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49年初期“合作化”运动在当代文学的镜像中,主要有《不能走那条路》、《山乡巨变》、《创业史》、《暴风骤雨》等,它们在“文史互证”和历史的罅隙中,映衬出“合作化”运动的另一图景：在“剪刀差”和工业对农业的汲取后,农村以“反哺”姿态被置于从属与牺牲的位置,一盘散沙式的农民被合作化浪潮推涌进集体,经济语语逊位于革命话语,农民个体的首创精神与生产、生活自主性受到宰制,特别是农民作为政党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角色弱化.经过高积累、高速发展的工业在新世纪前后开启改制、改革大幕,而这一经由“合作化的制度成本”换取与积蓄的能量和成果,随着工业化、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等一系列改革的展开,有被消耗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也催生出“两难处境”,李杨在分析草明、艾芜、蒋子龙等作家1950-1980年代工业题材小说时指出：“内在于执政党的两种思想,即工业主义逻辑与社会主义信念之间的悖反.二者都深深内在于执政党的使命之中,因此远不如战场上战胜有形的敌人那么简单：既不能因为工业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而放弃工业主义与工业化——只要坚持将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又不能容忍工业主义对人民的异化而放任自流——只要不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因此,执政党的工业政策就只能永远在这种两难之间徘徊.”缘此,在工业化的强国路上,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阶级主体、革命主体地位亦受到撼摇.因而,如何认识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夯实“工农联盟基础”,革命/现代化建设中的难题,时刻考验人们的智慧.
当代文学与中国革命、社会变革相纠结,文本的“政治无意识”悄悄透露了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极为丰富的生活场景和细节,尤其是“三农”及工人阶级在这一巨大历史变迁中所经受的心理、精神的种种意味深长的震撼、裂变,这些一度被遮蔽的吁求和忽视的创伤在沉潜经年后被清理出来,“转而成为社会机体上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深忧隐痛”.上述这些工农业题材小说系谱也就因之获得超越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在此类小说周围,应建构一个文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共同组成的“文学批评”的立体架构和认识装置,以利于清理潜伏其中的社会、历史脉络.
“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当代社会史上的大事,六亿农民被卷入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它所牵涉到的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问题如此广阔、复杂,带来的问题如此深远、具体.讨论这一事件不是本文的目的,但透过文学书写,仍可从中勾连出别样的意蕴.对执政党来说,合作互助就是要整饬农业,以农业支持工业的超常规发展,加速工业化进程,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财富用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军工的建设（学习苏联模式）；建构农民的认同,使党的使命与任务内在化；塑造梁生宝那样与祖国生死相依的崭新“阶级主体”,实现由“旧农民”（投身革命的农民）向“新农民”（加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的跨越.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在转变过程中,出现了或明或暗的抵触,甚至是“反革命”的对抗与“资产阶级”的复辟.
李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以文学的方式鲜明表征这一问题.该小说1953年11月20日发表于《河南日报》.小说因尖锐触及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课题一防止翻身后的农民两极分化而颇获重视.该文主人公——农民张栓因买卖“捣腾牲口”而欠债,想出卖土得的田地,“剩几个钱再去捞一家伙”；村邻农民宋老定想用积攒的钱买张栓的地为儿孙置业；后在儿子、员东山的思想工作下,不仅不买地反而主动资助张栓,一起走上互助合作道路.这是最早反映土改后出现两极分化的文本之一,批判了以宋老定为代表的“自发资本主义”,指出互助合作才是农民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小说刊载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引起不少论争.
这一时期,还有其他文本不约而同塑造出众多“自私落后保守”的农民形象：《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堂兄、勤劳能干的富裕户梁生禄、梁三老汉；《三里湾》中的“糊涂涂”马多寿、“使不得”王申、“翻得高”范登高；《山乡巨变》中的陈先晋、王菊生；等等.这是“二元对立书写”的模式化,还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读者不免要问：既然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革命乌托邦许下的美好诺言,互助合作的道路为什么会在以宋老定为代表的农民那里遭到冷遇?在此类文本中为什么看不到积极响应,反而只有老农的不理解,甚至有不少消极抵触?除了给他们贴上“落后”之类的标签,是否还有其他的动因?本来,不管是土地改革也好,合作化、互助组也罢,都可以视为执政党在建政之后,基于现代化图景与构想而展开的经济建设的一部分,尽管其中有加强政权控制的意图,但主要是发展农村经济.因而,合作化、互助组本质上是独立后的现代民族国家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手段与工具,而非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以便反哺工业——句话,合作化、互助组运动表面上是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建设的一种策略,最后却被冠以‘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上纲上线的理解与推行.土改以后重新出现的“新中农”,是不是意味着农村剥削阶级的崭新诞生?是不是预示着出现新的两极分化,并可能再次走上与社会主义道路形同水火的“资产阶级”复辟的可怕路径?避免新的两极分化是不是一定要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小说给予了人们斩钉截铁的回答：不能走那条路.其中的政治意涵是极其明确的.因此,当时发动“合作化运动”,就是为了抹平农民间的贫富差异,利用“等贵贱”、“均贫富”和农民“不患贫患不均”的传统思维,团结和安抚他们中间占绝大部分的赤贫阶层,以期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此,革命话语反过来压抑了现代化话语、经济话语,或者说二者共同催生了合作化.
