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75年7月中旬,派、李昌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之后,10月又派王屏和刘华清参加整顿工作.认为,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学院工作,在我们到科学院工作时,他传达了的指示,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去了解情况,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
当时是三科（科委、科学院和科协）合并,在中国科学院设立科技办公室管原属科委管理的部分日常工作,科协代主席周培源在科学院办公；科学院主办有迁往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当时科学院的政治情况是“灾情”严重.在科学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学十四条和1962年广州会议精神被否定.
一、“”帮派分子认为科学院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在十年动乱的荒唐日子里,中国科技界同样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大批科技精英被赶进“牛棚”或受种种摧残.拯救中国科技界成了刻不容缓的重任.整顿中国科学院是先走一步的重棋,对扭转整个科技界的局面起了不同凡响的作用.
“”说科学研究工作是“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提出要“三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中小学.要批判“自然科学理论战线的反动观点”,他们把爱因斯坦视为“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因此批判“相对论”.
二、“”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130位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或作为审查对象.
三、科学院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领导干部和科学家被迫害致死有好几十名.
四、“”帮派分子夺权,科学院遭受严重破坏.1965年科学院拥有106个研究所,24714名科技人员,基本形成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研究中心.1967年“”帮派分子夺取了科学院领导权成立革命委员会.1968年工人、解放军思想宣传队进驻科学院,但造反派始终在领导层中占据重要位置.在此期间科研机构出现了大的变动.一部分研究所划归国防科委,一部分下放地方,一部分科研机构被撤销,到1973年,除43个双重领导的研究所外,直属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基地、实验设备、资料、标本等相当大的部分散失损毁了.真是遭了一场大劫.
7月18日,和我们到科学院之后,与科学院“”帮派分子和思想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进行调查研究,起草了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成的建议.10月,党正式任命郭沫若院长继续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组长,担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担任副组长,刘华清、王屏、胡克实等任核心组成员,稍后又增加了武衡、王建中、秦力生、郁文.王屏任政治部主任,曹冠群任副主任.废除了造反派组织头头列席核心组织的做法,贯彻执行整顿指示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了.
宣布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和思想作风,科学院要以科学研究为中心.和几位到科学院的领导干部,根据整顿科学院的指示精神,深入各所召开座谈会,针对实际,发动反“左”的错误和反派性活动.在1975年8月15日召开的有邓述慧、贾国玉、卢盛奎、林文成、王声孚、陈本明、常龙存等参加的座谈会上,宣布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的整顿,而思想作风方面的整顿时间可能更长,任务更艰巨.思想作风的整顿包括：（一）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科技路线的认识；（二）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认识；（三）划清正确与错误的干部政策的认识；（四）科技战线政治工作的原则,政治工作要为科研的中心服务.党性和党风整顿,包括：（一）分清党性和派性,如何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二）什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应怎样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三）什么是党的组织面临的党的纪律,我们哪些地方违背党的纪律；（四）各级领导班子的作用,是否应该是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敢字当头.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问题,启发大家思考,分清大是大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好直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只能从正面或迂回地引导明确在科技战线上执行正确路线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大方向.
首先,以耀邦为首的科学院的领导集体以的一些理论论断如“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运动之一”等作根据,阐明科学技术的特点和重要性,纠正各种荒谬观点.我们还强调指出不能把科学实验等同生产斗争,而取消了科学实验.科技是人们通过观察、实验,认识自然发展规律和应用这些规律改造自然,为人类生存、发展服务.科学实验,就是联系实际.不能在“开门办所”的口号下,强迫科学研究人员都到工厂农村去,压制、扼杀科技人员开展业务和探索自然科学理论.当然,科学实验运动包括专业队伍和工农兵群众两方面,但专业队伍是主力军,“研究所里研究员是中心”.
其次,自然科学既然是认识和改造自然,它就不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政治形态,自然科学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属于生产力,它本身不包含阶级斗争,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不能实行“全面”,不能把科技人员变成对象.
第三,否定“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提法,强调要重视人才,要奖励出成果.当时,有人说某某人是走白专道路,在8月19日的座谈会上说：“我不那么看.他科学上有成就,国际上把他的成就叫‘×氏定理’,政治上没有资产阶级派性,不争官、争权、争名、争利.当然,不是说他没有弱点.说他‘白’,他有可学习的地方.什么叫‘白’?我看,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才是白而不专.”我们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者复查,落实政策,尽量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在座谈会上还说：“拜托大家帮助一下,就你们所知,还有没有一些有成就的人,现在在农村,或是分配工作不当而不能发挥作用的?请你们开个名单,有一个就写一个,有两个就写两个等写好了寄到我这里来.”科学院在四个月的整顿中,落实政策的达800多人.第四,重视和强调发挥研究所所长的作用.在10月31日座谈会上说：“要重视选拔业务工作骨干,没有这一条对大干快上不利.”他还多次提出,要恢复所长负责制.“选所长、副所长、室正副主任,最好是对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一流的等这些人一上来,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影响,他会使人感到有奔头,这是一种精神力量.”
