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根源解决路径

今年是纪念南巡讲话、极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二十周年.以南巡讲话为分水岭,截止到201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33年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南巡讲话前的十三年(1978―1991)和南巡讲话后的二十年(1992―2012).

南巡讲话前十三年,大陆经历了七十年代末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和组织人事干部大更新、八十年代的人道思想启蒙、农村与城市经济体制商品经济、放活承包、双轨制、财政包干等改革摸索,以及政治运动反复,到“”后开始整顿沉寂,时逢苏联东欧剧变,冲击巨大,中国改革面临何去何从的生死十字路口.在这种严峻苦闷的压抑形势下,1992年初,88岁高龄的毅然南下当时的改革开放前沿、临近香港的广州市、深圳特区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倡导大刀阔斧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批评改革不能像“小脚女人”,要大胆推进,勇于尝试,肯定“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以“三个有利于”标准破除了“姓社姓资”羁绊的意识形态.紧接着,1992年十四大高票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路线,从此大陆改革没有再经历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大反复,稳步进入了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民营经济大潮涌现的高速轨道.


南巡讲话后的二十年,伴随经济全球化与产业转移、技术转移的世界经济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好机遇,中国抓住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和大国规模效应,生产制造能力剧增,进出口能力迅速增强,国内市场也迅速崛起,商品市场要素充分按照有效信号自由流动,生产要素也基本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流动交易模式,民营企业、微型创业、自主就业与上市公司兴起并主导了就业市场与资本市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房地产、基础设施与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中国大陆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最近数据表明大陆有6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这些对全人类和发展中国家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大陆也问题重重,制度性腐败,投机、财税金融体制依然扭曲,所有制激励扭曲,城乡二元体制鸿沟严重,资源环境压力加剧,征地拆迁矛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不可持续、不协调的严峻危机因素,矛盾处理不当,有可能出现经济、金融危机并导致改革道路逆转;处理得当,大有希望再高速增长和协调发展二、三十年,真正使人均国民收入而不是GDP总量进入中等较发达国家水平,进入人均GDP两万美元,基本实现所说“共同富裕”.为稳健实现现代化民富国强蓝图,系列突出问题必须及时解决.

一、中国社会当前十三项突出问题

1、大规模征地拆迁,农民“被上楼”,甚至野蛮拆迁,社会矛盾冲突加剧.件和事件众多,地方政府阻拦、抓扣甚于防川;失地农民通常估计有六千多万,不少失地农民长远生计没有保障,这是导致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的一大因素,损害了经济发展的质量与声誉.

2、公务员、官员队伍庞大,经济建设中贪污腐败严重.有资源审批控制权的国企队伍和事业单位干部队伍也是数量众多,财政供养队伍规模空前.从村级干部到省部级干部,包括国企及一些事业单位干部,掌握了大量微观经济、项目资源的审批决定权力,腐败寻租呈现全国性、跨行业、系统化、规模化,除非彻底改革资源管理审批体系,贪腐难以根本逆转.

3、出口依赖和国有信贷投资依赖严重,内需严重不足.净出口比重虽然只有5%到10%,但整体进出口依赖度达到80%左右,而发达国家大型经济体一般只有20%左右.经济对政府投资和国有部门投资依赖严重.众多国有部门项目的投资运作中,民间流传着三分之一“送礼”、三分之一利润、三分之一投资于项目原料、人工的普遍实际投资状况.国有部门占据主要信贷投资资源,政府土地抵押、政府信用担保的地方债务规模庞大,政府公布数字大约12万亿,民间市场流传估计20万亿以上,潜在的银行不良资产数量巨大,蕴含严峻金融风险.

4、土地与房地产市场依赖度过高,土地粗放经营,浪费严重.房地产、土地市场的体制机制与经济发展阶段、普通群众工资收入水平脱节比较严重,形成体制畸形,房地产正常消费品功能与自主改善功能被畸形压缩,而房产的投资品与投机功能被不良政策与有缺陷的政绩考核体系畸形放大扭曲,扭曲了各行业持续协调发展环境,加大了城市化顺利进行的成本.政府成为房地产市场最大的赢家.虽然这些巨额收入主要用于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却是以暗箱操作腐败、机制严重扭曲、土地资源严重浪费为代价,扭曲了投资渠道,误导各行业相对利润率和信号体系,使生产性投资与实体经济经营更加困难,同时培养助长了全社会炒房投机风气,助长了“无房不嫁”、不思同甘共苦、奋斗进取的不良社会风气.大中城市房价畸形过高和住房空置率畸形过高悖论并存,带动中小城市、县城的房价、地价也过渡高涨,对各行业协调发展和促进生产性投资不利.

5、城市建设超前和城市化布局失衡,大城市拥堵病开始形成和固化,人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城市化的经典本质和发达国家经验主要是人的城市化,在大陆变成了主要是土地城市化、高楼大厦城市化,变成了单纯攀比城市建设,而把相应的从农村及外地转移来的产业人口在市民待遇、社会保障方面拒之门外、能省就省,导致人口城市化滞后严重.错误的城乡二元分割发展体制和不成熟的城市与国土空间布局发展战略,导致了中小城市发展为主、城市网络群发展为主、农民市民化为主的城市化优化路径还没有成为国家核心发展战略.

