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历史上的贵州是什么样的状况(民国)《贵州通志》有一段比较概括的表述：
“黔为边徼,三代前未入版图.逮汉设郡县,初有人治,而书缺有,间传者寥寥.五胡之乱,复沦蛮族.唐宋仅有空名,羁縻而已.元虽设宣慰司,尚无流官.明清两代,辟为省治,移风易俗,官斯土者,循良继轨,粲然可观.”这段话把上下几千年的贵州历史沿革勾勒出来了.
关于历史上的贵州,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土流并治,分和无定.明之前,贵州从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区,不曾有一个统辖贵州高原全境的行政机构.就以“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而言,那个最大的夜郎国,也不是贵州高原独一无二的政权.《史记》说的“君长以什数”,其中有些“君长”(部族政权)就与夜郎并立于贵州高原.秦汉在贵州地区设郡县,也是归属不一.秦代贵州北部,西北部属巴郡、蜀郡、东部属黔中郡,南部属象郡,全境分属四个郡.汉代贵州地区大部分蜀郡,其余分属武陵郡、犍为郡和巴郡,亦互不统属.从西晋到南北朝,中原动荡不定,贵州地区大姓势力割据称雄,更不统一.唐宋王朝在贵州设经制州(直接委派官员治理)和羁縻州(由少数民族首领间接治理)这两种政治体制.这些经制州和羁縻州,也分属于好几个行政区划,唐时称为道,宋时称为路.今贵州地区宋代就分别隶属于夔州路、荆湖北路、广南西路、潼川路.元代贵州地区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到了明代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才成为全国十三个行省之一的统一政区.在元明之前,贵州除分属不同州郡外,境内还有一些空白地区的部族政权未纳入郡县管辖,带有化外的性质.
第二,明之前的贵州,地方政权的兴亡更迭不是与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改朝换代同步发生.夜郎国就跨越战国、秦、汉三个历史时期,延续了二百多年.不管中原王朝怎么改朝换代,夜郎国都是我自依然如故,真有点“帝力予我何有哉”的味道.黔北播州杨氏政权从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到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延续了七百余年,更是跨越了好几个朝代.水西少数民族政权从三国时期蜀汉封济火为罗殿国王算起,到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废水西土司建制,经历一千四百多年.所以,有人认为研究贵州历史不好套用中国朝代分期来给贵州历史分期.你说,夜郎是秦还是汉播州是唐、是宋,还是元明应该说,都是,也都不是.它是跨朝代的独立藩国.山高皇帝远,王朝的改朝换代对贵州地方政权虽有影响,但与那些朝廷直接管理的中心地区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所以,有人称贵州土司首领戴的是“铁纱帽”,不像中原地方官员乌纱帽易于摘落,这个说法很形象而恰切.
第三,历史上的贵州疆域范围不等同于现在的贵州省.历史上的贵州境内的地方政权往往跨越今天的省界,包括今湖南、广西、四川、云南的不少边境地区.应该说古代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贵州这个概念,只有生息在今贵州高原境内的夜郎人、人、播州人、湖广人、云南人、巴人、蜀人等等.
上文主要就贵州历史地缘沿革情况做些简介、明了贵州历史的沿与革,才好研讨贵州历史上文化积淀、人才产生的历史因缘和多元化的贵州文化.
应该说,秦皇汉武把目光开始射到西南夷以来,贵州文化的发展都与贵州政制的变迁相联系.贵州发掘的大量汉墓及其文物,就证明汉移民对贵州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到了“明清两代,辟为省治”,情况就更加清楚.距今六百年前,明朝大军入黔入滇,这支号称30万的大军,是长江流域汉民族最大规模进入西南边徼的第一批人马.后来这批人马一部分留守贵州,天长日久,他们所具有的先进的汉民族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和贵州的少数民族或通过战争,或通过商贸,或通过虽不普遍却也存在的婚姻,建立了密切关系.从此各省来经商的多了,会馆遍及城乡,单是贵阳就有十数个.贵州文化逐渐发生由量到质的变化,也就是常说的各种文化的对撞与融合,这对贵州的开发与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
由于建省,由王朝派来贵州的一大群文官、武将中,不乏历史上著名的人物.这里略举几个：江西人郭子章、山东人田雯、湖南人贺长龄等抚黔大员,从学术上来说,他们当时在国内都有一定名声.郭子章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以右都御史巡抚贵州,参与平播有功,著有《黔记》60卷,贵州人曾为他建生祠七所.田雯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以江苏巡抚改任贵州巡抚,他在贵州讲学兴教,将所藏近万卷图书留于书院,还著有《黔书》二卷.贺长龄于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由福建布政使调任贵州巡抚,史称长龄“抚黔九载,咨访民瘼,勤求吏治,吏民服习其教,风化为之一变”.贵州的提学使如明代的席书,清代的洪亮吉、严修等,培育贵州学子,功亦不可没.洪亮吉一次考试举人得29俊士,他长以诗贺之,中有“谁云鬼方恶,直欲胜宣歙”之句.他留下一部游历贵州各地写下的诗篇合集,严修留下的《蟑香馆使黔日记》,都是贵州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也是贵州文化现象与教育设施的翔实史料.还有如段玉裁、吴兰雪、张澎等名家在贵州任地方官,流风余韵,影响至为深远.至于人所共知的明代王阳明谪迁修文,在贵阳讲学；东林党首领之一邹元标,遭贬黔南等等,他们对贵州文化的影响更不待言.
上述情况,说明政治变迁带来了外来先进文化；也说明贵州在六百年间兵荒马乱的年代,仍然是智慧在开发、文化在发展、人才在涌现,远非建省前可比.
贵州沿革与贵州文化的关系,从中可以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