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杜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在他身后形成了“千家注杜”的奇观,这是我国文学史中绝无仅有的现象.杜甫其人其诗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杜诗中的儒家思想也成为研究者持续关注的问题.本文旨在梳理上世纪至今约百十年的时间里,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情况,以期在思想上走近这位不朽的诗人.
关 键 词 ：杜甫；儒家思想；文献综述
作者简介：马丽娅（1989-）,女,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0-0-03
(一)20世纪50年代之前
20世纪大致可以算做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此期的杜甫研究以1922年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和1928年出版的胡适《白话文学史》为代表.由于未受政治潮流的影响,此期的研究多能发挥学者学术自由之精神,评论杜诗多有创见,至今仍不失经典之论.例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第十四章专章讲论杜甫,认为杜诗具有 “诙谐风趣”的风格,且这种风格贯穿杜甫诗歌创作的三个时期；胡适还认为杜甫开创了一种“问题诗”的体式；胡适对杜甫第三时期的“小诗”格外重视,这种“小诗”用自由的绝句体,不拘平仄,多用白话,叙述简单生活的小片段、小故事、小感想,小印象,并且和西方的印象主义艺术（Impressionistic）相联系.梁启超在“诗圣”之外,誉杜甫为“情圣”,“因为他的感情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 .梁氏还举例证明杜甫对妻儿、家庭真挚的感情,展现杜甫温柔细腻的另一面.梁氏对杜甫部分诗作“半写实派”的提法,不着一字的讽刺手法,杂糅多种情绪而得调和之美的表情方式,将洗练之功发挥到极致的本领等等的分析,都体现梁氏对杜诗艺术风格细致深刻的体认.
可以看出,以梁、胡为代表的上世纪50年代前的杜甫研究,体现出一种“但开风气不为先”的风格,他们首先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观照杜甫研究,既有筚路开创之功,又颇多闪光创见.但是,梁、胡多就杜诗的艺术风格、情感意绪做出评论,未专门论述杜甫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在传统学术研究中,学术难逃成为政治的附庸,而儒家思想长期占据政教主流地位,对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捆绑约束毋庸赘言.上世纪上半叶,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作为一面文学界革新的旗帜,意在将中国文学从旧传统中解放出来,儒家思想首当其冲成为要“去除”的部分.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便不难理解,梁启超为何更愿称杜甫为“情圣”而非“诗圣”了.总之,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打上了深刻的革新和启蒙烙印.
(二)20世纪50至80年代末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即新中国建国后至“”结束后的三十年,是政治上特殊而敏感的时期,杜甫研究一度遭遇尴尬.这种尴尬随着“”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到来而逐渐消散,但其余波却影响至80年代.故此处笔者将文献综述的分期从50年代横跨至80年代来论述.
此期杜甫研究的代表有冯至、郭沫若、萧涤非、朱东润、傅庚生、金启华等等.学界一般公认,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以现实主义与人民性作为分析评价杜甫的新标准,代表了50年代杜甫研究的最高成就.关于杜甫的思想,肖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明确指出：“杜甫确是一个‘儒家者流’.”并认为“由于杜甫一方面能继承儒家思想的若干优点,同时在某些点上又能突破儒家一些老教条的局限,因而终于成为伟大的人民诗人”.“至于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不占什么地位等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特别是佛家的思想”.
郭沫若在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萧涤非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该书在《杜甫的宗教信仰》一章中说 ：
杜甫曾经以儒家自命.旧时代的士大夫尊杜甫为“诗圣”,特别突出他的忠君思想,不用说也是把他敬仰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们,尤其在解放之后,又特别强调杜甫的同情人民,认为他自比契稷,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因而把他描绘为“人民诗人”,实际上也完全是儒家的面孔.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面虽然他不曾象李白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面他却是禅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笃,一直到他的辞世之年.
萧涤非对郭沫若的批评给予回应,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在1980年修订本《杜甫研究》中肖先生进一步指出：“杜甫的主导思想是儒家,说得具体些是孔孟,这几乎已成定论.”并列举六条说明 ：
第一,杜甫以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为荣；第二,杜甫自始至终都是以“儒家者流”自居（这在书中已举了不少例）；第三,杜甫用以教育他的孩子们的是儒家经典,如云“应须饱经术”,并希望他们能成为“七十二贤”式的人物：“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第四,杜甫一贯坚持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未达善一身,得志行所为”的从政态度,都是来自儒家的；第五,杜甫作诗的法则也是从儒家来的,所谓“法自儒家有”；第六,杜甫认为唐王朝如果耍恢复过去的业绩还是得用儒术,所以说“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
时间也许是检验真理的利器.1962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时,郭沫若在《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一文中,对他过去所持的观点有所改变,与萧涤非先生的观点更加接近,实际上承认了“扬李抑杜”的偏颇,承认了杜甫“人民诗人”的地位.