6、城乡二元体制固化,三农问题治理战略的根本方向有误.虽然多年一号文件以三农开头,大量惠农、补农的政策举措每年花费数千亿资金,但大陆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定居、享受平等市民待遇依然受到体制政策严重阻碍.农民工可持续就业问题严峻,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突出,农民工转为市民、身份解放的历史大任亟待破题.过多的人口集中在小块耕地上,人均收益很低,人力资本素质难以提高,农业适度规模集中经营、企业化、生态化发展受到体制阻碍.农民工子女或者留守农村,或者流动不稳定求学,享受不到良好的基础义务教育权益,给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构成一、二十年后的社会隐患.

7、“国进民退”,政府与民争利,民营经济被作为二等公民.市场依然被拒之于与国有所谓“命脉”部门门外,很多民企和民间资本在市场准入、金融市场等都受到排挤,只能在非“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小打小闹”、附庸生存,很多民企被迫靠依附政府官员发财发展,靠民间融资渠道解决资金周转与生产建设融资难题.

8、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堪忧.片面追求GDP考核使得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重视不足,对假冒伪劣的监管打击睁只眼、闭只眼,地方工作以GDP数量、项目工程数量、重化工、房地产和地方财政收入为归属为核心,导致政府对环境监管和食品安全投入严重不足.

9、地方政府考核晋升体系扭曲严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绩体系亟待改善提升.必须尽快解放思想,改革执政大思路,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短缺时代合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任务转移过来,兼容提升,形成新的时代任务――各级政府要转向以经济发展质量为中心和以民生保障为中心,必须把地方政府从招商引资重任中解放出来,重心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保护环境.

10、法治倒退,司法系统的合法独立改革严重滞后.法院成为地方政府附属物,经济发展质量、市场竞争秩序、反垄断、反权钱交易、财产权的司法保护严重缺失,建设性的司法作为严重供给不足,而破坏性的、寻租性的司法腐败行为供给过剩,表明司法、法院被地方权力俘获严重.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群体的尊严也随着法院的被俘获降到了历史低点.

11、财税金融体制和国民资本分配格局失衡.虽然总量上看大陆资金供给充裕,但是,、国有资金资本独大,直接财政收入每年近10万亿之巨,间接的预算外收入、卖地收入等政府收入有专家估计占GDP40%到50%,而民企资本供给严重不足;分税制改革远未完成,省级以下分税制改革推进困难,地方支出责任占比大约70%,但收入仰赖上级层层拨款进行专项或转移支付;部委项目审批与资金拨付机制导致“跑部钱进”,政府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审批变成了“可批性审批”,基本上是党政领导、一把手说了算,投资低效扭曲,环保民生等项目涉及的重要社会成本没有纳入计算或考量;地方经济与社会支出责任大而财力严重不对称、不匹配;非国有企业税负和居民消费税负较重,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融资空间、上市空间严重不足;税收体系也存在比较严重的非生产性、非就业性激励,助长了内需的扭曲.

12、宏观调控“一刀切”,有悖公平竞争.简单限制、简单购买限制加剧经济行为扭曲和各区域、各行业发展不平衡.货币信贷政策的大一统危害尤甚,把国有部门、地方政府的贷款发行过多当作总量货币经济问题,笼统收紧银根来对付治理,既不符合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也不符合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更不符合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针与政策哲学.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不应让非国有部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陷入贷款难、融资难的困境当中,不应放纵“国有大哥生病、民营弟弟吃药”的资源错配现象长期存在.不尊重经济规律的一刀切、简单化的经济管制措施,要改为在尊重市场自主权、尊重经济规律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灵活性调控,改为分区域、分行业、分群体、分领域的结构性灵活具体针对性调控,同时,加快推进公平竞争体制改革,不能以调控代替改革.

13、社会保障战略错位与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导致奢侈品大国与贫困低收入人口大国并存.已经具备条件可以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为主的全民社会保障,搞成了缴费者社会保险,性质定位失误.社保账户至今不能做实做足,短期有结余,长期看将收不抵支.社保资金结余积累的保值增值风险巨大,社保基金现值与未来值矛盾突出.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是九十年代为解决国企脱困问题而设计的,基本没有考虑非国企市场就业人员.现在体制机制无法应对国企改革后大量体制外就业、非正规就业、灵活创业就业的庞大国民群体的保障需求,更无法解决农民工群体的基本需求,社保缴纳与回报没有吸引力.同时,社保缴费由企业负责20%的规定还给本来艰难的民营企业加重了用人负担,起了遏制就业而非鼓励招工用人的错误导向.由于扭曲严重的矿产资源体系和房地产体系,再由于金融、国企垄断和审批寻租,初次分配依然失衡严峻,严重违背市场经济中初次收入分配按照公平竞争、公平待遇、真正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结果同工不同酬、农民工时常拿不到血汗工资,问题富豪与问题官员众多,阳光富豪少,基尼系数高达0.5左右,位居世界前列.

