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浩大工程中,文学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文针对新世纪四川文学乡土、都市、民族和军事四大题材的“版图构成”,指出并分析了文学与文化的“冲突”表现：乡土文学的悲悯性与现代文化的乐观性、都市文学的娱乐性与传统文化的深沉性、民族文学的奇幻性与汉族文化的理智性、军事文学的悲壮性与和平文化的恬静性,从而说明文学以自己正视问题、暴露矛盾的“不和谐”促成具有文化建设意义的终极和谐.
关 键 词 ：和谐文化；冲突意识；新世纪；四川文学；版图构成
一部人类文明历史就是一条寻找和谐之路的漫漫历程.那么,在人类文化以“和谐”作为自己终极理想的价值诉求中,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是怎样顽强地发出它沉重的叹息和悲壮的呐喊呢这就是作家借文学艺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物不平则鸣”.正如马尔库塞说的：“艺术不是既定政治机构美化其事业及苦难的女仆,倒会变成摧毁这一事业及苦难的技术.”因此,如果说政治维度的文化是以和谐为最高追求的话,那么审美维度的文学则是以冲突为理想诉求的.
就这个意义而言,新世纪四川文学不论是在美学精神上,还是价值诉求上都应该不回避矛盾,直面现实,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当代四川人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历史传统的迷失、社会现状的纷扰、人们心灵的困惑,及其产生的对理想的憧憬与失落、对正义的呼唤与无助、对情感的渴望与焦虑等方面,文学应该表现出应有的道义职责和使命追求.于是,透过文学所谓的“虚构”屏障,而发现一个困惑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俱存、曲折与生机同一、矛盾与光明共有的“真实”四川,应该说这才是新世纪四川文学的真正价值所在.然而,新世纪的四川文学又如何呢它能否为“和谐文化”建设提出参照性坐标,提供建设性方略,提示深度性隐忧,提醒前瞻性预警那我们就从它的乡土文学、都市文学、民族文学和军事文学的四大“版图构成”说起,即从通常的题材角度对新世纪的四川文学进行分类,并期望通过这一审美性的“症候”诊视,进而发现隐藏在其中超越文学、而又内含于文学的文化性“基因”,从而指出在建设新世纪四川的“和谐文化”的浩大工程中,文学的真正作用和使命应该是什么,即借用鲁迅的话就是“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这四大文学板块所对应的文化,二者在根本意义上是不“和谐”的,它们体现出文学的变异性价值诉求与文化的稳定性目标追求的冲突.
一、乡土文学的悲悯性与现代文化的乐观性
新世纪四川乡土文学创作蔚为大观,有影响的主要有贺享雍的《怪圈》、《遭遇尴尬》、《土地神》和《猴戏》,清的《山脊上的小街》、《抬头是天》和《农民》,还有青年作家罗伟章的中短篇《我们的路》、《大嫂谣》、《故乡在远方》,以及刘小双的《西江村赶潮》、《村庄要远行》,傅恒的《山不转水转》、《幺姑镇》和马平的《草房山》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今农村的奇特景观：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全方位地向农村渗透,政治多角度地向农民灌输,现代科技纷至沓来地向农业涌来,在国家政策、地方利益、权力部门,乃至腐败分子的多重包围下,“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是农村土地大量荒置,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农业问题矛盾重重；更有不少农民严重失去了身份认同,既不是传统概念的庄稼人,也不是现代意义的都市人,他们徘徊在乡村与城市的模糊地带.如贺享雍在《怪圈》中塑造的从县委机关退休回乡的“龙祥云果然不负众望,组织村民集资修公路,为改变龙家寨的落后面貌而奋斗.然而他在荣誉、村民的拥戴和金钱美色的诱惑面前,渐渐地变了,最终落人‘十个支书九个坏’这个政治人生的‘怪圈’.”清的《农民》,通过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数次得失,深刻表现了土地在农民心中的神圣和父老乡亲们因为土地的苦乐悲欢,如果说他上个世纪的《父老乡亲》反映了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困境,那么新世纪的“《农民》的独到之处在于它通过描绘农民在解放后几十年间经历的数次土地的得与失,探寻了造成农民贫困落后的诸多原因,并展示了广大农民的最终命运走向,为我们留下了他们步步血泪的履痕.”罗伟章发表在《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上的《大嫂谣》通过大嫂年轻时不辞辛劳供养小叔子上大学,到了老年还要去南方打工挣钱让小儿子读大学的故事,反映了一个淳朴的农村妇女对走出山乡的渴求是何等的强烈,闪射出人性的光辉与女性的伟大.
