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

如果在十七年,这个论文题目自然不是问题.众所周知,“新疆当代文学”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光谱中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学”.除闻捷这个汉族诗人外,人们熟悉的还有哈萨克族诗人库尔班阿里、维吾尔族诗人克里木·霍加、艾里坎木·艾合坦木(1922年出生)和铁衣甫江·艾力约夫(1930年出生)等.这段史实在张钟等编著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一书中有详细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这本教材第五编第十二节“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长篇小说”,提到一些蒙古族和藏族小说家,却没提到一个新疆少数民族小说家.这个材料恐怕反映了一个真实情况,即十七年文学中,能够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新疆当代文学,只有诗歌,没有小说.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诗人虽有一席地位,这一时期的新疆小说家则似乎不存在.这是否是一个文学史偏见,我不太清楚.在今天,夏冠洲教授等人编写的新疆当代文学史终于把当年埋藏着的许多新疆小说家发掘出来了,弥补了这个缺憾,让我这位不十分熟悉新疆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了解了很多事实,原来新疆当代还有那么多成绩斐然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小说家.至少从这个角度看,夏教授等人的这部教材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值得继续追问的是,为什么直到1986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这种普通的文学史教材中,仍然只把新疆当代文学限定在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叙述范围内,而没有对当时整个新疆文学进行描述呢?一个原因可能是撰史者掌握的材料不充分,没有像夏教授他们那样充分占有新疆当代文学的史料.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诗刊》等内地知名杂志的大力推介,库尔班阿里、克里木·霍加、艾里坎木·艾合坦木和铁衣甫江·艾力约夫等人的诗歌广为人知,在读者和研究者中流传(我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诗和后来研究诗歌时,阅读过他们很多作品.这个例证很能说明他们在内地“落地”的真实状况),却没有杂志像它那样热情推介新疆小说家的作品.这样,就使内地广大读者包括研究者不了解新疆的汉族小说家和其他少数民族小说家的创作.第三个原因是由于民族团结政策的制定,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都被塑造成“某某自治区”,结果就把广大汉族居民在历史光谱上省略掉了,至少是压缩到了一个很小的角落.“我们新疆好地方”“克拉玛依之歌”都在那里一遍遍地刻意塑造和复制着这种“新疆当代形象”.2005年,我与北大的洪子诚教授、石河子大学的李赋、周呈武教授一起去喀纳斯湖,途经著名石油城克拉玛依市的时候,特别让车停下来到那里看看.我们当时心里都很激动,照了相,还久久不愿离去.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历史复制,对我们这些内地人精神世界的影响有多大.在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历史叙述中,“新疆当代文学”最后被省略、压缩或等同于“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它反映了内地对新疆的某种文化霸权,这种文化霸权的形成史里面还包括了民国、北洋甚至晚清等漫长的历史时期.现在批评它没有用,我们做文学史研究的姑且忽略它,把它仅仅放在文学史的视野内来讨论,只有这样,很多过去看不清楚并容易混淆的问题,才可以逐一地浮现出来.

基于上述原因,我注意到十七年的新疆文学在阅读场域中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内地化”问题;另一种是汉族诗人反映新疆生活题材的作品的“风景化”问题.

