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的社会学综述

(南京农业大学 农村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近几年,“大学生村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社会学界也有众多学者对其作出了深入探究,本文按照国家/社会和角色/行为两种研究取向,综述了自2008年以来大学生村官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前者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理论视角出发,对大学生村官这一政策做出宏观的功能性研究,后者是从微观角色理论视角,对大学生村官群体进行实地调查与访问,作出经验分析.两种研究视角正好起到了互补的功效,更加透彻地反映出村官政策功能的缺失,以及村官个体角色失当行为,通过本篇综述,文章认为大学生走向村官之路,需要完善培训机制,以及参与村内选举的权利等.

【关 键 词 】大学生村官;国家与社会;角色;冲突

1995年,江苏省率先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紧随其后,海南、广东、河北等地也陆陆续续招聘大学生村官,直到2008年,中组部颁发《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等相关文件,正式规范了大学生“村官”的选聘与任用,将新一代的“知识精英下乡”运动推向了,也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中组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我国已累计选聘大学生村官30万人,目前在岗21.2万人,覆盖全国1/3行政村.而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上,也是“首次”出现了4名大学生村官代表,大学生村官群体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目前社会学界对于大学生村官的研究,分为国家/社会和角色/行为两种研究取向,本文按照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对自2008年以来发表在中国知网上的文献进行了梳理.

一、“国家/社会”研究视角

20世纪90年代,作为西方政治社会学核心内容之一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引入我国,成为当时广泛运用的理论框架.在研究大学生村官问题上,不少学者沿袭这一理论视角,着重分析国家在该政策中的强势地位,对村官群体以及农村社会基层政权的权威性和控制力.

(一)“制度嵌入”

同样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过渡到大众化阶段,应届大学毕业生数量迅速增多,造成了严重的就业压力,因而,国家适时推出了大学生村官计划,1995年,江苏率先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开辟了先河.该计划在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为同村现代化输送人才,同时为国家政权建设培养后力量.郭星华就提出了疑问,如果我们把大学生村官制度当成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权宜之计,那么,就存在大学生村官再次就业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大学生村官当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就存在大学生村官是否安心工作、能否发挥作用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大学生村官制度当成是“挂职锻炼”性质的活动,也存在“挂职”与就职的衔接问题.这三个如果,是对国家提出该政策初衷的深度考量,不管该计划的主要功能或目的是其中哪一项,都残留着隐患.即使我们希望大学生村官制度能兼有上述三项功能,还是存在一个分流的渠道、措施和机制的问题.

为何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功能存在不稳定性呢?从国家与社会二元理论角度来看,就牵扯到了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大学生村官计划作为一个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过程,硬生生的嵌入到了农村中,正如宋言奇所提出的,这是一个“制度嵌入”过程,如同移植一样,被移植的器官与人有一个适应过程,在此过程中,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列排斥反应,那么,村官政策在嵌入农村社会体系之中,势必也会引起不良反应.大学生村官要打入乡村核心,必须立足于农村现实情境,在发挥自己作为知识精英的特长之外,学习农村场域中打交道的方法,才能真正实现由“嵌入”变为“融入”.

(二)“知识精英”

如果说传统中国乡村是“乡土社会”,是熟人关系社会,是以乡绅为代表的乡村精英为核心力量,他们在传承乡村文化知识、维护乡村秩序、以及礼仪规范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近现代乡村则是 “后乡土社会”,仍然是人情、关系主宰的社会.但是随着乡村精英外流与分化,近代乡村处于“失血”与“城乡断裂”状态,所以,何兰萍等人指出,大学生此时下乡,正好发挥着“文化反哺”的功效,作为新一代精英,能够弥合这一断裂.何兰萍等人的观点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大学生村官群体作为国家政策积极接受与反馈者,能够发挥其主动性去履行这一政策要求.

付建军的观点与何兰萍等人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付建军认为,大学生到农村中去,作为村务工作者,是国家力量进“农村政权”的途径之一,改善传统中国的“农村基层政权”使其政权体系趋向现代化,因为传统中国农村不具备自我现代化的能力,为实现农村合理整合,国家需要通过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其他类型精英联盟.他的观点是站在国家立场上考虑的,国家作为政策的论证与颁布者,推动了这场精英下乡运动,促进了现代国家建构.

(三)“三个悖论”

同样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出发,郭明则看到了该政策引发的三个悖论.作为“国家政策”潜入者的大学生村官,他们是有别于传统村干部的新型农村治理主体,由于农村“社区情理”的存在,而使他们难以真正获得农民的认同和理解,在农村沦为“弱化的国家政策嵌入者”、“无根的农村治理群体”.所以,大学生村官政策存在着三个悖论:国家政策意图与农村社区清理之间的悖论,村务“主力”与村务助理之间的悖论,政策文本与法律文本之间的悖论.