乡村社会存在贫富、强弱差距,是自然经济、农耕社会的应有之义,本无可厚非,这与农民从事生产劳动的勤懒巧拙、劳力多寡及市场意识、经营能力等大有关系.因而,土田地后,“聪明”的农民通过克勤克俭、苦干巧干迅速发家致富为“新中农”,有的人却因慵懒怠惰或不善稼穑很快卖掉田地而返贫.发动合作化运动的原因之一即试图以新的政治手段铲除土改后滋生的“两极分化”的萌芽,以及农民们因客观存在的个性和个人能力方面的差异.紧随其后的是,所有农户被纳入合作化,个人生产与生活的计划和打算就此停滞——几亿农民的个人积 6497;性、主动性、创造性遭受挫伤.而对于那些一心想单干并发家致富的殷实农户,互助合作运动无疑客观上阻碍了他们的个人发展,他们只能埋藏起希望从事个人和家庭生产生活的意愿.赵树理的《三里湾》所呈示的合作化运动应验了上述过程与结果：新老中农们,如“糊涂涂”马多寿、使不得王申、“翻得高”范登高等原本想凭着勤劳持家、具备单干生产条件、农耕技术好而发家致富,但终究在包村干部及家人压力下,最后挥别无限憧憬的个人化致富道路.其实,他们之所以在百废待兴的乡村世界率先“小康”,除了吃苦耐劳、各项农活都是好把式外,一般也都以头脑灵活、敏于把握机会、善搞家庭副业见长,而不仅是在一亩三分上精耕细作.但当时高层认为,痴迷个人发家致富即意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合作化运动是分化和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可以将前者归并入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有学者称之为“历史的单行道”.这样的制度是需要“成本”的：一方面,数量居多的贫雇农,因人多地少、生产资料缺乏、生活基础薄弱等而乐于加入互助组或合作社,借此暂获生产资助与生活安全,以此减轻独门单户的压力.但因有帮扶,个人如何摆脱生存困局,自力更生克服生产与生活困难的素质与能力,就失去日常砥砺的现实环境,换言之,往往易养成慵懒怠惰、不思进取、游手好闲、嫉妒红眼、等靠要的思想,而这恰恰是与真正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那些头脑灵活、掌握了多种谋生技能、颇具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不死刨土地的宋老定式的“新中农”,则因为全能政府（党组织）的全面介入与掌控,丧失生产甚至生活的自主性、积极性,在被动征召入“合作社”、“互助组”乃至“人民公栏”后,创新精神、创业干劲、经商头脑、致富愿景渐趋萎缩、泯灭,以致在互助组中消极怠工、得过且过,失去发家致富的冲劲和生活的热望.新时期作品《笨人王老大》中的王老大、《人生》中高加林的父亲高玉德就是这类生活困苦、致富困难的农民真实写照.而《平凡的世界》的孙少安则继承了上一代人的精神遗产,在实现致富和单干上,接续了先辈未竟的事业,办砖厂、搞多种营生,“已经跃居为本村‘发财户’的前列”.总之,压抑个人的主体性,取消因客观因素产生的差异而追求平均主义和贫富的完全平等,表面看是彼时追求“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进军过程中的探索与尝试,却也因此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人们当家作主”、培育公民“现代性”精神质素相去甚远.这也就不难理解到了人民公社的极致,吃大锅饭、供给制、平均主义成为共产主义的基本“要素”.“拨乱反正”后,有关方面坦承犯有“急躁冒进”错误,经济学家将其命名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记录下了这一历史轮回：“生产责任制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等没有人再能阻挡这个大趋势了.等富有戏剧性的是,二十多年前,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是将分散的个体劳动聚合成了大集体的生产方式,而眼下所做的改制却正好相反.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大开大合,这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中国农民有很强的革命性,并在历次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指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新主义论》）农民是“工人的前身”、“工业市场的主体”、“军队的来源”,是工人阶级“最伟大的同盟军”,“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派.”（《论联合政府》）“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闭幕辞》）只要重温领袖教导,当可了解农民在这场运动中作出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正如范家进指出：“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观察,小说中所写各式人物在合作社和公社体制下所遭受的心理与精神创伤将是旷日持久的,而且显然无法象这种合作化和公社制的消亡那样很快加以弥合和抚平,等或许我们不妨将此称为中国农民所受的新一轮精神创伤.对此；我们的当代文学作品至今还缺乏真正有力的正视和表现.”