从维吾尔族诗人艾里坎木和铁衣甫江诗集的题目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创作内地化的问题,例如《希望的浪涛》《斗争的浪涛》《东方之歌》《和平之歌》《唱不完的歌》《歌唱我的祖国》等.如果把这些诗集与内地诗人的诗集放在一起,比如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等,它们的题目指向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问题与作者当时的社会身份有直接关系,比如克里木·霍加,他是新疆哈密县人,1949年参加革命,曾任《新疆文学》(维吾尔文、哈萨克文)代主编.出版过诗集《第十个春天》《春的赞歌》,译作《黎·穆特里夫诗选》和《雷锋之歌》等.这种崭新的社会身份确实对作者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根本影响,因为拥有这种身份的作家还写过去传统的新疆维吾尔族题材,这在当时环境中是很不适宜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觉察中国当代意识形态对新疆本土文化的侵入和制约,已经开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它的范围的深广度,恐怕远远超出了民国、北洋和晚清等时期.其实,不光是诗集题目,连同内容都被内地化,出现在这些诗人笔下的,都是祖国、歌唱、民族团结喜气洋洋的节奏和旋律,给人的印象是,好像当地老百姓放弃了日常劳动和生产,把每天都当做了节日,连结婚嫁娶都被政治仪式化,整天都沉醉在这种欢天喜地的气氛之中似的.用一种学术时尚的话说,这种强大的内地塑造机制确实“压抑”了新疆本地诗歌的“原始性”,新疆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与内地连为一体,连文化、文学也连为一体了.这些诗歌让人看不到,本时期新疆少数民族的人民到底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真实的喜怒哀乐是什么,他们延续了上千年的古老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究竟是什么样子,那种随着季节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以及戈壁、草原、大地和突然降临的暴风雨所包孕的神奇、原始和自然的景象等等.而这些,却是对新疆完全不了解的内地读者所希望读到的陌生、原始和充满异域诗意的生活.就像是许多原来就存在于那里的古代遗址,忽然从十七年的新疆少数民族诗歌中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种文学史的“断代”“断层”现象应该怎么看,在今天应该怎么去研究,从哪里入手去研究?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我直接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情况恐怕是近百年的新疆史前所未有的.前年参加“新疆当代文学高层论坛”的会议时,一位发言者谈到,这只是被翻译成汉语的诗歌创作的情况,当时还有许多没有被翻译成汉语,例如用维吾尔语写作仅仅在维吾尔族读者圈子里流传的诗歌创作,鉴于语言的原因,很难进入我们的讨论范围.我的疑惑是,他们的诗歌是否还完整保持着本民族语言、风俗和文化的特征,没有机会被内地化?因为这位老师没有细谈,我也不懂维吾尔语,所以不得而知.但是,这里肯定存在着一个“外部”的新疆当代文学之外的“内部”的新疆当代文学,后者是否是原乡意义上的新疆当代文学呢?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自我循环、阅读和消费的新疆当代文学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它目前处在新疆当代文学的断层上,很难讨论.但由此令人想到,新疆当代文学不是一体化的文学现象,鉴于多民族文化的存在,它应该是一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新疆当代文学,还处在世纪前的冰层之下,还在那里沉睡着,只有本民族的作家和读者知道它们的存在.随着新疆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揭开这层神秘的历史面纱,我想人们能够看到很多过去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些作品和史料,证明我上面所论述的不是表面现象,不能代表十七年新疆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全部面貌.今天,我在这里只是把观点提出来,希望以后有人能开展此类研究,真正地充实和丰富“新疆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另一个汉族诗人新疆题材创作的R 20;风景化”问题,大家都比较熟悉.张志民的诗集《西部剪影》,有一部分诗写的是新疆;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1949年跟随解放军一兵团进疆、后来在全国爆得大名的诗人闻捷的重要诗集《天山牧歌》和《复仇的火焰》.“风景化”在本文中是指,由于作者是所表现地域的“他者”,无法真正深入到对方的历史传统和风俗生活中去,只凭某种好奇去描写.因为作者自身的陌生化,导致了表现对象的陌生化效果.而这种风景化,并不是该地域人们所需要的,而只是作者主观愿望所移植的艺术效果.于是,这种“风景化”就成为一种外在于作者精神世界的客观存在.闻捷《天山牧歌》中有一首名诗叫《舞会结束以后》,作者写道:

琴师踩得落叶沙沙响,

他说:“葡萄吊在藤架上,

我这颗忠诚的心啊,

吊在哪位姑娘的辫子上?”

鼓手碰得树枝哗哗响,

他说:“多么聪明的姑娘,

她们一生的幸福啊,

就决定在古尔邦节晚上.”

