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晋商在明清五百年间的崛起,除了外部环境、制度因素外,其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晋商在地狭人稠、殖产困难的环境中,秉持着克勤克俭的生活习惯,在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商业文化的指导下,亦儒亦商、义利相通,最终崛起为“海内最富”,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的商帮族群.
【关 键 词 】晋商,文化,仕儒
晋商作为中国近代商业族群之一,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族群,晋商文化对于其发展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16世纪末、17世纪初晋商逐渐兴起,而晋商兴起的契机与清朝政府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明朝末年,驻扎在山海关外的清军急需中原内地物资以充军用,但是囿于与明朝的敌对关系,深入中原腹地又无其他捷径可循,因而只能通过蒙古地区贡使在张家口的“马市”中购置.当时垄断张家口贸易的商贾皆为号称“八大家”的晋商,他们对于解决清兵的军需贡献至大.俟清朝入主中原后,八大家宠赐封爵,并被赋予政治和经济特权,获准正式进入内务府,从而为山西商人的族帮、商号的形成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
除了外部环境,晋商文化即山西商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包括遗存至今的和通过研究可挖掘到的晋商的财富及商业组织制度、商业技术、经营艺术、商路关隘、城乡建筑及其文化、庙宇奉祀、商业教育、社会习俗、商业教训等整个文明体系,成为了17世纪中后期其崛起为“海内最富”的要因之一.
一、商业价值观
山西人世居黄土高原之上,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本省境内除了有连绵起伏的山麓外,几乎没有多少可供人口大量殖产的沃田.南部和中部虽经汾河滋润,但人多地少,且十年九旱,即便是在丰收之年也常感不足,进而迫使许多人不得不舍家弃子营生于省外.也许正是由于山西这种天然的自然地理风貌造就了晋商克勤克俭、栉风沐雨、不畏艰难险阻的进取精神.
晋商真正崛起是在明清500年间.明清时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峰时代.明中期以降,小作坊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商品的种类以及产品的质量都有所提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更大范围、更多行业中生根、萌芽.城邑边镇渐趋繁荣,城乡网络经济纵横交错,加快了全国市场的流转和发展.山西商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商业环境下,由“肩挑背负”、“周游蒙境”的行商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族群、商帮的性质的旅蒙商.
从最初的随军贸易到垄断张家口、恰克图市场,晋商亦步亦趋、步步为营地在北疆草原的商道上行走.旅蒙商号大盛魁纵贯清朝整部历史,从最初的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人创业到大盛魁成为晋商最强的旅蒙商号,近240多年的历史谱写了晋商的价值观念和经营哲学,不仅使其执中国金融之牛尔,更成为可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和荷兰商人相媲美的商帮族群.中国自古以来尊崇的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法观,天下四民也是士农工商的坐序,商人位置幺麽.两千多年的封建道统重视人伦宗法、纲纪常规,统治者基于朝代的稳固和江山的社稷,更多的是鼓励人口的殖产,方能将统治理念远播四方已修万世流芳.因此,除了统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外,农业便成了最重要的行业.商贾重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业经营的机制也是“贱买贵卖”.西方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创设的“看不见的手”的行为主体,就是所谓的“理性人”,而此理性人除了特指当时的主要进步阶级――资产阶级之外,更多的是在说明理性人在市场中应保持理性的头脑,监守冷峻的思考曲线,不被个人情感因素所左右,这似乎与中国儒家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相悖.因此,以儒家为坐标的中国的史乘典籍上对于商人的褒嘉乏善可陈.
