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气象

凡是杰出的作品,好的文字,一定有一种气象在里面.大家的文字,大家的构思、结构、脉络,行文处处,不论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也不论所叙述的事物是大还是小,更不必说是论述还是叙事,还不论文章之短长,都会有一种气象在字里行间扩散、聚敛、张扬或流溢.或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或云波诡谲,出神入化.即使不能够做到“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也可能会如释迦的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弘,清远雅正,或者宽厚柔和,平实通畅.最深邃的道理,被做出最朴素的铺排,艺术想象力获得高度的解放,神异而美好的心像,凝聚其间.其实,小说也是如此.好的小说叙述,必有令人欣喜、欣慰的气象.气象的有无,决定了文本的生命；气象的大小,源自写作者心像、城府的宽窄.这里面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叙事美学问题,最终,还是气象决定文字的境界,即使确有我们常说的“神来之笔”,实则也必定是由作者实实在在的感悟力、文化心理状态使然.许多写作者都懂得这个意思,但真的想逼近此境,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如果问我,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和文学,究竟缺少什么的话,我觉得所欠缺和遗失的就是我们文章里的气象,这不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是具有高贵的文化价值体系浸染下的人文弹性、精致意趣等品质和智慧的结晶.

在我的阅读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的小说《异秉》《岁寒三友》《受戒》和《大淖记事》等作品一出现,让人们眼前一亮,其叙事文体、气韵、格调都立即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形态.大家齐声说好,但究竟为什么好,当时并不能马上说得清楚.现在看来,不仅仅是小说形态独特的问题,其实,这里面蕴藏着一种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气象,特别在那时,尤为弥足珍贵.什么气象呢?文化.我并不是说,那时候出现的其他许多小说中没有文化的蕴藉,况且,这其中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我也一时说不清楚.只是强烈地感觉到汪曾祺的小说,是极其地道的文人小说,它的语言、叙述、结构,或者说组织,完全迥异于诸多小说的叙述方式,一样讲故事、写人物,一样地呈现事物和场景,汪曾祺的小说里,却有一条不会被轻易觉察的经络丝丝缕缕,细微的铺展,举重若轻的描述,耐人寻味的气息弥散着,而这个经络,则是由一种特殊的“逻辑”统摄、牵动着.这个“逻辑”,就是传统文人判断、解析、理解事物和生活的心理逻辑：率性、睿智,深藏在朴素的文字里.朴素到极致,便清正、雅致到极致.正是这种所谓逻辑,使得汪曾祺的小说呈现了另一种体态、形貌.在那个时期,与汪曾祺写作形态颇为接近的,还有一位当时的青年作家阿城.我总觉得,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和《遍地风流》里的文字,与汪曾祺小说的气度、气象以及“腔调”都非常近似.从一定程度上讲,汪曾祺和阿城的小说,自觉或不自觉地撞开了当代文学的一扇门,这扇门,缓冲了文学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尴尬,还原了小说理应具有的世俗品质,叙述之美开始以极其朴素的面貌呈现出来,使得小说更像小说,或者说,这种小说,让我们见识了究竟什么是小说.

