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要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研究者,如何面对类型文学.下面主要以青春小说为例来讨论.今天我们在进入类型文学研究时,不妨准备两种眼光,两幅笔墨.一种是文学批评的方法.郭敬明的《爵迹》（可归入玄幻、武侠等类型）在《收获》增刊发表时,同期配发了郜元宝教授的评论.这篇评论从基本的文字、修辞问题谈起,这是评论家的“读法”.文学批评有自己的传统和规范,既然郭敬明的小说已经登上了《收获》,既然我们以文学作品的要求来对待《爵迹》,那么郜老师从文字、修辞等文学的“基本功”入手去解剖小说,正是批评家的正宗路数,并不像人们感觉的那样是杀鸡用牛刀的错位.古人强调“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从郭敬明自视来看决不满足于做一个,哪怕很多文学专业读者和专家们对郭敬明不屑一顾,我们就更应该通过文学的“正法眼”来丈量出郭敬明小说的不足.
以上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但这种方法可能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1世纪最初的十年内郭敬明的小说可以占据那么惊人的市场份额?粉丝们是如何阅读、消费郭敬明的?要应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尝试历史学、社会学的实证手段——比如问卷调查,以及整理、分析“四迷”（郭的粉丝）们在网络论坛上的帖子所传达出的信息等,需要借鉴“阅读史”的方法（阅读史的研究主张从读者与读物之间的互动,探讨读者对文本本身创造性的挪用）,以及类似人类学的视野,放弃自身成见,进入“他者”（郭敬明小说的读者群）视野.我自身一直有疑惑：我出生于1981年,也算“80后”,郭敬明等人开始走红的时候,我在大学读书,文学专业,但那时我从来没有关注过郭敬明,连要去读的想法都没有.我周围的同学、朋友,全都不读郭敬明.那么作为畅销书,郭敬明小说的“阅读大众”到底是谁?后来我终于看到了细致的分析,这也部分解释了我的疑惑：“整个阅读点在2000年之后有一个断裂”,1985年之前出生的青年（也就是笔者身处其中的群体）,他们接受的教育还比较传统,童年时还可以读秦文君、郑渊洁、《少年文艺》、《童话大王》等但是1985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在成长时期就接触了网络,中国社会语境、意识形态都在发生转变,但我们的传统教育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老师在课堂上教给青年人的,都是他们不相信或者不喜欢的东西.“此时,文学也出现了尴尬,几乎所有的成人作家,都无法写出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当现实不能提供满足他们的读物时,年轻人就开始自己写自己卖自己读,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销售链.网络普及使得他们有了充分表达自己的阵地,这就形成了新的文化力量”（这是追踪研究“80后”现象的江冰先生的看法）.总之,由于中国社会出现的断裂,传统的青少年读物已经无法满足、对接这批孩子“精神断层”后的阅读期待,这背后有一个文学读者的“换代”问题.而据抽样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最有购买力,最忠实的读者是中学生,初中生有76%的人在买书,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以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文学那么畅销,因为它有一个对位的、非常强大而稳固的读者群在支撑.把上面这些通过社会调研、数据采集等手段获取的信息结合起来,我们方才能够建立一个以郭敬明为个例的青春文学的阅读现场.