第五,我们明确：研究机构要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研究工作是中心,政治思想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工作,一星期政治学习和活动不要超过三个半天.用生动和率直的语言,强调要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他说：“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10月5日,他在数学所说：“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员,业务上非上去不行!等今后二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是犯罪等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8月19日,他在科学家座谈会上说：“扬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等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10月5日,他听取遗传所汇报时,又说：“业务、政治、行政三个部门有个共同目标：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保证每年都要有新成果.这个必须弄清楚.”他还说,我们是搞政治的,“我们搞了五十四年.二十八年搞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二十六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了江山不改变颜色.现在搞第三个伟大目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10月中旬,他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长征四十周年的大会上,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 的报告,号召科学院的干部和科技人员牢固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思想.他说：“长征到现在四十年了”,我们全国人民要“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长征”,这个新长征就是“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的长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的讲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2500多名青年同志,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现在看来,除了对现代化要求有些过急而外,讲话的内容是正确的,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提出的“新长征”的口号影响很大.直到1975年底,整顿工作受到批判时,有的刊物还在宣传“新长征”的思想.
《汇报提纲》遭受挫折
到科学院后,我们抓紧调查研究,准备向国务院汇报,特别是集中力量起草的《汇报提纲》（原名《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以后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开始由提出分几个部分,由我、王光伟、胡克实等分头起草草稿,再由分章、分节、逐句、逐字定稿.《汇报提纲》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几经修改后报送国务院.9月26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讨论《汇报提纲》.现将我们的汇报和的插话和讲话,作一回忆.
开始按《汇报提纲》分几个部分简要汇报.他说,解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用了二十几年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插话：“这一点要谦虚一点好.”）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在谈到科技工作的组织体系时,说,全国科技战线专业科研机构,有（一）科学院系统；（二）国务院各部、委系统；（三）各省、市、自治区系统；（四）全国高等院校系统.专业科技机构共3309个,职工近4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15万人.（插话：要加上国防工办单位,全国应加在一起.国防工办主任作补充：国防工业有7个院,96个所,136000人,其中科技人员48000人.）继续汇报说：科技战线的任务,第一,是为生产需要服务；第二,是发展新兴科技领域；第三,是研究基础科学.（当问到什么是三大前沿科学时,王光伟回答三大前沿科学就是基本粒子、天体演化、生命起源.）
汇报科技路线时,讲到现在又红又专,不敢讲红专.（插话：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说清楚.）进口科技资料,很少有人看,每年用800万元.（问,这不包括军队的?还是全部的?高教部负责人周荣鑫：全部的.）
汇报科学院整顿说：一周只有四个半天搞业务（胡乔木补充：看电影也占工作时间）,大家不满意.（：怎么会满意呢?）当说到科技人员生活时,说：不是一般的问题,高级人员的房子被占?修房子.胡汇报到落实政策时,说：所、研究室领导不调整,你说落实,他搞他的.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你落实,他就落虚,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的问题了.接着李昌汇报要点：一是请调些干部；二是想在怀柔办二局等科技学校,招高中生,半工半读,加强自然科学基础和外语的学习；三是办进修班,把各行各业在科研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的调来培养；四是办一个宣传自然辩证法的刊物.插话说：“不懂外文,你搞什么情报；没有数理化,你名字叫高中、大学毕业,你怎么搞自然科学?这是对教育部提出的问题.不懂外文也得有基础知识,不然外文的东西也翻不出来了.”当李昌讲到办一个自然辩证法刊物和稍后于光远又提出办自然辩证法刊物很重要,力量要进一步组织起来时,又两次插话说,你们为什么只搞一个?当然不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主席对《化石》都有批语.刊物太少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水平低一点不怕,慢慢提高.没有刊物也不好发现人才,教育人、发现人.
最后讲话.说,科技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你们讲第一应用科学,应用科学也有理论.科技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靠老的,也靠年轻的,他灵活,记忆强.大学毕业25岁,经过10年,35岁,真正来说,30多岁应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他们没有工作,看电影,打派仗,业务搞得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的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陈景润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一千人就了不得.在世界公认他是有水平的,他会数学,应该爱护、赞扬,是个代表吧.你们有个搞半导体的,是个老科学家,叫黄昆,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周荣鑫你查一查,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这种是大量的学非所用,应当发挥作用.不然,是对国家最大的浪费.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他是学部委员,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调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还说,思想是理论,马列主义是理论,学习这些也叫“刮理论风”?对理论有恢复名誉的问题.鞍钢科技人员比重少,不是多了.
