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今年《美国企业》杂志七、八月合刊中,有一篇关于《今日影片中的男性角色》,表明好莱坞对寻找今日男子汉的苦恼.当年银幕上的男子汉个个都是“意志坚定、信心百倍、值得信赖、敢于保护弱者,他们有自己的荣誉准则.他们体面高贵,把原则置于个人荣誉之上”,而如今银幕上的男子形象,不是暴躁的懦弱者,就是打打杀杀的暴徒,完全没有了过去男子汉的气质和蕴涵,他们大都是一些“处境不完全、犹豫不决、忧虑重重、以自我为中心、不成熟的无能之辈”(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7月22日).也许是时代变了,但男人还在.好莱坞的问题或许是时代问题,我们文学中的男子汉在哪里呢
正好手头放着李锐的《厚土》,其中有一篇《好汉》,看后很是过瘾,我马上就想到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想,不妨把这两个文本拿来比较一番,或许能看出其中的一些门道来.
显然,这是两篇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写出的作品,但它们写的都是硬派男人.作者都很熟悉各自的人物及其生活环境,他们的作品都带着浓烈的生命气息,那是各自生存环境熏染的结果.两篇文章的语言都很简练,情节都很单纯,一个写的是老人出海捕鱼的故事,一个讲的是汉子率众打野猪的故事.既是英雄,都有自己的战场：老人的战场在海上,汉子的战场在山上.斗争的对象是强大的动物而不是人,就使英雄超越了人世间的善恶之道,显现的是生命力量的对抗.很悲壮,很凝重,但不是悲剧.
海明威将老人置于大海之上,让他在八十四天的失望后,终于在三天三夜的磨难中经历着孤独、饥饿、困乏、伤痛、死亡的考验,最后拖着那条特大的马林鱼骨架回来了,赢得了精神上的胜利.这是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是个体生命与个体生命之间的生死较量.面对浩瀚的大海和巨大的鲨鱼,人显得多么的弱小和势单力薄,他恶心呕吐、手脚不住地抽筋,拉着钓丝的手总是流血,他太饥饿了,太孤独了,太困乏了.可是,“痛苦在一个男子汉不算一回事”.“跟它们斗”,“我要跟它们斗到死！”即便拼它个鱼死网破,也要坚持最后的胜利,这体现了近代西方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明白他们制胜的法宝是什么,老人告诉我们：虽然大鲨鱼“既残忍、又能干,既强壮、又聪明.可我比它更聪明.也许不吧.他想,我也许只比它多了个武器吧”.所以,在与鲨鱼搏斗的过程中,老人依靠的正是一件又一件武器；鱼叉投出去,有鱼刀,鱼刀折弯了,还有“两把桨、一个舵把,还有一根短棍”.老人相信,只要拥有这些东西,“我一定要想法去揍死它们”.后来老人果然用尽了手中的武器,赶走了凶恶的鲨鱼,只是他那可供自己吃一冬的马林鱼成了“光溜溜的”鱼脊骨.老人赢得了人们的敬佩,依然做着狮子梦.它似乎对这样的结果并不甘心,如果他像狮子那样更强壮、更猛烈,如果他手中有更多、更先进的武器,他就会连鲨鱼也一同带回来.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人对自然的真正的胜利.