而小说作为一种通过虚构建立、完成的文体,就需要某种“异秉”,来覆盖、重构我们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而且同样不被察觉.个性蕴涵在文字的气理之中,别有一番韵致.这种“异秉”,实际上就是富于个性化的文化素养.因此,迄今,也没有什么人敢轻易给汪曾祺的小说进行“定位”,肆意将其归到某一类当中去,只能小心翼翼地面对它.对于汪曾祺来说,其写作的“异秉”在哪里呢?早有人想发掘汪曾祺创作与他生长的故乡——江苏高邮的某种联系.这个有着很深的古文化渊源的地方,历史上颇有些“王气”的所在,虽说“王气”丝毫也没有铸就汪曾祺的“王气”“霸气”,相反,平和至极的汪老,倒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沾了这个古文化中心区域的地势和性灵之缘,“地气”则使得他对历史和生活的感悟,获得了一种独到的文化方位和叙述视点.一个人的写作,一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方位”和叙述视点,才有可能形成与众不同的气势、气脉、气象.而且,他对文字的轻与重,把握也极其到位,仿佛天然浑成,叙述里总有一个目光,起起伏伏,不时地射出神性的色泽.虽然在里面还看不到那么明显的哲人的影子,但是,汪曾祺对生活、存在世界的体味都非常自然地浮现着,叙述的单纯性,涵义的适量,像是有一股天籁,无需用文字刻意地给生活打开一个缺口,使生活的运转在某种手工操作之下,而是现实世界本身,就有许多裸露且没有遮蔽的形态.在汪曾祺的文字中,你看不到丝毫的焦虑,生活在他的笔下也就不显得臃肿,形态飘逸、轻逸但却扎实牢靠,不折不扣.无论他叙述的是什么题材和人物,都非常干净、细致、自然.这恐怕是缘于他对事物的态度——不苛求,不抱怨,不造作,可谓是有甚说甚,崇尚简洁,清晰、明确,还有不同寻常的艺术感觉和功力.生活的结构,在文本中从不闪闪烁烁,对俗世生活,有调侃、戏谑,也有严格的批判,在另一方面,也蕴藉浪漫的飞扬,使作品具备了令人尊敬的品质.有时候,时代、社会的面貌在叙事里经常显得模糊,难以辨认,但正直的人性始终坚实地存在,生活、生命的存在形态,消长枯荣,具有超然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定律,其中荡漾着恒久、持续的经典气息,呈现出活泼泼的表情.正是这样的文字,才会让我们拿起来放不下,既令人沉浸其中、享受把玩,又常让我们对生活世界恍然间有所感悟.也许,真正是朴实到了极处,才会境界全出,闲话闲说,大道至简,大雅小雅,从容道来,即便是俗世的云影水光,都会带着神韵.

那么,汪曾祺小说的气象和个中滋味在哪里呢?当然在小说娓娓道来的文化氤氲里.叙述间隙,都会挤出山南水北、风物井然的情致,一唱三叹中,沉郁抒情,气定神闲.文化规约笼罩其间.在这里,我只想以《受戒》为例,重温、体会汪曾祺短篇小说所呈现出的不凡气象,真切地感受他的短篇小说“小故事大智慧”的艺术境界.

《受戒》堪称汪曾祺短篇小说的代表,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多见的、具有浓郁传统文化流风遗韵的叙事文本.虽然,十多年前,汪曾祺先生踏着薄暮平淡远去了,但他的文本仍平静地置放在文学的灵地,偶尔翻起来重读的时候,内心的几许沉重,常常被他精妙绝伦的文字和情境所牵动,渐渐生发的踏实、轻松的阅读快意,真的能让我们进入到汪老历经沧桑之后,其作品传达的人事百相.那是除净了火气的,澄澈练达,随风潜入夜地渗透进骨子里的文人气质,我们惯常难以感受到的文字气象也必然由此而出.其实,从一定角度看,《受戒》更像是一个奇异的爱情絮语,或者温暖人性的春梦,它冷不丁地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令读懂和读不懂的人们都有些咋舌.一开始,就会立即感受到它的好,却又说不清它好在哪里,也许好的作品都无法立即说出它好在什么地方.确切地说,这个小说,与当时 0340;环境明显是不契合的,或者说是多少有些龃龉和错位的.因为,这篇小说的美学趣味,与那些所谓“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甚至“寻根文学”都大相径庭,根本上不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不可同日而语.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前期,文学所处的环境,那种热火,非今天可以比拟,实在是后来者难以想象的盛景.而人性和文学被压抑了许多年,出现井喷是正常的,但是,“喷发”到何处,如何“喷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有些凌乱驳杂.最主要的问题,作家们更多专注于政治、思想意识层面,包括精神、情绪性的内容,审美化被普遍忽视,甚至都无法做到“政治生活审美化”.而《受戒》的题材和写法,没有回顾历史,没有批判现实,也没有后来盛行的“现代主义”.我们能体会到,在汪曾祺的文学观和作品里,始终贯穿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意念,那就是他将历史视为戏剧.虽然人人难以摆脱现实,难免与历史的干系,却并不是人人都愿意被裹挟到历史的漩涡中去.汪老判断事物清楚,性情随和,所以,他虚构小说,自然不会将历史政治化,也不会将戏剧当成现实本身.在1980年代,他选择写一个小和尚的故事,来表达他对人生、现实生活的感悟,确实是让人们感到意外的事情.或许,俗世的戏剧性,最贴近真实,也会产生最具有“间离效果”的文本力量和韧性.一种看似很绝对化、有些神秘的事物,若被很任性、率性又很洒脱、轻松地表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不能不说《受戒》是一篇极其讲究、几乎看不到技术的精致佳构.至今,我翻阅近六十年来的短篇小说,《受戒》确实堪称经典,它早已经超越了它所写作的年代,是为数不多的、难得的、具有多重可阐释性的杰出文本.

