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利用统计年鉴中有关农业财政各项支出和农业GDP的数据,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我国财政支出和农业县域经济两者的关系构建模型作了实证分析,并联系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模型的最后结果作出了解释,提出政府应大力加强对农业基础建设的投资,尤其是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运用财政政策促进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政府应大力压缩农业的消费性支出等措施来促进农业县域经济的发展.
[关 键 词 ]财政支出；农业GDP；格兰杰因果检验；计量模型
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农业经济增长对工业化和一般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1].我国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经济持续性增长,也得益于农业的发展.那么农业的发展靠什么?实践告诉我们,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而事实上政策和科技的背后同样是资金的投入[2].而且由于农业的弱质性,所以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至关重要.
关于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自19世纪末就开始了研究（Wagner,1890；Bird,1971；Peacock and Wiseman,1961；Musgre,1969；Rostow）,但近十几年以来,学术界越来越重视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展开大量争论性研究.这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政府规模不断扩张之后,面对着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复兴,政府开始控制财政支出规模,调整财政各项支出结构.但是各国政府在制定财政调整计划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财政支出中哪一类支出应当削减?哪一类应当增加?在作出决策之前,决策者必须知道各类支出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对我们国家政府的决策者而言,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弱质的农业,我们国家的财政支持有限,如何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使有限的财政拨款给农业经济增长带来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有关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著作很多,但国内专门探讨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成果还很少,尤其是关于农业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有些研究成果旨在构建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 [3],没有进行经验分析；有些经济学家虽然做的是经验分析,但旨在分析各种财政投资对农村的增长、解困、缩小地区差距的影响 [4]而不是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农业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统计年鉴中1978－2001年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出和农业GDP的有关数据,用计量经济方法构建模型并作出实证分析,并联系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模型的最后结果作出了解释,在此基础上为我国政府决策者提供参考性政策建议.
一、数据的选取和模型的构建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和《中国统计年鉴2003》,相结合得到1978－2001年农业各项财政支出和农业GDP的详细数据所有数据均是名义变量,未进行调整.
为了便于建模,我们把各项指标用数学符号代替.其中农业GDP我们用变量Y代替,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用的财政支出用X1代替,农业基本建设财政支出用X2代替,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财政支出用X3代替,农村救济费用的财政支出用X4代替.我们如果直接对Y和X1、X2、X3、X4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得出的结果不合适,也通不过统计检验.因为各类财政支出对经济所起的作用不是当期就实现的,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有的滞后期可能还比较长,如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为准确判断各项支出对经济所起的作用时间,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1969）的方法来确定滞后期.我们采用Eviews统计软件对各项财政支出序列与GDP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考察（见表2）,并从中得出滞后期.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各项财政支出都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引致农业的GDP增长.在下面我们要建立的模型中,各自变量滞后期的选取分别由上述检验结果确定.需要注意的是,各项财政支出的经济作用存在滞后期并不说明财政支出仅在滞后的那一期内发生作用,只是说明在滞后的那一期与因变量的关系最明显.也就是说,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农村救济费用支出都在一年之后对农业经济发展发挥最大效用,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用则在四年之后显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1978－2001年农业各项财政支出和农业GDP的关系构建多元线性统计模型如下：Yt等于c＋b1X1t-1+b2X2t-4+b3X3t-1+b4X4t-1+εt
其中：Yt表示第t年的农业GDP； X1t-1表示滞后一年关于X1的财政支出；X2t-4表示滞后四年关于X2的财政支出；X3t-1表示滞后一年关于X3的财政支出；X4t-1表示滞后一年关于X4的财政支出；c表示常数项；b1、b2、b3、b4分别表示X1、X2、X3、X4的回归系数；εt是随机扰动项.
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用Eviews统计软件得出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模型的R2很大,F检验通过,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还比较好,但所有系数的估计值不能通过t检验,这说明该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这会导致参数的估计值没有意义,所以模型失效.为了克服多重共线性,我们用逐步回归法对模型进行修正.最后得出的最优回归模型如下：Yt 等于b2X2t-4 + b3X3t-1 + εt
常数项因为不能通过t检验,已去掉,得到的模型比以前更好.模型的估计和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4我们可以看出,在显著水平为0.1的情况下X2和X3的系数估计值都通过了t检验.样本决定系数R2为0.83,修正的R2为0.81,都超过0.8,说明整个模型拟合优度比较高,X2、X3对Y的解释能力比较强.模型的D-W值为1.75,我们可以查出在0.01显著水平下对应的du值为1.27,D-W值处于（du,4-du）内,通过D-W检验,说明模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这说明我们得出的模型回归拟合效果相当好,X2、X3能对农业GDP作出很好的解释.我们根据表4,把X2、X3的系数代入上式,得出最优估计模型为：
Yt 等于65X2t-4 + 791X3t-1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结果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长达200多年的争论,最终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有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而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此则更深入了一步,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内生因素[5].而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的过程中包含着由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由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出了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使得长期经济增长率为正的结论[6].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我们可以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归纳为三点：（1）政府和企业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并不断提供人力资本投资的质量；（2）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优惠的税收政策,政府和企业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3）政府通过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增加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7].
从我们得出的模型Yt 等于 65X2t-4 + 791X3t-1我们可以看出农业经济增长的80％可以归因为农业基本建设的财政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财政支出.当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GDP就会增加65个单位；而在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农业GDP增长的作用更大,达到了791个单位,说明财政用于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的经济效应最为显著,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远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这说明政府应大力加强对农业基础建设的投资,尤其是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这正好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一致.以上实证分析结果说明新经济增长理论完全可以作为指导我们农业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
三、政策建议
从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我们建议政府今后应在以下几方面对农业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
1、坚持科教兴农的方针,运用财政政策促进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政府应对农业新产品的试制费用,乡镇企业的技术推广,尤其是关于农业的科学研究应在财政上进行大力支持,并建立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和农业技术市场,推动农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财政拨款直接购买世界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我们从表1可以看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上的支出太少,所以应首先作为农业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重点.
2、提高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教育可以提高农民对新知识的获得和接受能力,从而在农业技术进步中获利,在生产实践中的学习会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的创新.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农村职业教育以及农村成人教育的财政支出,而我们现在做得很不够.
3、促进物质资本形成的财政政策仍然很重要.从上述模型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的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明显,因此,我们在强调对农业科技和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财政的物质资本投资,尤其是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
4、在注意控制财政支出总水平的同时,政府应大力压缩农业的消费性支出.对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用,尤其是资源调查、干部训练费用和农业的事业管理费用进行尽量削减.因为这些都不是用于农业的生产性支出,对农业的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这从我们所构建的模型也可以看出.
[参考文献]
[1][日]速水佑次郎等.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1-55.
[2]舒元.中国经济增长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05-110.
[3]郭庆旺、赵志耘.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论[J].财政研究,1994,（4）：34-37.
[4]樊胜根等.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70-78.
[5]R.M.Bird.Wagner’s Law of Expanding StateActivity[J].Public Finance,1971,(26)：97-108.
[6]R.A.Musgre.Fiscal Systems[M].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116-130.
[7]A.T.Peacock,J.Wiseman.The Growth of Publick Expenditure in the University Kingdom[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104-121.
作者简介：肖燕飞（1974-）,男,湖南茶陵人,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讲师,数量经济学硕士,湖南大学金融学院在读博士；湖南长沙(10205)
摘自《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