从阶级性、人民性角度立论,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批评是20世纪50至80年代大陆杜甫研究的普遍模式.尽管萧涤非先生已经做到了那个时代较大限度的持论公允,但也无法完全跳出这个模式.更有激进的“左倾”批评者,认为杜甫“不过是一个趋炎附势,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诗人罢了.他的一生,并无革命事迹的表现,脑子里充满着忠君、立功、个人主义的思想.” 这样的论断在失去了那个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立即失去生命力,其偏颇荒谬不待今人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大陆,这种从阶级性、人民性角度研究杜甫的方法,并未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而立即改变,而是波及至80年代甚至90年代.例如周春韵的《杜甫与儒家思想》（1981年）认为杜甫“部分地突破了统治阶级思想――儒家思想”,但是“维护王权是所有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无法突破的局限”.可是“杜甫忧国忧民积极进步的思想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他愚忠等消极落后的思想影响.” 周文对杜甫的态度几经周转,比较复杂,既肯定杜甫忧国忧民的积极面,又批判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落后面.
王亚民《杜甫儒家思想论》（1989年）认为 ：
杜甫的人道主义有着非常进步的意义,但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不同的.比如在解决社会矛盾的主张上,他还是要采取由上而下施行仁政的办法来缓和阶级矛盾,而不同意实行由下而上的阶级革命.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诗人不可能认清历史发展的真正方向,他说,“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忆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原因正在于此.所以他能清醒地秉儒家思想中积极进步的东西,清醒地批判现实,朦胧地向往未来,而这种批判最终也还是不彻底的.
王亚民的批评更加直接地采用革命战争以及阶级斗争的思维,俨然混淆了文学和政治的边界,将诗人杜甫完全理解成一个革命立场不坚定的改良派、妥协派人物,将诗歌的内容情感完全等同于诗人的政治觉悟,似乎更加强调了杜甫思想中“不彻底”的那一面.
1997年唐海苓的《试论杜甫对儒家正统观念的突破――杜甫战乱诗新评》一文认为：“他（杜甫）爱国、爱民,但不爱君,因此他也不可能‘忠君’.这一点,是他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最大突破.等这就是杜甫其人其诗的人民性――伟大的、纯洁的、永恒的人民性.” 尽管唐文主要论点是强调突出杜甫的人民性,但“忠君”问题,仍然是唐文不愿过多触碰的政治敏感区,因而称杜甫爱国爱民而不爱君.此观点是较为牵强的.
总之,20世纪50至80年代末杜甫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研究视角和方法比较单一,从阶级性、人民性、革命性角度立论成为普遍模式；其二,激进的“左倾”研究者对杜甫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判,将文学和政治混为一谈,对杜甫给予了极不公正的评价,这部分评论随着特殊政治气候的消散而失去生命力；其三,以萧涤非、傅庚生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给予杜甫在那个时代最大限度的公允持论,赋予杜甫“人民诗人”的桂冠,在人道主义方面对杜甫的思想给予肯定,但仍不出大的政治背景和研究模式之框架.其四,80年代虽承袭50年代以来的风气余波,但如50年代“左倾”研究者那般猛烈批评杜甫的声音不复存在,褒扬杜甫人民性、爱国爱民的积极方面的声音更多.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杜甫研究开始跳出阶级性、人民性的框架,运用西方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理论,跨学科运用比较、统计等方法,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呈现出中西融合,学科交叉的丰富形态.政治气候的回暖,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杜甫思想的研究也更能从学术角度给予正常化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此期杜甫研究者众多,代表人物有莫砺锋、张忠纲、祁和晖、葛景春、刘明华、段师炳昌等等.