写一个刚出家的小和尚的生活,会有什么意思出来?而且,让俗中透出美好和诗意,更是一个有趣的选择.一个刚出家的小和尚,在受戒剃度前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些,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得到,但一个小和尚开始恋爱了,在他身体健壮、发育的时候,身心的变化是怎样的?他出家前后周遭特别是家人的心态又是怎样的?这就变得有些悬念了,也使故事立刻变得有意思起来.那么,怎么写呢?写和尚们的日常生活看似容易,可以做工笔描绘,删繁就简,但若能把握住内在心理,写出人物的命运感,体现出特定的存在维度,并做出富于美感的捕捉,显然不只是笔力的问题,其一定是一个哲学问题、文化问题.汪曾祺的叙述是智慧的,他写明海的出家很简单,如同一个到了年龄来选择一个普通的可以谋生的职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明海的家人,就是因为当和尚有很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可以赚钱,将来也攒够了钱可以还俗娶亲,才决定让明海去做和尚的.小说写明海与小英子的初恋也是很简单的,他们之间萌生出感情是自然而然的,悄然而至的,由生而熟,由近而亲,不造作、不夸张,也不做过多的渲染和铺排；写和尚们的日常生活也是简单明了的,吃、喝、赌,携良家妇女私奔,也杀生,也超度,“酒肉穿肠过”,佛祖在何处?散漫,随便,不拘泥,写起来一点儿不避讳,不隐藏,不评价；写他们论资排辈,该有秩序的时候,格外分明,毫不含糊.

小说表面上是写一个小和尚与一个小姑娘的情窦初开,触情生情,也写一群大和尚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写一种生命形态,对于他们存在理由和现实依据,却并不想说明什么,但分明已经说出许多常人的“难言之隐”.

可见,汪曾祺用最简单、最自然的叙述,来写景、写物、写人、写意,动静之间,消长平衡,对人物的性情、更不事张扬,不驾驭,运笔也不压制,所以,故事叙述的自然,可谓顺水推舟,如影随形,人物贴着故事,故事牵动起人物,流水一般,不生涩,不粘滞：

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是那个女孩子.“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明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

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摇头.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时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

“哗——许!哗——许!”

小说的文字本身不轻佻、不婉转、不含蓄,但却产生出高度诗化的笔调,也会令人产生不可限制的缅想,这体现着一个作家的精神物理学.汪曾祺自己曾说过,他的小说留给一位法国汉学家的印象是满纸都是水{1},汪老的家乡高邮是江南水乡,水的影像在他的小说里随处可见,温软多情,纯真似梦.水景梦境,有时绵密,有时明快,结构也轻巧自然,这些,便构成汪曾祺短篇小说独特的叙事美学.