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如此评价那段历史：“为了国家工业化而由执政党以政治方式短期推行的农村集体化,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尽管这种制度的收益表现为有效地降低了政府与小农经济之间的交易费用,保证了城市工业从农村提取积累,农业主产品的总产量也仍然维持增长.但另一方面的制度成本是,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发展长期徘徊.”时空仿佛轮回：17年“农村题材”文学所着力呈现的,正是将“外在”于“历史”的农村（如鲁迅笔下凋敝苍凉的“故乡”）带入如火如荼的革命、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此间,在“革命政治”引领下,“乡土中国”被表征为“乡土”的,尤其是“现代”且“革命”的；随着当今“革命政治”的“完结”,也悬置其“现代”、“革命”（尽管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义涵.当下农村又逐渐与“历史进程”相脱离、与进步社会相断裂,并再次堕入无“发展”的“静止状态”.当年梁生宝们立志扎根农村,正是因为他们将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视为经过努力即可实现的远景/愿景；今天,这一远景/愿景日益疏离民众,以城市为重心的新一轮“现代化”想象位居强势,“乡土中国”再次成为让人叹惋、批判的抒写意象.
将工人阶级定性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领导阶级.在《论人民》一文中指出：“人民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随后,这一“领导”地位在宪法中得到确认：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当代文学最迫切也是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对工人这一新阶级、历史主体的认同与塑造.大量的文学文本,从《乘风破浪》、《百炼成钢》到《乔厂长上任记》,都可以见到工人阶级主体形象的高耸、历史意识的自觉和责任意识的担当,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是如此紧密地楔人中国革命的内里,与现代化建设相伴相生.其实,工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今天的全球共识,也是我党执政后实行的基本政策,迈斯纳曾指出：“在工业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宣布的目标逐渐变成一种仪式化的东西.虽然中国人依然热情地主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目标,并且毫无疑问热烈地信奉这些目标,但是他们实际的 ;活动目标是迅速发展工业,实际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是那些最有助于工业化的观念——经济的合理性与管理的有效性观念.”
除了前述以农业反哺工业,付出了巨大的“制度成本”之外,执政党还始终面对“工业化”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与悖反.李杨认为：“现实显然比小说要严酷得多.社会主义与工业化之间的矛盾,自由理想与科层制之间的矛盾,乃至更为深刻的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不仅内在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也与全部的人类历史如影随形.”准这一条迤逦而下的革命道路中,工业化的“两难”曾先后被转喻为工业题材文学里的管理机制问题、生产效率问题、科层制度问题以及新世纪以后的劳资纠纷、败故事乃至阶级话语.《乔厂长上任记》是较早触及这个历史性“悖论”的,只不过在它那里,“两难”隐身为科层制度与生产效率的矛盾,到了《那儿》等一系列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里,“两难”不可避免地浮出历史地表,随即被表征为革命的、阶级的话语,即工人阶级对新兴的资本家、跨国资本的斗争,其内里虽为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纠葛,但往往被指认为市场化所带来的后果.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市场化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繁荣和文明进步,但其经济转轨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中国自此进入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的风险社会.”因此,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既有探讨管理机制的,有直陈市场化弊端的,也有深究劳资纠纷的,批评劳动生产率的,还有论证如何改革的.学者李云雷认为“《那儿》与80年代的《乔厂长上任记》、《新星》不同,也与90年代的《大厂》、《车间主任》等小说不同,如果说后面这些小说描述改革必要性,那么《那儿》则以新角度去关注改革,提出要怎样改革的问题.