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经学考

晋室南渡后,统治者对“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玄学泛滥的现象进行了抑制,并把儒学从久违的高阁中请出,经学的发展出现转机.但是由于南迁避难的中原士族素习玄学,沉醉于正始之音,玄风日炽,同时受玄佛合流思潮的影响,经学也开始佛化,儒学实际上是有名无实.最终玄学在东晋被立于学官,取代了王肃、郑玄的《易》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

一、东晋经学学者及著作考略

东晋虽然饱受西晋后期战乱的影响,士风沦丧、儒学陵替.但是由于东晋政权的重视和提倡,经学在东晋之初又曙光初现,经学学者的人数再创新高.如果按地域来分,既有如陈留蔡谟、汝南应詹,颍川苟菘等南渡士人,又有活动于建康的如庾亮、虞翼、谢尚、谢安、谢玄等一批原东晋士族,还有以张凭、虞喜为代表的吴郡士人和以范宣、范宁为代表的江州士人.除此之外,东晋还有很多隐逸之士,他们儒玄兼通,如会稽李充、孙绰、戴逵、武昌孟陋、酒泉宋纤等.如果按治经路数来看,一些学者能够与时俱进,对玄佛采取接纳和容忍的态度,例如儒玄双修的学者有江悖、曹毗、谢万、桓玄、韩康伯等；儒佛双修的有殷浩、孙绰等.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能够笃守儒学,重操两汉旧业,实属难能可贵,如干宝、范宁、范宣、孔衍、虞喜、徐邈、江熙、孙盛、王愆期、郭璞、贺循、顾荣、纪瞻、薛兼、周颚、顾和、熊远、陆哗、陆玩、陆纳等人.

今考《晋书》、《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唐书·艺文志》、《七录》等书,东晋经学著作如下：

1.《易》类,凡二十五种.（1）《隋书·经籍志一》载十四种：《周易》三卷,韩康伯注.《周易系辞》二卷,韩康伯注.《周易》十卷,干宝注.《周易爻义》一卷,干宝撰.《周易宗涂》四卷,干宝撰.《周易》三卷,王嚣注.《周易》八卷,张瑶注.《周易系辞》二卷,桓玄注.《周易系辞》二卷,谢万等注.《周易音》一卷,徐邈撰.《周易音》一卷,李轨撰.《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顾夷等撰.《周易卦象数旨》六卷,李颙撰.《周易》三卷,王廙注.（2）《隋书·经籍志三》另载四种：《易洞林》三卷,郭璞撰.《周易新林》九卷,郭璞撰.《易斗图》一卷,郭璞撰.《易八卦命录斗内图》一卷,郭璞撰.（3）《旧唐书·经籍志》另载一种：《周易略论》一卷,张璠撰.（4）《七录》另载三卷：《周易林》六卷,郭璞撰.《周易成林》二卷,郭璞撰.《周易杂占》十卷,葛洪撰.（5）《宋志》另载一卷：《周易玄义经》一卷,郭璞撰.（6）《通志·艺文略》另载1卷：《周易髓》十卷,郭璞撰.（7）《唐书经籍艺文合志》另载一种：《周易文义》一卷,干宝撰.

2.《书》类,凡十二种.（1）《隋书·经籍志一》载七种：《尚书》十五卷,谢沉撰.《集解尚书》十一卷,李颐注.《尚书新释》二卷,李颐撰.《古文尚书舜典》一卷,范宁注.《尚书》十卷,范宁注.《古文尚书音》一卷,徐邈撰.《尚书音》五卷,徐邈等撰.（2）《旧唐书·经籍志》另载一种：《尚书要略》二卷,李颐撰.（3）《旧唐书·艺文志》另载3种：《古文尚书》十卷,范宁注.《古文尚书》十卷,李颙集注.《古文尚书》十三卷,谢沉注.（4）《通志·艺文略》另载1种：《尚书逸篇》三卷,徐邈撰.（5）《七录》另载：《古文尚书音》一卷,李轨撰.《仪礼音》一卷,李轨撰.

3.《诗》类,凡十一种.《隋书·经籍志一》载十一种：《毛诗》二十卷,谢沉注.《毛诗释义》十卷,谢沉撰.《毛诗义疏》十卷,谢沉撰.《毛诗》二十卷,江熙注.《毛诗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诗音》二卷,徐邈撰.《毛诗异同评》十卷,孙毓撰.《难孙氏毛诗评》四卷,陈统撰.《毛诗表隐》二卷,陈统撰.《毛诗拾遗》一卷,郭璞撰.《毛诗杂义》四卷,殷仲堪撰.