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评传》较能代表此期杜甫研究转变的一个侧面.莫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道：“所以本书在把杜甫当做一位文学家进行评述的同时,必须着重阐明他在思想方面的建树,而且必须对杜甫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予以特别的关注,而这正是其他的杜甫传记注意得不够的地方.” 重视杜甫思想方面的建树,并将他与传统思想文化积极联系起来,是莫氏传记的一个特点.对于前一个研究时期杜甫遇到的不公正待遇,莫氏一针见血地指出 ：
长期以来,学术界养成了一种习惯：在评论古代文学家时,要不厌其烦地指出其“局限”――阶级的、时代的,等等.似乎不这样做便不具备现代意识、不体现理论深度.于是,杜甫便常常因“忠君意识”而受到种种责备,更其甚者,有人竞指责他没有为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我对此一向感到困惑.等仿佛越是把古人的“局限性”说得痛快淋漓,便越能显示论者自身的高明.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主体诠释和现代意识的极大误解等文学史研究当然是应该体现现代意识的主体诠释,但在具体的诠释过程中却必须时时牢记着对象的“历史”性质.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是用现代意识去理解、诠释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而不应该用现代意识去指责历史人物与现代的差距,因为后者事实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莫砺锋先生的上述这段话已经十分清楚直接地指出前一个研究时期解读杜甫思想的误区.思往而知来者,这预示着淡化、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对杜甫思想研究的钳制,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研究杜甫思想,细致、深入、多方位地研究杜甫思想,成为此期的主调.刘明华的《杜甫研究论集上编》专讲杜甫思想研究,论述了杜甫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政治理想、“忠君”表现形态等问题,是在杜甫思想内部的一种细分解读.而赵海菱的《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则试图打通杜甫与儒家诗学、美学、士文化、经史传统等的文化血脉,可作为杜甫思想外部研究的一种思路尝试.
除了专著,相关的期刊论文也纷纷涌现.具体篇数因数量庞大不可胜数,笔者聊将知网查到的50余篇相关论文分为若干类型,举其中代表性篇章言之.
1、杜甫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综论性质的论文.这类论文的代表作有吴新生的《杜甫对儒家文化的继承》（2000年）,莫砺锋的《论杜甫的文化意义》（2000年）,吴明贤的《杜诗中的儒家情怀》（2010年）,等等.吴新生认为,“在儒家文化中,对杜甫的政治思想起着最主要影响作用的,无疑要算是仁政和民本思想了.”“崇尚和奉行人道主义,这是杜甫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又一突出表现.”
莫砺锋认为“杜甫的意义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畴内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杜甫“不但在忧国忧民这种大事上体现出儒家的人格风范,而且在待人接物等日常琐事上也同样体现出儒家气象”.将儒家的道德标准贯穿日用人伦,杜甫用行动证明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可能性.莫文还指出,“杜甫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尤其是关于‘仁’的内涵”.在民族性格的塑造上,杜甫那种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对不同文化的宽容兼纳的态度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 吴明贤则认为,“儒”不过是杜甫实现理想的阶梯和完成事业的手段,他强烈的事业心建立在对儒家思想的虔诚信仰之上,而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又不断激励着他的功名.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简单认为“儒”只是杜甫用以晋升、求取功名的手段未免失之明辨,杜甫对“儒”的态度应该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分阶段、分具体情况加以辨析,起码在他后期颠沛流、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很难再认为这时的“儒”对杜甫还意味着功名.同时,吴明贤还认为,主张仁政德治是杜甫儒家情怀在政治上的表现.“致君尧舜”的政治思想和“自比稷契”的大臣怀抱是杜甫儒家情怀的又一具体体现.
2、以儒家核心词汇仁、圣、和谐、忧国忧民、民本思想、中庸思想等为核心,探讨杜甫与儒家思想中的某一面的关系.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忠纲的《恻隐之心为仁――杜甫儒家思想一瞥》,冯建国的《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诠释》和《论杜甫的民本思想》,葛景春的《杜甫怀乡忧国的思想情结》和《杜甫审美思想的和谐理念》等等.
张忠纲将杜甫得儒家思想上推至孔孟时期,认为“他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的阐释和恢复原始儒家道统的思想,远在韩愈之前”. 如果说张忠纲之文着重谈杜甫对孔孟儒家的继承,那么冯建国的论文则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三个方面,谈杜甫立足当时的社会历史现状,对孔孟儒学尤其是“仁”学的选择性、创造性阐释,形成自己的一套诗化的“仁学”思想.
综观杜甫思想研究走过的一个多世纪,基本上经历了从个别大师级人物的启蒙性、奠基性研究,到同声从阶级论、人民性角度立论,再到将诗歌还给诗歌、将文艺还给文艺的转变.近年来学界越来越注意到杜诗在艺术形式、审美心理等方面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今后的杜甫儒家思想研究,应也是在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解,在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范围,对杜甫儒家思想做出更加精微、深细研究.然而,由于对儒家经典以及杜诗诗歌文本的阐释一时间难以突破前人之见,所以容易出现文献材料和研究观点的陈陈相因.我们希冀这种一定程度的僵局能被打破,在前人研究成果上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