强调指出,思想整顿关键是五千,不是四万五千（指科技队伍）,是班子.领导班子要真正执行主席科技路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实在想搞研究啊!闹派性是少数,能转过来.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不就是这些人嘛.
又说,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为什么留着?科技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提当所长?40多岁人,搞十几年了.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40多岁的人来搞,好的管党,管后勤工作.后勤很重要,要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资料、材料、仪器、机器保护好.不是忠心耿耿的人,搞不起来.科研机构,包括党的、科研的人整天东跑西跑.所谓整顿班子要包括这三部分人.搞后勤的人得学科学知识,不懂科学知识,搞后勤也不行.挑选引进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搞后勤.
说,科技机构领导班子要三套人,特别要注意把有前途的提到班子里.外行要热心内行,诚心诚意地搞后勤工作.建议建立科技人员档案,把那些比较好的科技人员,那些有前途的记下来.15万人中有1000人也好.也许有几十个人有成就的,就了不起.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发展条件.不管资格老不老.1957年我在苏联,尤金说,苏联搞,就是三个无名气的,其貌不扬的人搞出来的.不是大科学家,是三四十岁的.“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工厂企业注意,创造条件,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家庭有困难,解决他们的困难,孩子没有进托儿所的帮助进托儿所,夫妇两地分居要帮助解决.还说,后继要有人,中心是教育部门,究竟大学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好些学院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这何必办大学?上海机床厂“七·二一”职工大学是一种形式,但不能代替其他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不照顾干部子弟.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我们有个问题,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教师要提高地位,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调动积极性呢?如果我们工厂自动化水平要提高,就是要增加科技人员.提高数量,提高质量,自动化提高,体力劳动减少.世界上先进国家不管是什么制都是这个道路.这些是不是劳动者?
小平说：《汇报提纲》送主席批,政治局传一下,国务院批准.
《汇报提纲》经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了.让再做些修改,把有些太尖锐的话去掉一些,但原则要保留.并让国务院研究室胡乔木进行修改,然后报呈.我记得胡乔木召集研究室领导同志和及我讨论过如何修改.胡乔木对《汇报提纲》作了较多修改,题目也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分三个部分,即（一 ）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方向任务.抹去了“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和科技队伍“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样明确鲜明的论断.（二）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的革命科学技术路线.就是按照的有关语录,编为科技路线的十条.（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但就是这个修改稿,也没有得到的批准.
问题出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说,他记不起说过这句话.查对1963年参加主席听取科技规划汇报会的韩光、于光远等笔记,发现讲科技重要性是有的,确实没有讲科技是生产力.不仅如此,而且本来就不注意社会生产力.说：“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也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这篇稿子也胎死腹中,没有发布全国.所以,犯“左”的错误,推翻1956年八大决议,后来又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其祸根都是他的深层次问题,即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是否认科技是生产力.
就在11月初,召集一次打招呼会,有叶剑英、王洪文、、、姚文元、毛远新（主席的联络员）和胡乔木、、周荣鑫、刘冰及我参加.事先通知我们,要准备检讨.会上先念了主席对刘冰控告谢静宜和迟群的信的批示,说刘的信（由转交）矛头是指向他的.指责科教方面的所谓“逆流”、“翻案风”,接着胡乔木检讨了一番.我说,迫于科学院实验员都没有合格人干,我们要办高等技术专科学校,从高中毕业生中招考,违反了保送制度,犯了错误.列席会议的同志都没有说话,就散会了.这时清华、北大两校造反派就贴出大字报批“唯生产力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被撵下了台,我们也停职反省.
科学院对“”篡党夺权的坚决斗争风云突变,在打招呼会议、和我停职反省后,“”在科学院几员干将自行改组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选择派头头自封为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在清华大学的干将谢静宜、迟群和他们串联,说：“教育界的翻案风”是从科技界刮过去的,而科技界现在的阻力很大,我们要来支持.科学院的“”帮派骨干分子把《汇报提纲》送审稿私印成千上万份散发作为批判靶子,还把国务院讨论《汇报提纲》时的插话记录,偷偷送往上海同伙,他们印成白头文件发到一些基层“供批判用”.殊不知《汇报提纲》和小平的讲话散发到广大科技人员后,人们和“文化大革命”一比较,心里就明白：正是《汇报提纲》,说明了十七年科技战线执行的是正确的科技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而且领导的整顿科学院,开拓着科学发展的光明前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和群众运动冲击科研,恰恰是损害和毁灭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汇报提纲》在广大科技人员心目中,并不是毒草而是香花.的讲话并不是谬论,而是合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为国、为民、为党的金石之言.