闻捷1923年生于江苏省丹徒县.早年在南京做学徒,抗战爆发后去武汉,参加救亡演剧活动.这种活动是由左翼文艺家主导的,郭沫若是它的领导人,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由于这层原因,1940年闻捷去延安,入陕北文工团,不久转入陕北公学念书,此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过通讯、戏剧、诗歌和散文,但都没有文名.1949年他随解放军一兵团从延安经甘肃进疆,1952年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汉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与汉族关系一向较为密切融洽,所以没有根本矛盾,当地居民对解放大军是欢迎拥护的态度.据有关史料,闻捷采访和深入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北疆的吐鲁番,对象是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族老百姓.当地人对作家的欢迎态度,让他感到乐观,容易看到表面上喜气洋洋的欢腾场面.他也会参加他们的聚会,例如古尔邦节,一路上都是迎来送往的.由于生在江南,在贫瘠的陕北生活过几年的缘故,诗人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山川风光、民族风俗,他一下子就陶醉在其中了.民族团结政策开始深入民心,当地老百姓都是一副欢天喜地的笑脸舞姿.我以为这是闻捷进疆五六年后,迅速顺利地创作出一组组的“天山牧歌”,后结集出版的一个特定背景.他这种“外来者”视角和眼光,兼之当地极其丰富的维族民歌资源,使得“天山”“维吾尔族”“婚礼”“古尔邦节”等等完全被美学化了、诗意化了.鉴于内地当时正在大张旗鼓地鼓吹民族团结,这些诗歌得以顺利通过各种文化审查,它们在1955年《人民文学》上连续推出后,立即轰动了内地文坛.新疆,新疆当代文学,就这样作为一幅巨大的“牧歌化”的异域“风景”,在内地当代文学的屏幕上高高树立起来了.在那个年代,我想很多内地人都是通过闻捷的《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畔》等组诗,通过著名的短诗集《天山牧歌》和长诗集《复仇的火焰》,知道闻捷这个响当当的诗人名字的,而且通过他知道了当代新疆.在那个年代,闻捷几乎与当代新疆和当代新疆文学成了同义词.

进入“风景化”的讨论,不可否认闻捷是以“内地人”的身份进入“新疆”的.两者历史文化传统的分量,它们之间强弱、轻重和主次的对比在作者写作这些短诗和长诗之前,就存在在那里了.我们由此知道,它们以一个背景、前提和决定的因素在那里组织着诗人的创作,而不是诗人一个人自我陶醉、手舞足蹈地在那里进行文学创作.面对这道风景,作为作者的闻捷显然是一个强大的“外来者”,他对它的描写是按照外来者的需要来进行的.“琴师踩得落叶沙沙响,/他说:‘葡萄吊在藤架上,/我这颗忠诚的心啊,/吊在哪位姑娘的辫子上?”’在外来者的视野里,这就是当地风俗,更是一道在内地看不到的旅游的风景,是异域文化的风景;而这道风景所体现的和谐、欢乐、融洽,正是希望边地安全、巩固国防的内地文化所需要的,是高度一致的,它们所以能够顺利通过文化审查就被《人民文学》这家国刊所接受并迅速推介给广大读者,也当在意料之中.再看后来的诗句:“鼓手碰得树枝哗哗响,/他说:‘多么聪明的姑娘,/她们一生的幸福啊,就决定在古尔邦节晚上.”’作者不满足这些,后面诗句是要把前面的当地风俗和家庭日常生活进一步审美化,把它们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这就是“幸福”的问题.这里有几个关 键 词:“鼓手”“姑娘”“幸福”“古尔邦节”,表面上看,它们只是稀里哗啦的少数民族生活的零碎的片断,没有什么历史逻辑性,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且一向随便马虎的维吾尔族人民古老的生活方式一样,没有目的,随便无意,只是因为要顺从大自然、天命和宗教.每个人不过就是这种古老自然秩序中的一个偶然生命现象,生老病死,都由不得自己.然而,经过闻捷的“历史整理”,这几个杂乱无章的关 键 词忽然凑到一块来了,俨然是那支刚刚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就位六十周年庆祝大典上整齐肃然走过的皇家骑兵卫队.它们变成一个历史方阵,代表着一段伟大的历史.它们不是凌乱的个体,而是一个整体,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神圣意志和凝聚力.就这样,“鼓手”的节奏推动着“姑娘”狂欢的舞姿,并在那里表明,在显然被内地化的“古尔邦节”上,“幸福”代表着一个民族大团结程序中被预设的概念,它无可置疑,威严伟大,凡是看到它的读者都为之倾倒而激动,就像前面提到我们经过石河子以北的著名石油城克拉玛依市时所产生的历史激动一样.“克拉玛依市”是伟大内地在北疆的神圣代表,历史性的驻疆办,五十六个民族从此紧紧联系在一起,万世不变,永存人间.