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全省有7000万左右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状况在市场经济时代是远远不容乐观的,他们的精神状态在强势文化的挤压之中更是一蹶不振,作家们关注“三农”问题,一定意义就是关注四川的经济社会的未来走向,更是关注新世纪四川农民的精神走向.于是,具有反叛性和启蒙性的文学与有着承传性和认同性的文化,二者的矛盾又一次暴露出来了.20世纪以来由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塑造的像祥林嫂等一类的形象,将激起读者崇高的道义使命感：“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由此观之,不论是贺享雍的龙祥云,还是清的牛天才,罗伟章的大嫂等人物,他们身上所展现的人性的或沉沦、或执着、或伟大等特征,他们的生存状态同“和谐”文化所反映出的不“和谐”状况应该引起我们对已经进入了新世纪的中国“三农”问题的深深反思：铺天盖地的现代化浪潮是否就是仅仅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的美妙许诺.脱贫致富是否仅仅是一项经济指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否仅仅是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准.
诚然,以现代化为目标追求的现代文化,在其深层次观念上信奉的是“发展”这一硬道理,充满社会“进化论”式的乐观想象,而所谓的“发展”,主要就集中在了国民生产总值、地方经济增长的速度、人均拥有财富的多寡这些唯一而看得见的“指标”上.于是变革时代文学内容的丰富性与文化观念的单一性,反映在乡土文学上,这多少有点像当年叶圣陶笔下老通宝的困惑,就再一次表现出文学与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大异其趣：当代乡土文学要与时俱进地表现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农民在这场变革中先天的弱势地位,尽管他们获得了现代化许诺的部分物质利益,但是比起社会其他阶层,他们的付出和回报仍然是极为不平等的；那么,有良知的作家就要在现代文化乐观性心态背后所隐藏的希望与失落、憧憬与困惑的复杂情感而导致的悲悯性等方面进行反现代文化的“审美性”体验.如果我们的作家认识不到这些,就无法真正走进新世纪农民的情感世界,也不能提升乡土文学思想境界,政府的决策者也就看不到农民在奔小康过程中的深层次需要.
二 都市文学的娱乐性与传统文化的深沉性
四川的都市既没有北京的皇城气势,也没有上海的西洋气质和深圳的开放气派,甚至没有与它紧邻的重庆的率真气度,四川的都市应该以成都为代表,这既是一座古老的 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一座现代的商业之都和休闲之城,因此新世纪的四川都市文学无不充溢着悠闲的娱乐气息,充满着高雅的小资情调,也许还充塞着浓郁的商业味道.如裘山山的女性系列小说,《房间里的女人》、《瑞士轮椅》、《交叉的黄昏》、《戈兰小姐的否定之否定》、《正当防卫》、《伤心总是难免的》等,围绕都市女性的感情生活,写了她们在社会和家庭的不兼容角色上的幸福和苦恼,在情感和理性难协调的取向上的成功和失败.何大草近年来从历史题材转入都市题材,发表了长篇小说《刀子对刀子》、《我的左脸》和中篇小说《天下洋马》等,以他熟悉的城市和校园,真切地写出了成长中青春的残酷和美好,生动地反映了校园里故事的复杂和浪漫,正如作者自己对《我的左脸》的解说：“成长的确是需要学习和训练,最好的老师是痛楚、孤独、女人.小说都是有关成长的,因为真正的小说都离不开痛楚、孤独、女人,――当然,也可能是男人,如果主人公的性别正好相反.”还有王曼玲的长篇小说《潮湿》、鄢然的长篇小说《Baby,就是想要》、川妮的长篇小说《时尚动物》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内容展示了当代都市女性的情感困惑及人生命运遭际,这些作品成为新世纪四川都市情感文学中一个新的亮点.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女性作家迅速崛起于绵阳这座高科技集中的城市里,其中有以讲述知识分子命运见长的郁小萍,如她的长篇小说《教授楼》,她还在散文集《紫色人生》中以都市文化女性的身份翻检历史、诠释现实和感悟心灵；以传达当代都市红尘女性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历程为主的母碧芳,她的长篇小说《荆桂》做到了言情小说与官场小说巧妙结合,写得既诚实粗砺又空灵秀美,使凄惨柔美的爱情故事和惊心动魄的官场争斗合而为一；贺小晴的长篇小说《花瓣糖果流浪年》以自传体方式记叙了一个走出山区与婚姻的女子韩月晴一段流浪漂泊的人生经历,写出了女性的挣扎与无奈、成功与失落.痴迷文学创作的冯小涓在中短篇小说集《幸福的底色》里执着地追寻人生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在这里还有以雨田、野川、蒋雪峰为代表的诗歌创作群和以郁小萍、冯小涓、陈霁为代表的散文创作群的崛起.
