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以如同、投般的小说、杂文,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对前来的学生实行屠杀,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纪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文章,指出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因而受到敌人的疯狂围攻,当时,南方大革命汹涌澎湃.1926年9月4日,鲁迅由北京经上海南来厦门大学任教.
来到厦门大学,鲁迅被聘为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住在厦大生物楼3楼东南靠海的国学院陈列室.这座生物楼四无遮拦,远处的大担岛、二担岛和南太武山若隐若现；对面的鼓浪屿风景秀丽,屋宇林立；脚下是茫茫海水连着蓝天.鲁迅从风沙漫天的北京来到四季如春的厦门,别有一番迥然不同的感觉.
鲁迅初到厦大,身穿一件夏布长衫,脚着胶底粗布力士鞋,显得平易近人.青年学生看到鲁迅和蔼、朴实的形象,觉得格外亲切.9月25日,鲁迅的寝室搬到集美楼,迁居集美楼使鲁迅感觉很舒服.因为推开北窗是五老峰和峰下的南普陀寺,推开门,楼前是荒芜的演武场.这是一间比较宽大的房间,可作卧室、工作室兼厨房及餐厅.房内放置一只茶几、两张木椅、一张写字台,一张藤圆桌、两三张藤椅,还有钢精锅、酒精锅,陈设简单,用具寥寥.一天,《厦声日报》的记者来到鲁迅的寝室采访他,原本认为这么一个著名人物,一定派头十足,布置和衣着讲究,没想到鲁迅这么和蔼简朴,使记者产生了一种敬仰之情.10月16日,《厦声日报》刊载关于鲁迅的访问记,说鲁迅“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等”
当时学校的教员很多都是博士、学者,他们不是西装革履,态度轩昂,就是长袍马褂,衣冠楚楚,与鲁迅完全两样,以致鲁迅还被人“误会”.有一次,鲁迅穿着一件褪色的长衫,到集通银行领薪水,当他把支票递进柜台,坐在柜台内一个肥头大耳的经理,望着他疑惑地想：“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怎么穿得这样寒伧?莫不是捡了别人的支票前来冒领的?”还特地打到学校去问个究竟.领完款,鲁迅走出拒台,对这位经理投以轻蔑的一瞥.
鲁迅在厦门大学只有130多天时间,在这么短促的日子里,鲁迅所进行和完成的工作,却是十分惊人的.
1926年9月下旬,鲁迅开始作讲课准备.他在厦大开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等课程,每周要上五节课.《中国小说史》在北京已有讲稿,《中国文学史》要新编讲义,每周四五千字,字虽不多,却颇为费事,因为文学史的范围太大,“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鲁迅《两地书》）治学严谨的鲁迅,在厦大图书资料相当缺乏的情况下,为找一条材料,常常废寝忘食,锐意穷搜,他对中国文学史讲授的内容,来了一番改革,“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鲁迅《两地书》）.他讲的中国文学史,从文学起源到汉代的司马迁,共分十章,这就是后来正式发表的《汉文学史纲要》.
在讲授中国文学史时,鲁迅批评文学起源上的唯心史观,指出从诗三百篇到楚辞,到诸子散文,都决定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他赞扬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沾溉文林,既极广远”；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称赞李斯是秦代文化的杰出代表,认为李斯“不师儒者之道,治尚严急,然于文字,则有殊勋”,充分肯定他在文化史上的作用.对西汉的贾谊、晁错等人也用专章加以论述,这在过去文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的小说一向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鲁迅则不这样认为,他在厦大专门讲授、编写中国小说史,打破“自来无史”的局面,在校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过去人们认为曹操只是一位奸臣,鲁迅在讲授小说时,正确评论曹操.他说：曹操在政治舞台上是英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后代文人的诗文之所以做得清峻通脱,都是受他影响的.
鲁迅讲课并不限于讲义,而是围绕一个作家或作品,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他那独到的见解、风趣幽默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了青年人的心.当时厦大文科只有十几个必修生听课,鲁迅一来,使本冷冷清清的教室顿时热闹起来.来听课的不仅有国文系的学生,还有英语系、教育系的学生；不仅有法科、商科、理科的学生,连校内的助教、校外的报社记者、编辑也都慕名而来,因此讲义常常不够分配.
鲁迅在繁忙的教学和社会活动之余,也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写作、编辑、校订书稿工作中.每当夜深人静,鲁迅的心中就燃烧起一股,伏案疾书,写下了五篇《旧事重提》、两篇《故事新篇》、一束《两地书》、一集《华盖集续编的续编》,还有《华盖集续编》的《小引》、《坟》的题记及后记、《新的世故》等十七万字的作品.还编了《坟》、《华盖集续编》杂文集；校阅了《争自由的波浪》等书.鲁迅说他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不是什么“天才”的产物,而是“挤”出来的等
与鲁迅的住所只隔80多步的地方,有一个厦门大学邮务处,有一次,鲁迅从邮务所取回一个邮件,打开一看,是一部译稿.鲁迅喜出望外.这部译稿是北京大学英文系一个青年学生寄来的,有高尔基的《争自由的波浪》、《人的生活》；但谦珂的《大心》；托尔斯泰的《致瑞典和平会的信》、《尼古拉之棍》等十几万字的译作,这些写在前苏联十月革命前的作品,构成了一幅幅生活画面,浮现在鲁迅的眼前.因此,鲁迅在十分繁忙中,挤出时间校阅.当他校阅完《争自由的波浪》全部书稿时,心潮澎湃,无比激动,写下了精辟的《〈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鲁迅来到厦门后,不时有文学青年到厦大拜访他.在他那堆满书籍和稿纸的办公桌旁,常常围坐着来访的青年,房间里不时可听到鲁迅爽朗的笑声和亲切的话语,传出青年们的议论和谈笑.有一天,一群青年学生带着一些当地出版的刊物找到鲁迅,希望鲁迅支持他们“编周刊,鼓吹本地新文艺.”（鲁迅《两地书》）鲁迅坚定而又热忱地回答：“好的好的,我一定帮助你们!” 鲁迅的支持,使青年们倍受鼓舞.他们相继成立了“泱泱社”、“鼓浪社”两个文艺团体,并开始筹办《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看到这种情景,鲁迅很是兴奋,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此地学生“对我之感情似亦好,多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当时有些“名人”、“学者”不愿将自己的文章在这些小刊物上发表,鲁迅却不然,为了支持学生,把自己写的《厦门通讯》等文章,和青年的文章一起登在《波艇》上.他还热情地指导青年的文艺活动,甘愿“为文学青年打杂”.不仅认真地为这两个刊物改稿、审稿,而且亲自指导青年编排、设计,就连印刷出版发行方面的事务也不放过.那年冬天,鲁迅精心培育į 40;文艺新花《波艇》和《鼓浪》迎风绽放了.
鲁迅原本准备在厦门大学工作两年,结果只工作了四个多月,就接受广州中山大学的邀请,于1927年1月18日,乘坐“苏州轮”抵达广州.迎接鲁迅前来的,是他心里默念已久的许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