通过对铁衣甫江、霍加和闻捷诗歌的解读,我逐步地认识到“内地化”和“风景化”不光是认识新疆当代文学的两个节点,它还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一个认识性的结构.正是在这里,最近二十年我们研究新疆当代作家作品时的可能性与被限制的问题就值得注意了.

在这种认识性结构中,我们得以稍微对十年代以来的新疆当代文学做些回望和反省.与五六十年代的新疆少数民族诗歌与内地文学的主动趋同有所不同,王蒙《夜的眼》《在伊犁》、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杨牧《我是青年》和周涛、章得益等的作品与伤痕文学思潮同步性有另外的历史目的.这些来自北京、上海和四川的新疆作家显然意识到,与内地文学思潮保持同步陛,就能进入那里的“文学中心”,而进入了文学中心,即可以从“地方作家”成为“全国作家”,那么社会所造成的个人伤害就会在文学中得到补偿和回报.王蒙、陆天明走的是这种路子,杨牧、章得益同样如此,周涛虽留在新疆,但仍! 719;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即是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随着内地社会的正常化,这些来自各地的游子们,对那里文学思潮的响应无疑看做是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那是一种真正的回归.当然,新疆文化的异域性,也赋予他们作品特殊的色彩,那种内在的“风景化”,正是他们作品吸引内地读者眼球的一个因素.90年代后,由于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日益拉大,内地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50至80年代保持的“同步性”逐渐在减弱,新疆再次显示出它的“地方性”“自治区”的历史特征.如果离开了“风景化”,新疆当代作家就很难进入内地读者和评论界的视野.刘亮程、沈苇和董立勃等朝气蓬勃的新一代作家就存在于这种认识性结构中.刘亮程的长篇散文《一个人的村庄》,叙述的是兵团后裔的农耕生活,那是一种早就被内地读者所遗忘、也因为作家神奇的叙述而重新展开的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董立勃小说的路子与刘亮程大同小异,他对兵团生活原生态的重现,暴露出牧歌式建设生活本身具有的野蛮和原始的特点.沈苇不是兵团后裔,他80年代从浙江来新疆,带着当时青年诗人极其浪漫天真的幻想.作为新疆真正的“外来者”,二十多年后的沈苇虽然完成了本土归化,但他的取材和眼光是非常接近于闻捷的.在新疆当代文学中,沈苇是地位和成就仅次于闻捷的一个优秀诗人,在目前国内诗歌界,也已位列第一流的诗人阵容中.尽管如此,我们对这些优秀作家的评价和认识,仍然无法摆脱我所说的那个“认识性的结构”.这是因为,80年代后的国家发展重心尽管已由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但民族团结的和谐性却开始逊位于维安性,新疆再次成为中国的边防重地.与河南、陕西等内陆省份的地方性不同,新疆的地方性鉴于这种考虑而具有了某种异质性.我们因此注意到,尽管河南、陕西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也日益拉大,但是它们的“地方性”并没有影响到这些省份的作家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成为“全国性作家”,陈忠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在“内地”看来,河南和陕西仍然属于是“自己人”的,河南和陕西的地方性并未成为一种压制性的认识结构,也没有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门槛.而在西藏、内蒙古和新疆的文坛,如果再像80年代那样出现“西藏先锋小说家群”“新疆新边塞诗派”,已经很难做到了.维安既是一项保家卫国维护改革开放平稳进展的国策,也在成为今天文学史认识中的压抑性机制.这种相似历史现象的存在,经常会给文学史建构带来一点点麻烦,其实这种情况历朝历代都有,例如南北朝、北宋南宋、清初等.文学史中出现的这种压抑性机制,大概正是我前面所指出的“认识性结构”的支撑性基础.