上面这两种研究,各自依据的方法与手段、获取的信息、呈现的图景,都有所不同,我想应该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类型文学.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举例.两年前我和好朋友——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庆祥、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平——一起讨论郭敬明的小说,当时我有一种担忧,郭敬明的小说提供了关于“中国梦”的叙述,由一系列“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有车有房、名校名企、大都会、英俊爱人,充满时尚的中产阶级生活——构成.这样一种“中国梦”直接塑造了年轻读者对于世界、对于生活理想的理解（“我要成为那样一种人”）——甚至就是“最初的理解”（从“源头”上俘获人心）,最危险的是恐怕也会成为“最终的理解”.这个略显悲观的看法,显然是研究者对郭敬明小说的“读法”.后来我给学生上一门当代小说欣赏的课,这个课程是面向全校各专业的,学生是刚进复旦大学不久的“90后”,大多不是中文专业.我问他们读不读郭敬明,结果课堂发出一阵哄笑,无人举手表示等这让我很吃惊.课后有个别学生找我交流,其中不排除在课堂上的哄笑声中不好意思举手的情形,但他们都认为郭敬明只是中学阶段的读物,现在真的不读了.可见与郭敬明小说“对接”的,只是一个年龄段的读者,等到这批读者长大、世界观成熟了,可能就会告别郭敬明.有一个女孩子的回复特别具有启发意义：她说自己喜欢的是郭敬明前期的那些小说——文字唯美,咀嚼小小的忧伤,等到后来以《小时代》为代表的作品出来,把主人公打扮成时尚人士,反而觉得特别矫情,不喜欢等由此,我忽然发现文学的内核其实没有变,青春期的孩子,往往都陷溺在小天地里,独自品味孤独和忧伤,在这个时候,谁不需要一种提供精神抚慰的文学?往前推,不就是何其芳的《画梦录》吗?用何其芳自己的话来讲,“不过是一个寂寞的孩子为他自己制造的一些玩具”,“美丽的、安静的、充满着寂寞”（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
类型文学的出现,让我们身陷变化的巨流而惊愕不已：发表媒介、生产流通方式、文学写作的型态等其实,在乱花迷眼的“变化”面前,我们不要忽视了文学“不变”的内核.但是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文学,会在这一不变的“内核”周围配备一组新的元素.有位年轻的研究者（张岩雨：《轻阅读时代的郭敬明现象》,《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借用“数据库”体系来讨论郭敬明现象,很有说服力.“数据库”理论是日本学者研究动漫时总结出来的概念,“数据库”就是动漫中某种元素的集合体,这个“数据库”被读者和作者 共享,每个动漫作者都会在这个大的“动漫数据库”中抽取一定的“元素”来组合自己的故事,而读者完全可以站在已知的“数据库”基础上,来理解动漫作品.借鉴过来,国内的年轻读者拥有与以往读者所不同的“数据库”,其阅读知识体系包括以下三类：一类是经典文本,这些往往是教科书上所提及的文本,然而因为语文教育的乏力,在接受这些经典文本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抵触感,比如对于鲁迅的作品.另一类是武侠玄幻文本,但是从我自己的教学经验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越来越离学生远去,现在更偏向于玄幻、穿越.第三类是日韩动漫以及动漫衍生品,如轻小说、游戏等.此外,还有近些年的美剧和韩剧.郭敬明的“抄袭”事件也从侧面证明了他的写作方式：从日本动漫、国内青春文学、美剧等“数据库”中抽取一定的“元素”,加以自己语言组合、拼接.桑永海老师曾联合一批资深语文教师,多次走访十数所各种层次的中小学,做阅读情况调查.调查发现,郭敬明的粉丝集中在初中二、三年级学生群体.“四迷”们在接触郭氏文字之先,大多都有两种嗜好,一个是网读的习惯（尤其是网络游戏）,一个是对动漫的酷爱.桑老师调查的结论是：“‘四迷’们几乎全都是深受日、韩动漫和网络流行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薰陶成长起来的一代.这种可操作性的、极尽商品化和娱乐化为能事的网络流行文化,给‘四迷’们铺好一个温床,只等待适宜的种子开花结果了.”（桑永海：《“郭敬明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对郭敬明受众群体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文学报》2011年8月25日）这个实地调查也证明了郭敬明和他的读者们,确实存在可以对接、交流的、共同的“数据库”.只有结合以上方方面面的信息,我们才能理解这种文学何以受欢迎.
在今天中国的文学现场,文学追求（鲁敏说过一番话我觉得很有代表性：“有人愿意每天在网络上奉献鲜花,一周后听凭其凋谢；有人用一个月制作干花；有人愿意用三年的时间提取香精等”）、读者市场的分野已经逐渐明朗.一方面,要充分尊重类型文学提供的新的质素,其中的生产流通方式以及崭新的审美规范都值得细心研究,且如上文所言,应该借用多种手段来研究；另一方面,社会形态变化可能会造成文学边缘化和断层现象,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最内在的本质反映,其内核不可能改变.对此我们应该有信心,没必要将评判的权力全然交付给市场主宰.
本栏目文章选自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篇小说及类型文学现状研讨会”
责任编辑向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