4.《礼》类,凡十九种.（1）《隋书·经籍志一》载十四种：《周官礼》十二卷,干宝注.《七庙议》一卷,干宝撰.《后养议》五卷,干宝撰.《周官驳难》三卷,虞喜撰.《丧服要记》六卷,贺循撰.《丧服谱》一卷,贺循撰.《丧服要记》十卷,贺循撰.《丧服谱》一卷,蔡谟撰.《礼记音》二卷,蔡谟撰.《丧服变除》一卷,葛洪撰.《凶礼》一卷,孔衍撰.《礼记音》一卷,孙毓撰.《札记音》三卷,徐邈撰.《礼杂问》十卷,范宁撰.（2）《七录》另载四种：《礼记音》二卷,曹躭撰.《礼记音》二卷,尹毅撰.《礼记音》一卷,缪炳撰.《集注丧服经传》一卷,孔伦撰.（3）《玉函山房辑佚书》辑一种：《葬礼》一卷,贺循撰.

5.《春秋》类,凡三十一种.（1）《隋书·经籍志一》载二十二种：《春秋谷梁传集解》十二卷,范宁撰.《春秋谷梁传例》一卷,范宁撰.《春秋左氏传义注》十八卷,孙毓注.《春秋谷梁传》四卷,孙毓等四家集解.《春秋左氏传音》四卷,曹就撰.《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李轨撰.《春秋左氏传音》三卷,徐邈撰.《春秋谷梁传》十二卷,徐邈撰.《春秋谷梁传义》十卷,徐邈撰.《答春秋谷梁义》三卷,徐邈撰.《春秋释难》三卷,范坚撰.《春秋左氏函传义》十五卷,干宝撰.《春秋序论》二卷,干宝撰.《春秋公羊经传》十三卷,王愆期注.《春秋公羊传》十四卷,孔衍集解.《春秋公羊音》一卷,李轨撰.《春秋公羊音》一卷,江淳撰.《春秋公羊论》二卷,庾翼问,王愆期答.《春秋谷梁传》十四卷,孑L衍撰.《春秋三传评》十卷,胡讷撰.《春秋谷梁传注》,徐乾注.《春秋公羊毂梁二传评》三卷,江熙撰.（二十《七录》另载六种：《春秋左氏传音》四卷,荀讷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十卷,胡纳撰.《春秋集三师难》三卷,胡讷撰.《春秋集三传经解》十卷,胡讷撰.《春秋公羊传音》一卷,李轨撰.《公羊难答问》二卷,王愆期撰.（3）《晋书》本传载二种：《谷梁春秋》,聂熊撰.《春秋墨说》,郭璃撰.（4）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一种：《春秋觳梁传说》一卷,郑 嗣撰.

6.《论语》类,凡二十三种.（1）《隋书·经籍志一》十八种：《论语》九卷,虞喜赞.《论语注》十卷,李充注.《集解论语》十卷,孙绰解.《集解论语》十卷,江熙解.《论语注》各十卷,梁觊、袁乔、尹毅、张凭等撰.《论语音》二卷,徐邈等撰.《论语释》一卷,张凭撰.《论语释》一卷,曹毗撰.《论语君子无所争》一卷,庾亮撰.《论语释》一卷,李充撰.《论语释》一卷,庾翼撰.《论语义》一卷,王漾撰.《论语释》一卷,张隐撰.《论语别义》十卷,范暠撰.《新书对张论》十卷,虞喜撰.（2）马国翰辑三种：《论语注》一卷,范宁撰.《论语解释》一卷,殷仲堪撰.《论语注解》一卷,蔡谟撰.（3）《册府元龟》另载一种：《论语注》,宋纤撰.（4）《晋书》本传另载一种：《论语注》,孟陋撰.7.《孝经》类,凡五种.《隋书·经籍志一》载五种：《集解孝经》一卷,谢万集.《集议孝经》一卷,袁敬仲集.《孝经注》一卷,虞粲佐撰.《孝经注》一卷,殷仲文撰.《孝经注》,车胤撰.