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洗礼,由于四川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派”都市文化的气象,更没有西方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强劲势头,因此我们的都市文学一定程度上是农业文明土壤上、或者说是由古典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过程的准都市文学,它势必面临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显现出来的都市现代文化与潜伏存在的儒家传统文化的矛盾,前者追求轻松愉悦的感官享受,后者崇尚深刻沉重的理性反思.这表现于文学就是作家个人身份认同的迷惘,这些都市作家尽管都生活在都市,熏染着都市的流行季风、商业气息和务实氛围,但是他(她)们又出身于农村、或在农村当过知青,并且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于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和悠久的古典文明就深深地浸入了他(她)们的血脉,这又显现于小说或散文的创作,难怪为什么其中的主人公常常陷入义与利、情与法、灵与肉和良知与道德、诚信与势利、人性与神性的冲突而不能自拔.这种表现于创作的冲突所以具有悲剧意识,在本质意义上是都市文学的旨趣与传统文化的价值的不“和谐”,也正是这种不“和谐”启示我们,如何看待都市文学的娱乐性与传统文化的深沉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也许裂缝是永远无法弥合的,也正是因为裂缝的存在,让我们不但感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的任重道远,而且明白了新世纪的都市文学,虽然可以在表现手法上、文本形式上,乃至在写作内容和对象上如何“现代化”,但是,悠久而深沉的民族传统文化永远都是新、尤其是四川都市文学无法褪色的“胎记”.
三、民族文学的奇幻性与汉族文化的理智性
说四川是一个文学大省,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成就.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传统、奇异的风土人情、多彩的文化景观和剽悍的生命活力,使得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与汉族文化迥然不同的美学风貌.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能举出藏族文学和彝族文学中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来论证笔者的观点.
新世纪的四川藏族文学主要还是以上个世纪就崛起的意西泽仁和阿来为代表.意西泽仁的儿童小说《珠玛》获2003年第四届四川文学奖.阿来的小说《遥远的温泉》获2003年第四届四川文学奖,2005年1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倾情推出他的中篇小说系列《遥远的温泉》、《奥达的马队》和《孽缘》.《遥远的温泉》记录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意味着温泉是自己童年最向往的旅游胜地和精神家园,它不只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然资源,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
在当代藏族文学的园地里,还有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就是汉族作家的藏族文学书写,如果说马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汉族作家书写藏族文学的代表,那么鄢然就是四川新汉族作家书写藏族文学的代表.这位在成都工作的女作家,曾在西藏工作了八年,创作了不少西藏题材的小说,如《灵魂出窍》、《汉女和穿藏袍的藏北汉子》、《意外》、《白面具中拉姆的情爱之灵》、《相遇在雪域》等,尤其是2002年由现代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昨天的太阳是月亮》,写出了“人生悖谬中的凄美与壮丽,在冷艳的叙述里,显露出如雪山般的磅礴大气.”鄢然还以大段的篇幅描述了人类生态失衡的严重情况,并通过男主人公对猎杀西藏野生动物的悔过行为,对人类精神生态的平衡问题进行了反思.