他关注的不是胸怀壮志的改革者,而是那些付出代价的‘被改革者’,它使这些人的生存窘境呈现出来,也对新时期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出反思.”因此,在这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上,不能简单以制度成本、两难处境否定改革,相反,探索“双赢”之路,重建与重申改革的正当性,显得极端重要.在众多的工业改革文学中,首先是许多对国企改革、加速工业化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人’的层面上,即经济主义、效率优先与公平正义的矛盾书写上.近几年,反映国企改革、改制的小说不绝如缕,从谈歌的《大厂》到曹征路的《那儿》；从《女工会主席》到《白乌鸦》（杨刚良：《北京文学》2009年第7期,被称为“2009年国内发表的小说中给人以刺痛感的作品”）,这类小说与现实层面具有高度关联,它的谱系烙上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是工业化、国企改革进程的见证与缩影,刻骨铭心又五味杂陈,有人概括为“国企职工的苦难叙述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当代激进政治制造的历史性苦难,经过了个体生存意义放逐、陷落于日常生活困境的世俗性苦难和现代转型社会价值冲突、道德重建中的社会性苦难之后,最后是工人群体或者说是作为人的主体性苦难.其实,不论是“矛盾”还是“苦难”,说到底,就是梳理出了一个亟待克服的、悖论性的命题：工业主义对人的“异化”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众多的文本中,读者看到的“普通工人的形象更多的是婉约的、困惑的、忧伤的、疲倦的,甚至吊儿郎当的,这是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更是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时至今日,普通工人的形象却多演变为迷茫、无助、怨羡的——同样值得重视.恰如黄子平在另一层面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所焊接的一条隐形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线索：“劳动”与“尊严”、“价值”以及“改造”和“规训”之间复杂难缠的关系.准两难与困惑间,强国复兴与群体代价、工业主义与人道主义、科层管理与平权、工业生产与人性压抑、减员增效与共同致富等都如此深刻、复杂地纠缠和充塞在现代化、改革开放这样宏大的历史、革命命题中,成为时代嬗递的巨大线索之一.
其次,对“工业化”的反思,集中在由改革引发的对两种不同制度与机制的思考.曾经的各种朗朗上口、极富魅惑力和现代化色彩的工业化改革名词：技术比武、岗位练兵、优化组合、竞争机制、全员工效、减员增效、关停并转、换代升级、结构调整、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等轮番登场,不仅高频率出现在政府的文件和企业改革、改制方案里,真真切切发生在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中,还进入各类文学文本里,成为这个时代工业化的标志性关 键 词.有意思的是,孙少平——这位刚从人民公社挣脱出来的农民,到了煤矿当“揽工汉”,这位农民工的先驱者历尽艰难仍惦记“全员工效”：“就我所知,我们国家全员工效平均只出0.9吨煤左右,而苏联、英国是2吨多,西德和波兰是3吨多,美国8吨多,澳大利亚是10吨多,同样是开采露天矿,我国全员效率也不到2吨,而国外高达50吨,甚至100吨,在西德鲁尔矿区,那里的矿井生产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饶有意味的是,时至今日,再也难以见到这样的“阶级主体”和历史主体.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大刀阔斧改革,将日立公司电机厂的劳动生产率、年产值作为追赶工业现代化的具体目标,“首先把九千多名职工一下子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通过考核评议.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在业务上稀松二五眼的,出工不出力的等全成了编余人员.留下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兵是精兵,将是强将.这样,整顿一个车间就上来一个车间,电机厂劳动生产率立刻提高了一大截.群众中那种懒洋洋、好坏不分的松松垮垮劲儿,一下子变成了有对比、有竞争的热烈紧张气氛”——这就是工业化带来的逼人形势.如果说乔光朴是四化建设的闯将,是国家的脊梁,那么,为什么他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工厂管理机制下能够创造的速度与产值,日后会被无情委弃,以致成为改革的藩篱呢?待到1990年代,企业改制、减员增效成为新时髦,乔光朴的国企已然落入私人囊中,工人主人翁地位岌岌可危,《女工会主席》这样描写：
米总说：“这厂子现在是我私人的,工人听我的,好好干,那么好,我发给你工资,不好好干,偷奸耍滑,那么好,走人好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闭着眼都能处理,要什么工会夹在里面碍手碍脚做什么呢?”