正、反不两立,“”帮派骨干分子篡党夺权同领导整顿科学院的尖锐斗争急剧发展.“”帮派骨干分子认为“整顿就是复辟”,1975年派几位领导干部到科学院工作,是“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篡夺科学院领导权的一个先例”.1976年2月,在“”的精心策划下,他们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批判大会.姚文元布置新闻单位派来成百名记者,《人民日报》预留版面,准备大肆宣扬.在这次批斗会上,因病未到场.李昌被造反派押到了会场.会议开始后,到会群众要求认识一下被批判者.当李昌从台上站起来时,场内立刻响起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李昌被要求到场绕行一周,群众纷纷向他投来亲切的目光和微笑,表示欢迎.批判开始后,与会者纷纷退场.摄影机摄下的是稀稀拉拉、七零八落,使“”极为难堪的场面.“”打了一场大败仗,《人民日报》预留的版面取消了.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科学院广大职工十分悲痛,而“”限制吊唁周总理的活动,激起群众的不满.“”的诸种倒行逆施,使人民的义愤不断增长.4月4日是清明节,人们习惯为逝去的亲人扫墓,天安门广场成为千万人奉献花圈的白色海洋.这是一场痛悼周总理、冲击“”,实质上拥护的革命运动.4月5日“”强行拆花圈和逮捕的群众.当时“”还掌握实权,“四五运动”被确定为反革命活动,并撤销一切职务,仅保留党籍.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那些悲壮的日子里,多少革命同志成群结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多少家庭扶老携幼全家出动.我们各单位的广大群众同首都人民、全国人民一样,表现出高度的革命主动精神和斗争觉悟.同志们不顾“”和他们在科学院的党羽的威胁和刁难,纷纷走向天安门,送花圈,献挽诗.全院的花圈有154个.一○九厂的广大职工早就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6年2月,他们到“”严密控制的清华园贴下了大标语,勇敢地提出要同“梁效”展开辩论.他们义正词严地责问当时的新华社,为什么在《参考资料》上刊登污蔑周总理的文章.1976年4月3日,他们抬着花圈,举着大幅诗牌,穿过王府井等闹市区,走向天安门广场.诗牌上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火与剑一般的诗,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刺向了敌人的心脏,迅速传遍了北京城,传到了祖国各地.“”对一○九厂的广大职工进行了疯狂的镇压.500人的工厂,被捕的有诗的作者宋胜均和常存玉、李龙坎等三位同志,隔离审查和停职的有17人,办“学习班”勒令交代的有30多人,重点审查对象70多人,还有所谓重点知情人,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一○九厂的广大职工继续英勇地坚持斗争,不屈不挠,不愧是我们的“四五”先锋!
情报所的郑殿珍,因为散发天安门诗抄而被捕入狱.当时她爱人在国外工作,抛下了两个孩子无人照顾.计算所共青团员杨建国等同志采集了鲜花青松,精心制作了花篮,送到了天安门.他们在悼词中写道：“赫鬼再演红场戏,擒来愤斩祭周公.”就因为这首革命的诗篇,杨建国被打成了反革命,逮捕入狱.计算所共青团员孙卫国,半导体所的吴佐明,高能所的迟延昆,计量院的刘建新,图书进口公司的朱福铮、肖祖武,地震局的梁鸿光、丁荣生等,也都因为悼念周总理、反对“”,有的被定为反革命,有的被开除团籍,有的被非法拘留,横遭迫害.
“”为了诬陷邓副主席,千方百计想从邓副主席女儿邓楠身上下手.派工作组到半导体所搞清查,他们没有抓到邓楠的把柄,就把同邓楠一起工作的冯应章隔离起来,妄想从这里逼出他们需要的材料,他们的卑鄙阴谋遭到了冯应章等同志的坚决抵制.周总理去世后,根据广大团员和青年同志的共同要求,科学院团委不顾“”的阻挠,毅然收集和印发了回忆周总理的学习材料.
粉碎“”以后,自动化所的王安时和宋克荒等同志,同七机部五○二所的同志一起,把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和征集的诗词,编印成集,发行量达20多万册,在革命群众中广泛传播.他们还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七机部五○二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和哲学所的同志们一起,从多方面收集到的一万多幅照片中,精选出500多幅编辑成《人民的悼念》画册.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到1978年11月,“四五运动”终于平反了.人民胜利了.《人民日报》11月26日报 道了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庆祝“四五运动”伟大胜利,表彰“四五运动”英雄大会.大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出席,科委副主任蒋南翔主持,我作了报告.科委副主任武衡代表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宣布《关于为天件中受迫害同志平反和表彰“四五”英雄的决定》,大会授予一○九厂一面“‘四五’先锋”锦旗.“四五运动”为“”灭亡和形成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作了准备.
（选自《我心中的耀邦》/胡德华编/现代出版社/201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