在诗歌创作上崛起了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沙马2002年获中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奖,2003年获第四届四川文学奖特别荣誉奖.吉狄兆林2005年在《诗刊》上发表《吮拇指的人》,他的组诗《我需要这样的安慰》还获得“第二届中国民间诗歌奖”.发星从1999年夏天开始打乱既有诗歌格式,经过近4年的探索,写出了具有强烈探索意味的诗歌.如《对大凉山黑人的永远沉醉》、《十二个母题组成的山脉》、《七条同一方向的河》等.2006年由银河出版社推出他的诗文集《地域诗歌》,挖掘地域中的民族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他的许多诗歌充分体现了多文本语言的自由结构,自发书写而组合快乐.还有用彝语和汉语写作的“双语诗人”、西南民族大学的教授罗庆春.
以上民族文学以浓郁的异域性色彩而迥然不同于我们早已熟悉的有着悠久历史积淀和现实强力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它们尽管是以文学的方式展示各自民族的历史传说、古老习俗、地方风情,但是文学背后所具有的“他者”眼光仍然是明亮而犀利的,即这些民族文学虽然绝大部分是由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但是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当今的都市,自省事起接受的也是主流文化,所以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似乎很难用纯粹的本民族眼光来观察、用地道的本民族语言来写作.可以说他们的文学是“汉化”了的民族文学,于是已经处于边缘状态的本民族文学所充满的奇幻性和浪漫性,自然地要和强大的汉民族的主流文化产生冲突,也许 这种冲突并没有在文本上明显地反映出来,而在这些作家内心深处一定是强烈地感受到了的,当然也就只有默默地吞食于内心里和悄悄地隐忍在作品中.表现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思想的还有意西泽仁2002年出版的歌颂民族团结的纪实性儿童文学《康定童话》,它通过9岁的藏族女孩格桑娜姆和11岁的汉族女孩雪花悲欢离合的故事,展示了川藏高原各族人民像大海一样深厚的友情.阿来200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空山》之《天火》里以“”期间在一场森林大火中,巫师多吉看到“”中周围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化,反映了那一特定时期藏区的现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部少数民族反思“”的作品.阿来《遥远的温泉》和鄢然的《昨天的太阳是月亮》都含有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一类的“基本国策”的世纪性主题.怎样克服这种民族的独特文学构成与汉族的普泛文化价值的内在冲突呢叙事策略的变革就成了阿来和鄢然不约而同的选择.阿来的《空山》创造了一个“花瓣”式结构,他写了六个大“花瓣”和若干个小“花瓣”,它们构成了一个峰回路转的文学世界.而鄢然的“高明”似乎就在于以富于藏族文化神秘气质的“灵动如风”般的叙事技巧,来尽量“遮盖”汉族文化时代潮流的特征.
能够进行彝汉双语写作的阿库乌雾(罗庆春)也不能逃离主流文化包围的罗网,2004年出版了《阿库乌雾诗歌选》和《密枝插进城市》,以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既感受并传达彝族文化的古老奇异,又反思在现代思潮冲刷下的失落和忧伤,其中理性化了的学者身份就已经超越并囊括了他彝族诗人的身份.