通过以上的初略统计,东晋经学著作达一百四十四种之多.在这些著作中,治《春秋》的最多,达三十一种,其中《左氏》类六种,《公羊》类七种,《谷梁》十一种.三《传》会通有七种.《易》类居其次,有二十五种.《论语》类有二十三种.《礼》类十九种.如果单从经学学者的人数和经学著作的数量来看,东晋经学无疑是最兴盛的,三国和西晋难以望其项背.

二、东晋经学学术渊源考论

东晋时期,虽然玄学、佛学思想甚嚣尘上,并出现了许多儒玄兼宗、儒佛双修的学者,但仍然有一批经学学者,忠实地固守着传统的儒学阵营,维护儒学的基本精神.在经学的传播方式上,官办的学校和私人授受同样兴盛,以儒学传家的世家大族不断涌现.下面,我们通过考察这些学者的经学活动和经学著作,追寻其师承关系,来明确其学术渊源.

范宁是东晋的一位真儒,其家学渊源深厚.他的曾祖父范晷,官至冯翊太守、雍州刺史等,卓有政绩.父亲范汪,博学多通,曾为庾亮佐吏,又为桓温的安西长史,官至东阳太守、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后隐居吴郡,授徒讲学.妹妹范盖,嫁于王坦之.三子范泰、范雍、范凯都通晓《谷梁》,尤以长子范泰最为知名,他曾做过刘宋时的太学博士、护军将军,领国子祭酒,撰《古今善言》及《文集》传于世.范泰之子范晔,是一位博涉经史、善写文章的学者,著有《后汉书》行世.范家从范晷到范哗历五世,个个博学多通,经史兼擅.陈振孙曾赞叹说：“宁父子祖孙,同训释经传,行于后世,可谓盛矣.”范宁笃志坟典,深于著述,著有《谷梁集解》、《答薄叔玄问谷梁义》、《谷梁传例》、《谷梁音》、《古文尚书注》、《论语注》、《礼杂问》、《礼论答问》等书.遗憾的是,这些书中,只有一部《谷梁集解》流传下来,其余都已亡佚.范宁既精通今文《谷梁》,又著有《古文尚书》,应该是一位博通今古的经学家.即使在《谷梁集解》一书中,也能看到范宁不主一家,融合今古的大家风范.首先,《谷梁集解》取材非常广泛,其中明说出处就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京房《易传》、《五行传》、《尔雅》、《周书》等九种,这些著作中,今古文都有.另外,范宁还能征引汉魏以及同时代儒者的观点来解说《谷梁》,如董仲舒、刘向、郑玄、何休、郑嗣、徐乾等.特别是对郑玄极度的尊重,对别人都是直呼其名,而对他是称“郑君”.范宁兼采《公》、《谷》的治经方法与郑玄“兼综诸家,混合今古”的治学方法应该是有共通之处.所以,范宁是一位兼通今古的经学大家当无疑问.

虞喜撰有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又“专心经传,兼览谶纬”,其治学路数应是今古文兼治.

干宝“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等为《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凡数十篇,及杂文集皆行于世.”干宝著述富赡,前人考订甚详,据台湾陈俊强统计,干宝经学著作有十一种：《周易注》十卷、《周易宗鳖》四卷、《周易爻义》一卷、《周易玄品》二卷、《毛诗音隐》一卷、《周官礼注》十二卷、《周官驳难》三卷、《七庙议》一卷、《后养议》五卷、《春秋左氏函传义》十五卷.在这些经学著作中,《毛诗音隐》、《春秋左氏函传义》、《周官》之类,无疑是属于古文经学.但是干宝又“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而京房和夏侯胜分别是京氏《易》学和今文《尚书》“大夏侯学”的开创者,干宝对这两位大师倾慕留思,这说明干宝对今文经学也有很深的造诣,高怀明说干宝是汉象数《易》落日余晖@,也正好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干宝是一位今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深谙古文经学.

郭璞“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等又抄京、费诸家要最”.“奇字”是“新莽六书”之一,是王莽命大司空甄丰等人改定.据《说文解字》载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这说明奇字是属于古文范畴,但又与古文有异.又《汉书·扬雄传》载：“刘歆之子菜尝从雄学奇字.”扬雄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专授奇字,刘歆是一位古文经学家,他命儿子从扬雄学奇字,表明奇字在当时具有重要价值.他“又抄京、费诸家要最”,而京式《易》与费氏《易》是《易》学在今古文经学的典型代表.因此,可以推断郭璞擅长古文经学.