对《受戒》里的“受戒”,汪曾祺并没有肆意想渲染什么,明海受戒后,小英子隔着护城河呼喊明海,隔日划船接他回去.当明海在一个庄重的仪式之后,与善良、活泼、善解人意的小英子,将小船驶进梦境般芦花荡的时候,我们多少能够体味到现实和梦境之间的缠绕,仿佛有一种文化的力量在微波荡漾的河水里冲撞,“受戒”的意思从此就迷失了神秘的色彩,不再是“紧箍咒”,而成了舒张人性的戏妆.读这篇小说,总体上,会产生“逍遥游”的感觉,我相信汪曾祺是充分理解庄子的,他从哲学的层面理解庄子,却从审美的层面显露叙事的“天运”气象.他将叙述、故事、人物、语言都引向最素朴的层面.那么,朴素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纯真,素和纯,是最基本的生命哲学,由此,我们才会进入无伪、无畏的境界.这样看,明海和小英子的生活里,还是有许多生命的大大小小的意象在其中.这里,我们还必须说到汪曾祺的语言,我觉得,汪曾祺的小说好读,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他的语言之好.关于小说语言,汪曾祺也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我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就像绘画,是线条和色彩的艺术.音乐,是旋律和节奏的艺术.有人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点,我认为这话是不能成立的.就好像说这幅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个曲子还可以,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种话不能成立一样.我认为,语言不好,这个小说肯定不好.关于语言,我认为应该注意它的四种特性：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2}汪曾祺对语言高度肯定,他在自己写作中身体力行,并且在他的作品中都基本做到了,这也就注定了他小说的基本美学价值取向和文体风貌.

在《受戒》这篇小说的篇末,汪曾祺还写下了一行字：“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显然,这句话是话里有话.没想到,在小说的结尾处,他凭空又有意无意地杜撰出一层额外的意思,我想,这肯定不是汪老随意扔出的一个噱头.推断一下,四十三年前,是怎样一种情形呢?那时,1920年出生的汪曾祺十七岁,正是明海出家当了和尚已经四年的年龄.对此,后来汪曾祺自己的解释是：“我的小说《受戒》,写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那篇小说的生 活,是四十三年前接触到的.为什么隔了四十三年?隔了四十三年我反复思索,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我所接触的生活的意义.闻一多先生曾劝诫人,当你们写作冲动很强的时候,最好不要写,让它冷却一下.所谓冷却一下,就是放一放,思索一下,再思索一下.现在我看了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觉得写得太匆忙,他还可以想得再多一些.”{3}我想,这句“闲话”或者说“赘语”还依然带着汪曾祺的体温,这体温也许从几十年前的梦境传达而来,迄今,仍可温暖他的想象,滋养他的文字.因此,我们可以说,汪曾祺小说的气象是有温度的气象,这样的气象才温暖.温暖,肯定是一种让人感动的文学品质.沈从文和汪曾祺都反复强调过这种品质,这是渡尽劫波之后,面对生活苦涩,消解怨愤和不良心绪的一种方法.对此,吴玄曾动情地说：“温暖是接近于宗教的,是慈悲的,是一种智慧.可是,沈从文死了,汪曾祺也死了,温暖从当代文学中就消失了.”{4}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温暖是文字有大气象的大前提.而这篇慢慢写来的《受戒》,就成了一篇经典的“无主题小说”,成了有浓郁哲学意味的“形象化了的哲学”,成了寓言.汪曾祺说：“现代小说的主题一般都不那么单纯.应允许主题的复杂性、丰富性、多层次性,或者说,主题可以有它的模糊性、相对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有相对的未完成性.一个作品写完后,主题并没有完全完成.”{5}一篇有大的立意和大的格局的小说,不一定就是大部头、大设计,重要的是要看它的文气和叙事心态.很多写了大场面和大人物的作品,显得拿不起放不下,叙事斤斤计较,而不能做到心平气和,心无旁骛.但是,《受戒》就是因为主题和叙事的简洁、单纯、轻快、明朗,还有丰富、含蓄和自然的描摹、呈现,没有噱头,没有故弄玄虚,才显示出汪曾祺的大家风范.