四、军事文学的悲壮性与和平文化的恬静性
在上个世纪四川文学的格局中,军事文学一直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土地,然而到了2l世纪却异军突起,首先是著名的军旅作家柳建伟1997年到2002年连续推出了长篇纪实文学《战争三部曲》(《红太阳白太阳》、《日出东方》、《纵横天下》)等,以及反映我军“98”抗洪的《惊涛骇浪》等,他的作品多次被拍摄成影视,弘扬了时代的主旋律,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好评.军旅女作家裘山山以军旅题材的文学作品走红文坛,青岛出版社在2000年推出她的长篇传记作品《从白衣天使到女将军》,《解放军文艺》2001年3期发表她的《一个人的远行》,2002年她的电视剧本《女装甲团长》,又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以写知青题材闻名的邓贤转战军事文学,其长篇纪实文学《流浪金三角》刊登在2000年《当代》杂志第三期上(节选),同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代》2006年第4期又发表了他反映抗日战争内容的长篇纪实文学《黄河殇》.我省崛起的青年作家麦家反映我军隐蔽战线斗争的长篇小说《解密》,2003年3月在由中国小说学会组织的一年一度“小说排行榜”评选时,受到国内25位专家评委一致称赞,并以高票一举夺得2002年长篇小说第一名,同年8月,《解密》入围第六届国家图书奖,11月,《解密》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其电视剧改编权被国家下属的中国长城艺术文化中心购买.200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又推出了他多篇军事题材的作品集《军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他依然是讲述那个神秘的“701”故事的《暗算》.据2008年4月15日《四川日报》报道,麦加的长篇小说《风声》在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评奖中获得“年度小说家”大奖.还有一直默默无闻的温庆邦,埋头苦写从黄埔军校到解放战争的战争纪实小说,已出版了《血魂》、《西部枭雄》、《褐色道袍》等作品,在2005年推出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虎啸八年》的前三部,计划写九部,该小说以全景式手法反映了抗战全过程.
可以说这些作家向新世纪中国的军事文学发起了一次集团冲锋,尽管这个领域从来都暗藏着杀机,弥漫着硝烟,散发着,蕴涵着生离死别的痛苦,贮满了悲欢离合的眼泪,但正是以它曾经和现在所具有的悲壮性存在和品格,让今天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我们格外感受到了一种幸福和宁静.
在以军事文学的悲壮性反衬和平文化的恬静性上,以上文学呈现出三大特色.一是,以纪实性的苦难历史来告诫和平时代的幸福来之不易.邓贤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他延续了包括知青题材的苦难主题,而将之推向民族历史的更深刻既又悲伤、也许是最容易被我们遗忘的地方.他的《流浪金三角》描写了因卷入部族冲突、毒品而流落至此的国民党溃军在金三角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沧桑和难堪处境,深入揭示生活在那个特殊地区的人群与环境的复杂关系,同时刻画了一群作为流浪者的华人难民的巨大而难言的命运悲剧,其中的是是非非,自有后人评断.读此,我们无不为这段隐秘的历史而震惊,为这些曾经的英雄而扼腕.二是,以虚构性的复杂历史来反衬和平生活的单纯何等可贵.麦家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的“701绝密”第二部《暗算》是在两位多年从事隐蔽战线、现已退役的老将军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的,讲述的依然是一群秘而不宣的天才特工的无常的命运故事,他们暗算别人,也遭到别人的暗算,而命运更在暗算他们.故事幽微深邃,情节跌宕起伏,矛盾纵横交错,险象环生,极富传奇色彩.三是,以形象性的影视表现来形成艺术接受的广泛效应.新世纪四川作家在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上纷纷“触电”,军旅作家柳建伟的新作频频亮相央视,有《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石破天惊》等,他的《惊涛骇浪》获第七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峨眉电影制片厂2001年拍摄了裘山山的电影剧本《我的格桑梅朵》,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2002年拍摄她的电视剧本《女装甲团长》.麦家的《暗算》、《解密》和温庆邦的《中原霸王图》已经投拍或已改编成影视剧本.也正是因为影视传媒的广泛性和形象性,使广大的受众直观地感受战争的残酷和军人的伟大,更加珍爱和平的可贵.可以说,军事文学同其他题材的文学相比,更具有内容的争斗性、风格的悲壮性和总体的不和谐性；但是,也正是通过军事文学所反映出来的“矛盾”,反衬出和平文化的追求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现实意义和终极意义,给苦难的人们以希望的召唤.