接下来,米总解聘400个年纪稍大的国企工人,跟着招了400个民工：
富姐看着院子里站的满地年轻力壮的民工,对米总说你这样不符合当初订的合同的,合同里规定得明明白白,优先使用原来的老工人,没有意外不得解雇他们.米总歪着头看着富姐,说老工人今天这个待遇明天那个福利的,麻烦事太多,民工就不同了,什么福利都不敢要求,就连工资都是年底才结,平时高兴了预支给他们三十五十的,高兴的跟过年似的好使.富姐说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不应该被这么随随便便就解雇的,他们享受劳动法的保护的等
正如合作化运动有宋老定式的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群体里也有不按照“既定路线”走的人物.新世纪初,一篇颇有反响&# 30340;小说《那儿》,塑造了三类工人群体的形象,一是以厂领导为代表的,与跨国资本结盟的主张改制的少数既得利益者——他们处于绝对的主导与强势地位,并依据工业化方针制定“改革”方案；二是以小舅为代表的,为维护国家、集体利益旗帜鲜明进行斗争的群体——处于弱势和无助地位；三是绝大部分工人群体,他们“看不到”工业化、改革所承诺的美好图景,只关注眼前：不情愿工厂被贱卖,担心自己的后半生没有着落,但不管他们是否理解或自愿,在工业化、国企改革作为新时期最核心、最强势的话语前,这一部分人的命运其实早已决定.这即是现代话语、经济话语宰制了革命话语；反过来,阶级、革命话语又强烈质疑经济中心主义.正如李海霞指出：“改革与改革文学真正的问题,是在过了30年之后的今天,由工人阶级的恶劣处境而引发的.因此,如果今天的文学要接续改革文学的大旗——不论是现实主义的冲击波还是底层文学的热潮——就应该避免再陷入改革文学的怪圈：反映了现实,却把握不到现实的问题.说到底,文学的处境就是现实的处境,文学的出路也就是现实的出路.我们只能期望真正的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为什么改革表面上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在后来却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后果.为什么社会主义曾经发展起来的一套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制度,在改革的强大洪流中,变成了现代化发展的绊脚石?而这些,又不是狭义上的改革文学所能承担得了的.因此反思改革文学,首先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就是这样一类与政治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文学创作,在发挥其宣传功能的同时,流露了哪些社会政治的无意识.正是这些无意识的暗流,构成了今天社会意识的主流,而这,可能是比宣传更为强大的文学功能的体现.”文学是作家对现实思考的一种方式.从《乔厂长上任记》到《女工会主席》、《那儿》等作品的面世,绝非孤立现象,而与当代社会现实的巨变表里相连,更与思想界、学术界的论争与思考有关.如今,工业化、改革文学已走到反思阶段,重读这类作品是要从文学镜像中正视这些过程中的问题与两难,厘清内在的悖论、张力与活力,伸张执政合法性、改革正当性.因此,面对发展壮大工业、国企改革、改制所造成的两难,需不需要,或者能不能够将其中的问题,重新追寻一个既可以让国企重生的机制,又可以令所有的工人及其阶级继续保有革命——建设的热情与主人翁地位,这既是政治家的问题,也是困扰文学家的问题.
无论合作化,还是工业化；无论互助组,还是国企改革、改制,主导者可谓用心良苦.在这条革命道路时空,合作化、工业化的悖论先后成为革命者实现现代化而亟待的难题.这一巨大历史过程,不可避免出现革命乌托邦色彩的激进、跃进、冒进,以及空想、理想主义、宗教般的热情,甚至一厢情愿做法等,这是革命乌托邦固有属性所决定.蔡翔认为,由于“革命中国”（革命话语、阶级话语）与“现代中国”（现代话语、经济话语）内蕴诸多矛盾、冲突,包括“现代中国”的科层制与“革命中国”的“平等”承诺间的矛盾；革命的动员模式对群众日常生活世界的干预,这种干预和侵犯达到一定程度（以“”为最）,则导致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演化为政治冷漠,则使工农的主人的阶级整体意识崩溃.蔡翔不无感伤地说,我目睹这一阶级的历史命运的浮沉,而阶级意识的最终崩溃导致这个阶级的所属个人的尊严的丧失殆尽!
“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本是执政党“两位一体,”的目标,但二者的冲突与勃论却构成当代工农业题材文学的基本模式与内在线索.“革命中国”既是曾经存在过的国家实体,更是想象中的伟大共同体.它们因其意义展开的理念前提、历史逻辑、价值旨归、制度设计、实际运作的目标取向不同而构成紧张,因此可把这一悖论转喻和具化为十七年语境中常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以及新世纪以来,工业主义、经济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难.这些丰富的文本除表面关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分野,还将更多历史思考安顿在“消除勃论”的层面：其意义不仅多面向追寻历史真实,更努力找寻实现“乌托邦”的现实与思想资源.恰因“乌托邦”的召唤,或因了乌托邦存在而确立的面向未来的态度,当代文学才有不竭的想象动力、思想资源与彼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