贺循家族“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庆普是今文《礼》学“庆氏学”开创者,贺循家传庆氏,必定精通今文经学.但是他又著《仪礼·丧服要》,而《仪礼》既有今文经,也有古文经.因此,贺循应该是今古文兼通.

从以上所举的这些经学学者的治经情况来看,应该是今古文兼通,这是西晋今古文实质性融合在东晋的进一步发展,这表明源于汉代的今古文之争,经过三国、西晋的反复斗争和融合,到东晋已经基本上融为一体,以范宁、干宝等为代表的一批东晋学者,功莫大焉.

三、东晋经学特点考论

东晋经学渊源于西晋,这就决定了东晋经学既秉承西晋经学的遗风,又有自己的特色.

1.从理论形态上看,东晋经学沿着西晋经学的发展路数,在今古文融合方面继续向前推进

我们知道,今古文经学在西晋惠帝时进入了实质性的融合,出现了许多融合今古的经学大家,如刘兆、刘蹇、汜毓、徐苗、范隆、董景道等人.而在东晋时期,只是由于玄学和佛教对儒教的影响过于强大,人们的注意力都聚焦于玄、佛之上,经学似有冷落之势.但其实不然,在玄、佛二学与经学进行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始终是以对经学的认同和依附为前提,经学具有绝对的、潜在的主导地位.所以,很多学者在经学表面上很“暗淡”的 ;情况下,仍然以恢复儒学为己任,孜孜不倦的进行着融合今古文经学的工作.上文提到的范宁、干宝、郭璞、虞喜等学者,都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最著名的是范宁,流传于世的虽只有一部今文《谷梁集解》,但是在这部著作里,却是无所不包,把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推向了极致.这在上文已作详细介绍,在此不赘.

2.从传承方式上看,东晋师学衰微,家学发达.东晋经学学者来源广泛,特别是在“永嘉之乱”前本身就活动于江左的学者,较少受玄学影响,儒学倾向比北方士族浓厚,经学发展的链条比较完整,师学和家学传统在这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发展.

揆之史传,东晋有影响的经师很少,主要有：范宣、范宁、宋纤等人.东阳太守范汪“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范宁曾在豫章立学,大设庠序,“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这对推动地方儒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师学发展的同时,东晋以儒学传家的世家大族亦不断涌现.最著名的有贺循、顾荣、顾和为代表的吴姓士人和以范宁为代表的江州士人.上文说过,范宣、范宁不仅身体力行,设立庠序,传道授业,而且其家学世代兴旺,从范汪南渡以来,到范晔历四世,经学传统根深蒂固,范宁是其中集大成者.另外,范汪之叔范坚及其子范启也精通经学.《晋书》卷七十五《范汪传》载：“虽经学不及坚,而以才义显于当世.”范氏家族可谓师学兴盛,家学深厚.

会稽贺氏是江东四大姓之一,兴自汉代,此后连绵不绝,到东晋时,达到发展的顶峰,其代表人物是贺循.清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对其家学渊源赞赏有加,他说：“山阴贺氏,自晋司空循,至孙道力,曾孙损,玄孙王易,王易子革、季,及从子梁太府卿琛,六世以三礼名家,为南土儒宗.”贺循更是“节操尚厉,童龀不群,言行举动,必以礼让.等由是博览群书,尤明三礼,为江表儒宗,征拜博士”.贺氏家族的家学渊源之深厚可见一斑.另外江左还有吴郡顾氏、会稽虞氏、吴郡张氏、陆氏、琅琊王氏等一些世家大族.这些家族的经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传经世代长,如范氏和贺氏都达六代以上.这对巩固儒学的传统地位,抵御玄、佛二教的侵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相比而言,在东晋时期,家学比师学要兴盛一些,师学可以说萎靡不振,难以与两汉、三国相提并论.这主要是由于此时玄、佛尚炽,割断了两汉以来良好的家学、师学传统.

3.经学难以保持自身的独立,玄学与佛教已全面渗透进了经学.

东晋时期,玄学与佛教的传播已达到,儒、玄、佛三者之间经历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学始终处于潜在的主导地位,玄、佛二教处于从属地位,以对经学的认同和依附为前提.