以上我们分别从乡土、都市、民族和军事四大题材的角度,简单地描绘和勾勒了新世纪四川文学的“版图构成”,虽然它们是在现代意识烛照下的“新世纪”文学,但是其历史文化渊源还是与古朴浪漫的巴蜀文学有着血缘上的精神认同,正如著名学者樊星教授说的：“浪漫的,奇崛的才情,是巴蜀文人的本色,正如‘麻辣鲜’是川菜的本色一样.”当代巴蜀文学“在李白的狂放,苏轼的豪放与郭沫若的热烈、巴金的激烈以及沙汀的辛酸、艾芜的泼辣之间,依然可以使人感受到某种气质上的相通――爱的浓烈如酒,恨的激烈无比辛辣.”更有当代四川文学流沙河散文诗《草木篇》的尖锐警策,周克芹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沉痛悲悯,魏明伦荒诞川剧《潘金莲》的大胆反叛,清电影《山杠爷告状》的直面现实等等,形成了四川文学特有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传统.其实爱与恨的交织和矛 盾,不仅是过去的巴蜀文学的禀赋,也是新世纪巴蜀文学的价值诉求,还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艺术的特质,更是文学艺术美学精神的实质.然而,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超越特定的时代,它们是在特定意识形态文化视阈下的文学,于是,以超越为己任的审美性文学和以守常为要务的实用性文化,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价值指向：即作家心目中的文学崇尚冲突而政治家眼光中的文化追求和谐,反映出新与文化内在矛盾之表现,就是拥有古老爱恨交加精神追求的巴蜀文学和面临当今和谐社会构建的政治文化：二者之间如何协调与平衡.
至此,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对特定的时代而言,审美性文学与政治性文化,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当然如果我们在“文学为人民服务、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话语框架中来思考的话,那么,这就是文学通过它讴歌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即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较量中,既高唱“正气歌”,又鞭打“丑八怪”,像鲁迅那样“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通过暴露社会的不和谐达到社会的和谐,恰如杜勃罗留波夫说的：“文学,一向就是社会第一个表达者,她把它们表现得要明白,她通过对于一切已经触到的问题严格而思虑周详的观察,来节制它们的力量.”
正是因为文学所拥有的批判精神,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化形态深层结构中的冲突意识,尤其是当我们在建设和谐文化的浩大工程中,文学就其美学精神而言是很难做到“和谐”的.它能抛开触目惊心的“三农”问题而高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歌吗它能回避都市中的下岗现象和农民工进城的辛酸而憧憬现代化都市的美妙浪漫吗它能漠视在全球一体化浪潮中如何传承民族文化的焦虑和困惑而简单地表现民族文明吗它能不顾当今并不平静的世界而幻想和平的永久性存在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作为意识形态文化高级表现形式的文学,尽管在人类理想的终极层面上文化与文学都追求“和谐”,但是只要我们的终极理想没有实现,那么在当今这个美与丑交织、真与假同在、善与恶并存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就绝不能放弃道义使命和良知责任,而应该高擎现实主义大纛,在呼唤爱和美的漫漫征途上努力奋斗.诚然,“和谐美是文艺作品的永恒之美,但有着矛盾冲突构成的和谐美则是这一永恒之美得以表现的普遍存在.在这个认识上,当下文艺创作实践表现社会种种矛盾冲突,并以矛盾冲突的构成来形成、呈现和谐美,应该是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着精神的特别是审美的需求和动力.”
那么,新世纪的文学、新世纪的四川文学应该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审美性价值诉求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应该是夜半起飞的猫头鹰而不是清晨歌吟的百灵鸟,它应该是牛虻似的古希腊智者苏格拉底,它应该是在“绝望中反抗”孤独的鲁迅.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责任编辑 晓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