二、当前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与解决路径

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在于政府垄断重要基础性经济资源并强化审批经济,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远没有完成,改革还在半路.因此,消除系统性腐败、解决系列失衡必须靠根本性的转型改革.但是,容易的改革几乎都改了,重要的、艰难的改革在当今大陆却没有动力.这几年政府掌握的财富越来越多,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两者同时出现是危险的,很容易导致政府从原来的改革推动者转变成既得利益固守者,容易陷入历史短视和不思进取,使改革半途而费.从而导致中国的改革动力严重不足,形成发展陷阱,恶化下去,可能重蹈“王朝循环”的中国历史规律.

1992年初,判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改革深入缺乏动力来看,在“”后改革发展几乎停滞的背景下,指出根源在于意识形态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形势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改革的关键障碍已经不再是当年面对的意识形态,不再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而是既得利益,是乐于维护权力审批经济现状的利益巨大群体,是乐于保持半计划半市场双轨制设租状态、乐于保持国有非国有二元体制和城乡二元体制、同时惧怕财产透明和多套房产税的权贵资本、结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实力雄厚的权贵群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公开理论盾牌,实实在在走着计划审批垄断腐败经济的道路.他们身边围绕着靠不正当交易发财的老板群体,在GDP政绩竞争道路上资源充足、足智多谋、跑项目钱进和“造数据”游刃有余,同时,经常轻视、漠视甚至践踏民生、民权、民意,群体事件、生态环境事件频频出现,严重违背了关于解放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消灭剥削、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三个有利于”宗旨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有紧迫感、历史使命感,从根本上改革、破除中国经济社会文明前进的根本阻碍.

2008年金融危机中,大陆改革深入启动的窗口良机非常遗憾过去了,货币数量救市、政府投资扩张取代了结构与制度改革.如今又到了2012年,中国经济改革沿着南巡讲话的方向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解决很多深层次矛盾的重大改革依然难以推进.依托权力审批型市场经济的权贵资本既得利益依然在制度性繁衍扩大,违背公平竞争、按要素贡献分配原则,大规模剥削全民的工资与财富福利,并且,日益“劣币驱逐良币”,不断驱赶着好的企业家群体和弱化正直官员队伍的规模供给.

从现在开始,未来20年内,重启“三个有利于”的发展观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观,以解放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为大政方针和政府工作的归依,果断改革,励精图治,度过难关,再创奇迹.

第一,新的历史条件与经济成就基础上,把3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理念改革提升为――“以经济建设和民生保障为中心”,把“发展是硬道理”提升为“发展和民生都是硬道理”,发展和民生两手都要硬.这样,民生保障、社会公共品供给纳入整个国家最重要发展大局,与经济建设并列,特殊时期还可以超过、重于经济建设发展任务.形势发展到今天,有利条件积累到今天,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经济,民生保障就是中国发展,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失业保障是以人为本、社会安全、社会稳定的根基,是第一财政预算和政府系统的最重要职能,也是中国成为内需大国、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

第二,必须清晰市场与政府的主要责任――经济建设以市场、企业(民企、股份制企业及自主创业)为主,民生保障以政府带领各级政府完成公共品供给为主.住房、基础教育、医疗、养老、失业这五大民生保障纳入第一财政预算,民生保障的钱不够,政府不得用纳税人的资金搞经济建设项目,更不得搞超前的政绩工程,对此,要有立法来进一步约束保障.民生保障之外,政府只负责破除垄断、宏观稳健、产权保护、市场质量监管、公平竞争维护和生态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维护.这些内容职责,既是公共品,又同时服务于经济发展质量和民生保障,是重大公共利益.

第三,各级政府以“人的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和社会保障”为战略引导方向和具体工作抓手,以“中小城市建设与人口扩容、生态大恢复、消除大城市病”为国土与城市空间布局战略,从而有效消除城乡二元体制鸿沟,消除历史遗留的2.4亿小农户生产方式,使2.4亿农民工尽快在广大中小城市落户生根,开始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和子女基础教育权利.

第四,地方官员晋升考核体制改革为“向下”考核为主、地方选民考核为主.具体办法措施各地可以抓紧试验、试点,这样,有利于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利于民生改善与保障,有利于政治、政治文明.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由上级单方面决定改革为由地方民众评价为主决定,对地方官员干部的客观透明评价体系必须尽早建立,实现乌纱帽主要有地方民意决定.对于地方民众支持率低、民望支持低的干部官员,无论级别大小、职务高低,上级政府一律不得晋升重用.强化地方人大权力,尤其是官员监督罢免权利和人大的财政税收决定权力.人大代表专业化、专职化、议员化,大力合法法独立,真正贯彻落实部署的与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大任和“三个有利于、逐步共同富裕”发展观.

(责任编辑:林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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