可是李锐笔下的汉子则不是这样.他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草莽英雄的气概：身材“高大壮实”,喝酒时用槽牙咬开瓶盖,“咕咚咚灌下半瓶‘高粱白’”,睡相好也是明打明.他的武器是两杆,一杆是花“一担麦子,五十块”从外地买来的,他用它打了不只一条野山豹,这在方圆村是“独一份”；另一条是长在裤裆里那家伙,他用它“明打明地睡女人,睡了女人还得叫她求上门来”,这在方圆村也是“独一份”.“除了这些使不完的力气,和手里的这杆好,剩下的他都不相信”,可别小看这个武器,多了裤裆里这杆,就多了一层关系.海明威的老人只有一杆,那象征着生命的外在力量,他并没充分显示生命的内在力量.或者说,老人生命的内在力量是通过他用意志战胜自己的虚弱来表现的.这一点老人也很明白,在与鲨鱼搏斗的过程中,他在孤独、苦难中体验生命和死亡.李锐的好汉比老人多了一杆,那杆裤裆里的象征着生命的内在力量.他在睡相好时得到充分的显现.这就好像中国的太极拳,内外并举、外柔内刚.即便被野猪咬伤的一瞬间,他的那杆还扎破裤裆硬挺挺地竖在那里,这表明了好汉生命内在力量的强大.在汉子心中,两杆是同样重要,甚至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他睡女人,就将倚在大门口,凭着这条打死过几条豹子的,“哪个敢放一个屁来”真的不敢,于是他就明打明地睡女人,而且睡得霸气,坚决不改姓、不倒插门、不为人家传宗接代,任相好的怎么求他也不行.这时候他的两杆是一样的硬.李锐不像海明威那样冷酷,总是让老人与冰冷的大海对峙,而是把汉子从相好的被窝里叫醒,他在品咂那“独一份儿”的美味时,醉醺醺地走上了山坡.可是到了山上,他乒乓地向野猪开,打死一个、打伤一个.当受伤的母猪流着血疯狂向他扑来时,他却丢了手中的.母猪咬住他的裤裆,将他摔得丈把远,“荆条茬刀子似的捅在他的脸上”.等他醒来后,却发现裤裆里的那杆不但完好无缺,而且还特别坚硬,把裤裆都扎透了.这里有个细节不要忘了,使它免遭此难的是传统,“幸亏是挽裆裤,幸亏是旧的,要不就什么都完了”.作者有意无意通过这个偶然的巧合把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有机地联系起来了.众人起哄道：“哈哈,好汉,好！两杆都好！”可是,在经历死亡的那一刹那间,好汉似乎对人生有了更深的参透和顿悟,当大家在为他这个英雄庆功的时候,他的心里“总是有点说不出的恍惚”,他第一次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山猪扑到脸前时带来的那一股充满死气的阴风,现在还在胸口上打转”.作者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表面上看,好汉的转变有些突然,其实在死亡的瞬间人都会产生直觉和顿悟.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总是用理性不断地拷问死亡,并把死亡与上帝和来世联系起来.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说：“一切故事,讲到相当长度,都是以死结束的；谁要不让你听到那里,他就算不上一个真正讲故事的人.”(陆扬著《中西死亡美学》125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人不这样,他更醉心于生.正如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他并不是在刻意回避死,而是告诉人们,应当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现实生命之上,不要分心去考虑死亡及死后世界问题.活着的时候,尽心尽力,致力于生命的社会价值的创造,致力于对当下感性生命的快乐的追求.至于死亡,等有朝一日遇上时,无怨地接受它就是了.如今死亡让好汉遇上了,不过他不是用理性而是用原始的因果报应来解释自己所面临的灾难.他吓坏了,他想,这难道不是报应吗要是来前听了女人的劝告,就不会有这场玄事,“这真是报应我哩.想到‘报应’,他的两只眼怔怔地僵在了眼眶里”.其实这场玄事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他睡人家女人时犯了忌,这个忌讳就是对基本的人伦道德的违犯.依照因果报应,他把人事与天理联系起来了,这仿佛是天对他的报应.不过,好在还没死,这要感谢上天的保佑.他在各种偶然中寻找着生存的必然.尽管同伴依然把他当作好汉,但他似乎感到,原来贯串全身的汉子气正化成青烟犹犹豫豫地从他的身上飘走了,他在众人的哄笑中显得格外的孤独.为了慰藉内心的惶恐和不安,他一个人“急匆匆走到村口的神树下边,把两颗猪头恭恭敬敬献到石台上,三叩三拜”.直到乌鸦带着他的祈求飞走了,他才回到相好的那里.他惊魂未定,胆怯地问女人什么是报应,女人解释到：“遭报应就是不落好死.”好汉没去追问“不好死”,反而追问：“受苦人咋就算个好死”女人的回答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一辈子吃饱,喝好,有自己的房子,有老婆孩子,栽根立后,活到了岁数.”于是,为了能有个好死,他就答应与女人结婚,生孩子过光景.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通过婚姻来冲喜.这时,好汉对自己已失去自信,他需要借这门婚事来冲去自己的晦气.在自然的因果报应面前他学乖了,成熟了,归顺于文化与自然.一个充满和冲动的汉子就这样变得本分起来.
