庆的回答.9月27日《新华日报》以《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为题刊出的回答,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选集》也收录了此文,而这篇答词的核心理念就是“建设的新中国”.比如第一段：
“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注：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强国的合作.（详见阎长贵：《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
以此为对照,就知道拿“中国特殊”来抵制此时彰扬的“的中国”有多荒唐,《美国宪法》开篇说：“美国人民等以树立正义,奠定国内治安,筹设公共国防,增进全民之福利,并谋今后人民永久乐享自由之幸福起见,爰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若硬说中国特殊、不能与普世方向接轨,就等于说只有西方人才有权利享有正义、只有他们的制度才能把“人民永久乐享自由之幸福”确定为立国之本,这是说不通的.
漫长而极艰巨的进程
《南风窗》:执政之后,从主观和客观上对于跳出“周期律”付出过巨大努力,您如何评价?
王毅：1949年后,新执政者很警惕落入“周期率”,比如、周恩来进北京前说：“我们现在是进京赶考,不要学李自成,被退了回来.”后来发动“”的目的也包含对抗国家权力官僚化腐败化的成分.但历史证明：仅意识到“周期率”这悬剑仍不能免疫于危险,而且企图用宪政以外的其它极端权力手段来消除危险,反而会导致加倍的社会动荡.这惨祸更彰显了“周期率”的深刻性,所以大家都深深认同,“”这样的灾难不可能发生在欧美法治国家.在此共识基础上,才有了随即的重新启蒙和改革开放大潮.
《南风窗》:您曾说在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今天,依然要警惕中国或许尚未跳出“周期律”的轮回,您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
王毅： “周期率”常被称为“怪圈”,实际上它是“秦制”以来制度传统的必然结果,其理路没有丝毫奇怪.为什么会有“周期率”?孟德斯鸠说“权力必须有止步的边界”,这其实是造物主对人类的一个“绝对律令”,没了这个边界,社会就要被权力专制性所吞噬.但“秦制”以后中国的制度方向,是要越来越充分实现“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本纪》）的专制原则,因此其一切权力约束手段都不能真有效力.
于是,既然不能以法治等良性方式制约权力,那么冥冥中就注定要有一种“代偿方式”来阻断专制权力对社会的吞噬；就只能通过一种极残酷、以巨大社会动荡和惨烈毁灭为陪葬的方式,强行刹住越来越疯狂的权力和权力暴利列车.而始终只能以恶性方式才能强制划定“权力止步的边界”,这个根本原因即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的“周期率”!
历朝历代始终难以用理性制度手段制约权力,这源于中国制度传统一系列相互支撑的特质：1、以统治权力而不是以国民权利为全社会本位的“制度结构”日益强化；2、“王法”体系以钳制国民权利为特征、并与以维系国民权利为宗旨的宪政法律体系完全悖逆；3、国民财产和人身等基本权利不能确立为制度基础；4、“权力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形态；5、税收财政体制与体现纳税人诉求的宪政型税收完全逆向；6、“王法”最终管不住权力使腐败成为必然；7、维系权力安全和权力暴利成为庞大行政架构的根本目的,于是使“官久渐觉民命轻”和“国家养万千虎狼以食人”成为必然；8、对权力和权力暴利的贪欲腐蚀颠覆了制度的安全底线,最终使社会坠入“不可治理”的糜烂状态.
从如此完整背景看,“周期率”所显示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有非常清晰的逻辑轨迹,一朝一代是如此,百代千年仍是如此,只要不改变“以统治权力和权力暴利为国家本位”,再明智的统治者都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跳出这个逻辑.
《南风窗》:对于当代中国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思考?
王毅：简单说我的思考是：如果上述诸多制度特质没有根本逆转,那么“周期率”会因为“权力经济”新一轮的“辉煌”就从此失效吗?
从复杂方面说,我觉得“周期率”根基的复杂和广布程度可能远超许多人的想象.在说明“官本位”是缜密庞大的制度巨厦而决不仅是表浅的“思想”时,我特意举了两个看似细微的例子：周作人曾做过深具慧眼的比较,他说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放到西方常显得怪诞可笑.比如用官衔称呼他人以示莫大尊崇,这是我们的常规,所以杜甫所受“工部员外郎”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但后人为表示敬仰,必称杜甫为“杜工部”；南朝大诗人何逊曾兼“尚书水部郎”的官职,于是后世始终尊称他为“何水部”.反观西方,文艺和思想的成就本身就是永世和莫大的荣誉,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过“歌德丞相”、“培根水部”之类滑稽名号.
例二是：以前中国民间不分南北,都习惯把街上公厕称为“官茅房”,描述社会风情的圣手汪曾祺先生在《故里杂记》中记载他家乡江苏高邮即是这个叫法,旧时北京等地也如此称呼.中国统治者空讲了2000多年“民本”,但真实结果是如此细微的公共领域建设,都只是在“官”的恩准或荫庇下,才有立身与冠名的依据――“官权决定一切”的法理如此强悍而无所不在统治着我们的制度生态,如果不能水滴石穿地改变它,怎么可能建立起曾推崇的“的中国”?怎么可能走出“周期率”?
所以按我的体会,走出“周期率”是漫长而极艰巨的进程,推动这个进程需要比以往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历史逻辑、了解这个法理衍生出的无数制度现象,尤其必须了解它们与宪政方向的悖逆究竟深藏何处,这些关键之处我称为“制度学的十万个为什么”,20多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力梳理和说明这许许多多“为什么”.只是一个人能力太渺小,所以希望更多年轻人也来关注这类工作,由此更真切和深入地知晓中国、知晓世界,从而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走出“历史周期率”,走向以“现度文明”为标志的真正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