这里面,还需要提到一个所谓“雅”和“俗”的经常纠缠不清的问题.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写的大多是“俗人俗事”,俗世人生的故事,有时被他写得淡极了.仔细想想,确如我前面提到的,他的短篇小说“小故事大智慧”的体貌和气质,常常可以用“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来形容,说到底,“雅”原是和“淡”连在一起的,所以,有“淡雅”这个词.清淡的装束可以衬托出雅,浓妆艳抹就难免俗,文章的写作与做人的道理显然一样.人的审美趣味各不相同,或雅或俗不可轩轾,但无论雅俗都要正,淡雅中蕴含深沉,就是大雅,就会有历史感和文化感,就会有“趣”,就会自然天真.关键在于,作家的感受力能否能触摸到平淡里的“意趣”和“理趣”.如阿城所言：“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等世俗总是超出‘观’,令‘观’观之有物,于是,‘观’也才得以为观.”{6}汪曾祺会“观”,他在最复杂的事物中看到了俗世的庸常,也看到了庸常里的高贵,品尝到了滋味,在纷扰中能看轻尘嚣,以一种非常轻捷、宽松的感觉方式,感知并获得了另一种生命形式.在这“趣味”里谈论雅俗,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有关小说的本意,也无需在雅俗之间争辩什么是非,雅离不开俗的本体、本位,俗若不暗藏大雅,也必然没有了自己的形态、存在形式.从这个角度看,《受戒》虽然写俗世生活,但蕴藏了生命的朴实和品质,没有什么人能不尊重生命本身的基本需要和渴望,惟有沿着审美的方向,才会使阅读保持对文本的充分尊敬,才会最大限度地理解小说的意思,看出小说的气象来.

因此,我们无法按着一般性的写实文学的标准来阅读、体会和研究汪曾祺的小说,我们也很难用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美学原则去对它进行价值评判.我感觉,读出什么样的味道和感觉,全凭一种“无功利态度”的个性化审美体验.这样,许多关于感受作品、阐释作品的形而上概念,都会变得苍白起来.

汪曾祺的文字,常常于不经意间体现那种自然、率真和灵性.无论是虚构的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埋藏着内在的幽默和戏剧性因素,既质朴、厚实又空灵,既老到,又天真.叙述里面没有任何工匠的味道,没有“制造”的痕迹,但文字又像是成了精一样的自然、老到、纯熟.

这种风格,充溢在汪曾祺的各类文体的文字中.他的许多散文、随笔抑或称为小品的篇什,其实也完全可以当作小说来读.

汪曾祺写过一些人物的印象记一类的文字,最有名的几篇,是写沈从文、老舍和金岳霖的.那篇著名的《金岳霖先生》,很短,但逻辑学大师金岳霖先生的形象和精神质地,尽显无遗.金先生教逻辑学,他上课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叫上名字,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儿紧张,又有点兴奋.我们会感到,即使是一篇短文,汪曾祺的叙述仍然表现出自由、灵动和睿智的风格.写沈从文先生将金岳霖拉去讲课,讲课题目也是沈从文出的：“小说和哲学”.大家以为金岳霖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里看看,甚为得意.”汪曾祺的文字就是这样,在平淡、坦率里渗透出不同凡响的风格和雅致.

《多年父子成兄弟》是写父子、亲情的文字.两代父子之间的关系,都是穿越了所谓世俗的.父子相互间的关爱与随和,尊重和任性,在一定程度上的“没大没小”,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的最宽厚、和睦的形态.父亲喝酒,也会给儿子倒上一杯,父亲抽烟,也会一次抽出两根,每人一支,而且,父亲总是先给儿子点上火.这样的场景,我在生活中偶尔会见到,父子之间,俨然兄弟.父亲没有大架子,儿子的顽皮里潜藏着巨大的敬爱.

汪曾祺还有些写“吃”的文字,也令许多人激赏,他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会写吃的作家之一.在《故乡的食物》里,在对咸菜、萝卜、鸭蛋等食物的描述中,不仅显示了他广博的见闻,更让我们品尝到中国文化百变多姿的“滋味”,也让我们知道了真正的“盛宴”在哪里才有.而小说的深味,恐怕就在于其“小”,在于举重若轻.一切叙述,无论我们所喜欢的分门别类的题材,还是那有头有尾的故事,大大小小的人物,其实无非都是事物,都是存在,只有叙述的智慧,才会让这些元素都变得气象万千,爱不释手.汪曾祺就是叙述的圣手,他可以让许多事物都成为事物本身,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做人和作文, 都没有一点儿架子,没有丝毫职业作家的强调,从来不将自己端起来.我们在那个时代乃至今天,能够读到他博识闲适、疏朗清雅、素朴干净的文字,确实是我们的福气.

注释：

{1}胡河清：《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60页.

{2}{3}{5}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三联书店,2002年版,43页、39页、42页.

{4}引自汪凌著《废墟上一抹传统的残阳》,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40页.

{6}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89页.

责任编辑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