一个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在经历死亡的考验后,终于回归到自己的文化中.他从女人的怀抱里走开,又回归到女人的怀抱.死亡过后,他更渴望生,一种更高质量的生――按“好死”的标准活着.祖祖辈辈、代代传承,他们就这样活了下来,并在这座大山上生息繁衍.
类似的问题,在海明威的老人那里也有过.他不是不信神,只是在紧张的斗争中没有时间去祈祷.他曾在与鲨鱼搏斗的间隙,反思过自己的行为,在“罪”与“非罪”之间徘徊不定.老人想：“把一条鱼弄死也许是一种罪过.”他很快又回避了,把这档事交给思想家去处理.他从职业的角度为自己找到了杀鱼的理由,“你生来是个打鱼的,正如鱼生来是条鱼”.可是杀鱼毕竟是个罪过,尤其是那样美丽、崇高、可爱的鱼,可当他想到鲨鱼也以吃其他鱼为生时,老人的心坦然了,因为他从生物的角度开脱了自己的罪,更勇敢地投身于这场殊死的搏斗中,绝不退缩.
老人和好汉是不同文化中的两种生存状态,面对这样的生存状态,一个局外人是不能随意指手画脚的.“你很难说老百姓这种生存,它是合理不合理的,是同情它,恨它,还是爱它,很难讲清楚.对那样的生命,只讲批判是没良心的,你就没有资格那样讲,你没有资格站在高处说我可以批判他们的落后性.你如果做了几年农民你就知道真的没有那个资格.面对世世代代绑在黄土地上的那些人、那些生命,你说：噢,我来居高临下地批判他一下,怜悯他一下等这没有良心,很没有人情味.(《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第23页)作家李锐道出了自己对好汉的态度.他站在一个更高的境界来看待发生在好汉身上的种种事件,这是扎根于吕梁山区的一种独特的生态学和生命哲学的统一,它的生存的合理性只能由这座大山来显示.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正是在这无语的高山中才孕育着人生的更宽广的境界.
我们再回头看那位出海打鱼的老人,他独身面对着大海和鲨鱼,在拖着伤痕累累的肉体和庞大的马林鱼骨架回来后,他睡着了,并在做着狮子的梦.可是,他一梦醒来后又怎么样呢还得去打鱼,去面对大海和鲨鱼.只要他的精神不死,他就永远处在与自然的对立之中.结果或是在对立冲突中发展自己,或是与鲨鱼同归于尽.近代西方文明就是这么一种刚性的东西,他依靠科学技术制造先进的工具,再用这武器去征服、杀戮一个个动物乃至同类.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是不会让老人罢手的,他不怕死,更不怕遭自然的“报应”,他的目的就是要与鲨鱼战斗到底,哪怕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两相比较,中国的好汉在经历了莽撞和冲动之后成熟了,重新回到女人的怀抱,享受着人间的天伦之乐.西方的老人虽说积累了许多人生的经验,但他的经验只是与天地、自然斗争的经验,只是在斗争中获得更大的刺激和乐趣.“鱼啊,你要把我给弄死啦.”“我一定要把它弄死.”“管它谁弄死谁.”他在死亡和鲜血得那样亢奋和颟顸.其结果要么再带回一条大鱼来,以便在同伴那里炫耀；要么葬身大海,成了鲨鱼的一顿美餐.当然,如果他强大到能够消灭所有的鲨鱼的程度,他也就必然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
两种文化下的男人,在经历了磨难与死亡的考验后,却有着两种不同的结局.谁比谁活得更有价值和意义呢看来不能这样简单地评价.应该在相互比较中各取所长、相互弥补.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这也正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