二、“角色/行为”研究视角

不少学者从微观角色理论视角,对大学生村官群体进行实地调查与访问,作出经验分析.角色理论是符号互动论的一个理论流派, 正如拉尔夫·林顿所说,“一个人占有的是地位,而扮演的是角色”,“角色是对群体或社会中具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的期待”.部分省份对“大学生村官”的职务定义为“助理”角色, 所以“村官”非“官”,而且这种身份在3年服务期内是恒定不变的.这种身份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生村官地位的尴尬和在农村发展建设中的“边缘化”. (一)角色认知

按照政府相关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官是村级特设岗位工作人员,是农村服务者,由此,外在因素对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就比较模糊,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国家公务员,非官非农.大学生村官在农村中势必会有种疏离感、剥夺感以及自卑感,再加上政府允许大学生村官把户口留在现户籍所在地,不用迁往所工作的农村,更加妨碍了其归属感、认同感的形成.李丹花指出,根据《村委会自治法》有关规定,“村民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撤换村委会成员”,大学生村官不享有选村委会选举权利.尽管在2013年,某些城市,如北京,已经作出了特别规定,大学生村官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的候选人,但仍然有限制,“必须在本村居住或工作一年以上,经村民委员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并在会议上有三分之二成员同意,方可参加村委会选举”,所以,大学生村官对所在村享有的参与管理权和农村基层自治制度之间的矛盾一直悬而未决,这也让大学生无法彻底扮演好角色,产生了赵志业、杨永明所说的,显性流失与隐性流失,显性流失,即大学生村官角色扮演终止或失败,放弃村官工作,隐性流失,就是大学生村官长期不能度过磨合期,在主观上、客观上不能很好的完成村官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出现倦怠、失职或其他不符合工作要求的行为,不符合国家、社会对其期望.

大学生村官作为农村先进技术的引进者、农村致富的带动者、基层群众的服务者、各种矛盾的解觉者,承担考虑着国家、社会各界甚至其家庭的众多期望.尽管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村干部,而只是对村干部的协助,只是一段时间的服务工作者,但是不少大学生村官扮演角色失败,原因何在?从大学生自身来看,主要是他们角色认知不清、角色定位模糊,在面对角色冲突时候,角色调适失败造成的.

角色不清,在李伟看来,就是社会大众或者角色扮演者对于某一角色的行为规范认识不清楚,不知道这一角色的职责、权利是什么在其相关调查中,应届毕业大学生在选择去当村官的时候,动机并不纯粹,大部分是迫于就业压力与优惠政策的吸引,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是想去服务农村、带领村民致富的,在如此动机驱动下,试想,谁会用心去关注这个岗位到底是做什么的,需要怎样的技能呢.施碧珏、葛俊等人认为,大学生村官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属于动态表现型角色,也就是要表现出社会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即表现出知识精英服务于农村的决心和毅力,而不是功利性角色,一味强调个人利益得失与自身发展.由于大学生村官自身角色认知不清,使得其自身能力素质与要扮演的村官之前存在较大距离,没能达成一致.

(二)身份认同

大学生村官由于角色认知不清,走上工作岗位后,缺乏身份认同,进而导致角色失败.在张舜看来,身份是一种出身和社会地位,表达一种归属感及行为模式,也就是对个人的身份属性及行为规范的认识倾向.身份认同主要关注个体如何依据自己或他人对某一群体的身份归属来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包括外在建构力量和内在自我主体两个方面.郑庆杰通过田野深度访谈,提出大学生村官的身份认同困境,第一种困境时由于大学生村官集多重身份于一身,出现不同角色主次轻重与高低层级间的认识困境,因为大学生村官既是农村社会问题的协调者,又是政府和农民的联络者,并且在工作中,又是村干部的助理,缺乏自主性,产生了认同困境;第二种困境时,被国家社会建构的身份对于大学生个体而言,其价值和意涵是有别于其自身所定义的,国家对其角色定义为表现型角色,服务于农村的工作者,而大学生村官对其自身角色理解,则是比较功利的.外在的因素,如制度安排、大众的期望都是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身份认同,而本人的角色认知、情感和意志行为才是内在认同,从根本上决定其身份认同是否成功.

韩伟通过对湖北08、09届在岗大学生村官及当地基层干部、村民进行调查与访谈,发现外在的角色期望与本自身角色期望不一致时,也会产生角色冲突甚至是角色失败.有意思的是,有学者发现性别也会影响冲突程度,男性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冲突要高于女性村官,并且父母在农村居住的大学生村官,其角色冲突程度高于父母居住于城市的大学生,并且学历越高,角色冲突程度越强,这些表面看上去有悖于常理,但仔细想想,似乎有很符合中国的国情特点.

三、结语

大学生村官作为新的社会身份,对应的社会角色或者大众对其的行为期待正在逐渐形成,尚不成熟.当前,我们国家与社会对其的角色定位主要是把其当做政府政策的宣讲者、农村基层工作的协助者、农村问题的调节者等,而忽略其家庭与个人对于自身的期望,政府在着重培养大学生村官表现型行为的同时,需要兼顾其个人发展,我国农村社会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和姻缘上的以家庭为单位,重人情关系的社会体系,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无法迅速形成自己的网络资本,势必水土不服.

政府部门需要特设这样一个部门,对大学生下乡担任村官时作出职业培训,做好大学生村官与基层部门工作人员衔接工作,帮助迅速适应当地环境,推广北京修订后的《村委会组织法》,让大学生村官享有平等的参与村内选举的权利,留住大学生村官.同样,还要做好分流工作,正如郭星华所说,不管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目的是如何,是为了缓解就业、建设新农村,还是为国家培养后备人才也好,对于放弃村官职务的大学生或者是任期满后的一批人才,必须做好发分流工作,拓宽其就业渠道,而不仅仅是一拥而上的考公务员或者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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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南京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专项’(XNC2012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时彩莲(1988- ),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社会学硕士生,研究方向:当代农村发展;通讯作者:吴国清(1963- ),男,江苏张家港人,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当代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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