最能挑战传统、为商贾之家“鸣冤昭雪”的尚属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商人白圭生平的总结,白奎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知矣.”显然,白圭的治生之术首先不是在逐利上,而是要立足于自身素质的培养.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对于商贾素质的培养则批判式地承取了白圭所理论的商贾素质.对于儒和贾,在当时的社会上是以“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作为泛泛的看法,即认为儒与贾追求的终极目标不相一致.但一些山西仕商家族创造性地提出了儒贾相通的观点,他们认为仕儒可以行贾,贾亦可仕儒.如明代山西蒲州商人王现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义,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而此处的“异术而同心”的交集便是儒家的所倡讲的“义”.儒家文化在晋升为中国正统文化之后,义作为儒家的一种行为规范与“士农工商”的具体利益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崇尚功利的同时,更注意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甚至是舍利取义的思想”.如何驾驭经营之法,谋取利润,在利和义的问题上,山西商人有着自己的看法：以狡诈和欺骗作为惯常伎俩而取不义之暴力属奸商、奸贾之列；以公平正义和诚信无欺作为之道谨遵而恪守为良商、廉贾.晋商凭借信用无欺、公平正义跻身于国内,甚至是世界商族之林中,足以证明在晋商一族中占主流的是良商和廉贾.他们秉持传统的克勤克俭、勇于进取的创业精神,主张道德至上、以义制利、诚信无欺的经营观,使产品的品牌溢价能力扶摇直上,山西商人的商号在省外、境外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二、价值观
中国道德核心是一个“仁”字,儒家把“仁”字尊崇为人的道德最高原则,认为其他一切的道德原则都是由“仁”推衍出来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仁字居首,围绕着仁字,山西商人将利润与道德原则结合起来.
晋商的人伦价值观首先是要与中国人的最高道德准则融合起来,且看晋商票号的名字就可见一斑：大德通、大德恒、世义信、大德玉、存义公、志成信等等.晋商商号绝大部分都以义、德、信、诚等字眼见诸于门楣匾额之上.从各商号命名可以揣析出晋商的价值观取向与儒家的最高道德观“仁”是相通的,宣誓奉守道德,祈望生意昌隆,而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晋商中有“儒”的道德行为取向,使得晋商诚信笃厚、义孚天下,称雄明清商界500年.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土狭人稠,人口殖产之用地甚少,自古以来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即便是在外务商,囊橐充盈,也是俭约躬行、低调为人,这就难怪晋商商号遍及之处都会打趣其为“山西老抠儿”了.但是,古朴并不等同于保守,俭约并不与悭吝趋同.晋商正是在儒家思想的坐标下,尽显其亦儒亦商、义利相通的中庸本色.山西介休商人范硫宾,侠肝义胆,康熙时官办铜铅,晋商王某在生意中亏帑83万两白银,朝廷缉拿问罪,死后,范硫宾代替王某“按期加额补偿”.
晋商重义,其实是与崇奉关羽有直接关系的.关羽死后,除由汉朝所晋封的“汉寿亭侯”外,历尽两千多年以来,各朝各代统治者无不追谥崇奉.迨至清朝,关羽的头衔算是至高无上了――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关圣大帝,尊崇为“武圣”,与“大成至圣文宣师”文圣孔子并列.崇奉关羽的情节主要是由于关羽一生身体力行“义”字,“英风峻德”、“人伦师表”、“信义昭著”等,最好的赞誉之词都镌刻在千百万座关帝庙宇之中,关羽成为了百姓心目当中正义的化身.其次关羽祖籍山西解县,在风土人情上,山西商人引其为乡邻更是无尚的自豪与荣耀.因此,奉祀关公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常言“富不过三代”,时势阢陧,命运乖舛,即便再殷实的家资、再可靠的背景,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也可能会被淘汰.因此,晋商极其注重子嗣的“修身”.与士族文化相异的是晋商在重视文化教育的同时,更多的是要求其子弟“学而优则商”,这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关联.直到明末清初,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社会上出现了“工商皆本”、“商业富国”的思潮,并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这种思想文化的转变,在山西表现得尤为突出,并形成了商风压倒文风的人文环境,树立了“崇商立业、以贾求富”的治家理念.“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对于晋商来讲,一般把天资聪慧的孩子送去经商,天分差一点的孩子入书塾试举,在官首商末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山西商人有这样的先进理念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了不起的.而晋商中也有很多早年仕儒,而中年弃儒从商的案例,如山西富商渠氏家族的渠本乔早年中进士,后任日本横滨领事,但却时时关心商务,最终弃儒从商了.
晋商文化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创造了先进的人伦价值观、商业经营理念,晋商能够在明清五百年间崛起为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商帮、商族得益于其价值理念的匡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