由此可知,尽管50至80年的文学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然而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关系结构中的一个起源性的东西.虽然对于中国这种历史发展转型缓慢、一种变革往往要拖上很多年才有一点点进展变化的古老民族来说,它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个瞬间.虽然这种瞬间也许就是我们珍贵的一生.如此想来,也难免令人伤感和难过.然而不如此想问题,我们就只会看到问题的断面,而看不到问题的全部,不是一种全视野中的文学史研究.沈苇有一首诗叫《滋泥泉子》,作品写道:

在一个叫滋泥泉子的小地方,我走在落日里

一头饮水的毛驴抬头看了看我

我与收葵花的农民交谈,抽他们的莫合烟

他们高声说着土地和老婆

这时,夕阳转过身来,打量

红辣椒、黄泥小屋和屋内全部的生活

从作品所呈现的乡村意象看,与内地乡土题材的作品其实差别不大,但仔细阅读,会渐渐读出它的“新疆风味”来,这里面是一个遥远的异地.它是一个储存着内地生活经验的诗人敏锐观察到的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数千年辽阔地域的养育,这里人民基本采用听天由命而不是内地农民那种勤奋耕种的生活态度.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因为“夕阳”的关照,而有了一种静止的时间效果.某种意义上,新疆的生活不是像内地那样热气蒸腾和瞬息万变的,而像历史遗址古楼兰,像天山、戈壁、沙漠和许多个被废弃的村庄,永远静止在历史某一时刻的.走进辽阔无比的新疆,迎面而来的就是这么一副“风景化”的巨大画幅,它千年不变,与存放在新疆历史博物馆的女干尸、吉驿道遗留的兽骨等等是同一种形状的,而沈苇笔下的这座村落,不过是历史博物馆中的一件常见的陈列品而已.在我看来,这就是“夕阳”所包含着的起源性的东西.它也是90年代以后的新疆当代文学所包含着的起源性的东西,50至80年代的新疆当代文学,则不过是它的史前史.内地巨大而激烈残酷的社会转型,与新疆这座古老村庄的沉睡的状态,在我看来,正是今天“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关系中需要辨析的问题之一.

不过这样,也促使我想到几十年后“重新理解文学史”的问题.我意识到,由于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势地位,50年代后新疆当代文学出现的内地化和风景化,应该是一种“被迫”的内地化和风景化,而并非那时作家自愿的选择.在现代文明的阶梯上,内地显然是把自己放在较高的台阶上,而把新疆放在较低、较原始的台阶上的.自近始的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漫长时间里,这种认识性偏见也许一直被粘黏在对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文学的认识上,在这种落后/先进、古老文明/现代文明的一边倒的认识结构中,沈苇的诗歌在进入中心视野之前也许看做是一种“风景化”的诗歌现象,这正像董立勃小说和刘亮程散文留给人们的印象一样.但能够预见的是,如果社会转型顺利过渡和最后成功,内地大部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日益趋同化,不同省份随着地区差异缩小而发展到欧美发达国家这种高度同质化的历史阶段,那么像出现在欧美国家的话题一样,所谓“少数族裔”“地缘文化热”也许就会提上研究日程吧.到那时,“新疆当代文学”也许就不再是边缘性和微弱性的学问领域,而变成了一种所谓的“显学”了罢.在那时,沈苇、董立勃和刘亮程等的作品,也许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被发掘”的价值,正像90年代内地诗歌发掘出了食指,90年代文化发掘出了陈寅恪、顾准、季羡林等文化名人了罢.历史时间的钟摆,也许终将在内地社会形态高度成熟化、同质化并日益丧失文学的新鲜性和持续发展动力后,而倒向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少数族裔文化和文学的坐标上来.今天的欧美,也许就是明日的中国.这种历史的循环,并不是非常遥远的猜想.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再次回到文章开头张钟《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对“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关系的叙述上来.我们想到的是,在当时社会发展的阶段上,文学史家们只能用这种压抑性的历史态度建立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建立这种历史叙述的框架.我们所以对这种明显不公平不正确的历史叙述充满了理解和同情,是因为我们抱着历史的理解和同情,“重新理解文学史”的问题& #25165;能够顺利和正常地提示出来,并成为我们不仅仅这样去理解“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的关系,也可以成为我们重新理解“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一种理解性的知识框架.于是这样,整全性的文学史视野就在这种历史关联中体现出来了,狭隘的文学史观念就会逊位于整全性的文学史观念.这是迈过了艰难而漫长的历史阶段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也是付出代价后的值得珍惜的收获.而“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的关系,不过是我借此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而已.


2012.6.1于北京亚运村

2012.6.2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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