东晋立国之初,为打击玄学,恢复儒学,统治者做过很多的努力,但是战乱给经学造成的致命打击短期内难以恢复,再加上江左士人对玄学的痴迷等原因,经学的恢复有名无实.西晋时,玄学一直是私学,而到了东晋,玄学家王弼的《周易》正式立于学官,取代了王肃和郑玄的《易》学,学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以玄学为平台的时期.在这个平台上,西晋的学者们总的治学特征是儒玄并综,重玄但不废儒,涌现出很多有名的学者,如李充、孙绰、江熙、张凭、江悖、曹毗、谢万、桓玄、韩康伯、张瑶等人,到东晋时,“经学的玄化趋势更为明显,以至于在儒林中,完全没有玄学气息的纯儒少之又少,而经学的玄化因之更盛.即使最少沾染玄风的《尚书》之业,也有‘辞富而备,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的玄学风气.”

在玄学发展的同时,佛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佛教徒一方面调和儒佛之间的矛盾,缩小儒佛之间的差距,为佛教中国化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另一反面,佛教徒努力钻研儒家经典,如名僧慧远博综六经,尤明三“礼”、《毛诗》.另外,许多士人也热衷于佛学,如殷浩尤精《四本论》,孙绰作《喻道论》,极力证明儒佛的统一而非对立.经过僧徒、学者的共同努力,内外兼综、儒佛双修或三教并重成为此期主要的学术风尚.

尽管玄学、佛学在东晋时甚嚣尘上,经学似有式微之势,但是,儒学的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玄、佛的发展必须以儒学为载体,离开了儒学,它们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儒学在与玄、佛的斗争中,吸取对方的有益成分来丰富和改造自己,进而摆脱自身发展的困境.有学者认为：“永嘉之乱给儒家经学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经学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以玄学来丰富和改造自己,从而致使儒家经学朝着玄学化的方向发展.在经学日趋玄化的同时,受玄佛合流思潮的影响,经学也开始佛化.”圆这是一种三赢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激烈碰撞,对中国以后的思想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东晋经学历史成因

东晋经学在玄、佛的侵蚀下,虽然一度处于低潮,但仍能维护其自身的主体地位.这主要是与统治阶级的重视和经学学者的苦苦守望密不可分的.

首先,统治者重视儒学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力兴办学校.晋元帝建武元年（317）,“置史官,立太学”.大兴二年（319）,立经学博士.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国子祭酒袁环上书,遂“立太学”.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增置太学生百人”.太元十年（385）,“立国学”,增造房间一百五十间,增置太学生百人,减国子助教为十人,分掌十经.地方官吏也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如成帝时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令手下“筹量起立讲舍”,下令自“吾家子弟”及“参佐大将子弟,悉令人学”,并选“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又批准临川、临贺二郡修复学校之请.还有上文提到的范汪、范宁父子兴办私学的义举.其次,恢复两汉的经学博士制度.太兴年间,晋元帝“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苟崧以为不可,又上疏再增置四博士,即置郑《易》博士一人,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谷梁》博士一人.后来,元帝下令群臣讨论,结果是“《谷梁》肤浅,不足置博士,余如奏”.这些措施虽然无法扭转经学寝微的局面,但对维护经学的主体地位,防止玄佛二教的过度侵蚀,起了非常积极地作用.

另外,当时士人对经学的态度已发生巨大的改变,除了少数人仍然固守儒家的营垒外,大部分人已沾染玄、佛二教的气息,这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在生活方式上,士人大都保持着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和出处同归的隐仕混合心态；在文化模式上,许多学者兼习二教、三教已是屡见不鲜.如庾亮就集官员、经学学者、玄学家等于一身.他不仅“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或以为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也”,而且“善谈论,性庄老”.这样的人还有许多,如李充、江熙、张凭等.这种全民皆玄、佛的氛围,对经学起了很大的弱化作用,虽有统治者的强力提倡,但终不能挽经学于既倒.《晋等于陪·儒林传序 299;中说：“虽尊儒劝学,亟降于伦言,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

最后,由于晋室南渡,南北尚处于对峙状态,再加上士人的身份复杂,既有南渡士人,又有江南土著士人和一些世家大族,在思想上难免鱼龙混杂.政府想仿效两汉,对思想实行有效的控制,恐怕很难.因此,东晋的思想界呈现一种开放、多元的状态.这种氛围正契合了玄、佛二教的基本精神.所以,儒、玄、佛三种思想的不谋而合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总之,东晋经学虽然在玄佛思想的影响下显得有些步履维艰,但经学为主,玄、佛为从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经学仍是东晋学者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