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据记载,从1849年到1874年,共有10万多华工到达秘鲁.而他们几乎全部都是被非法拐骗、劫持到秘鲁的.
华工从踏上开往秘鲁船只的第一天开始,他们的身份就是两个字：奴隶.据亲历这一血泪航程的华工张贵的回忆,道光三十年,一艘装载425名华工的船只,到达秘鲁后,船上只有185人幸存.而到达秘鲁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惨无人道的待遇.当时美国驻秘鲁公使多马斯记载道：“秘鲁人待华工,残暴至极.衣食从来未有给予充足者.每月工银内必扣除衣服药饵等项,华工实在所得无几.”“八年工满,一千人不得—人能活.”很多人不堪凌辱而,张贵回忆说：“每日有两三人自益(缢)的.又有许多在鸟粪岛高处投海死.又有挖鸟粪自埋死.”
华工的这番惨状,连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美国驻秘鲁公使接连两次向清政府转递了华工的求助信件,作为清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主要官员,李鸿章的态度甚为积极.一艘非法开往秘鲁贩卖华工的船只在日本被查获时,李鸿章很愤怒地表示秘鲁与中国并未建交,双方更无任何有关输出华工的协议,往秘鲁贩运华工纯属非法.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1873年,秘鲁方面派葛尔西耶为代表,前往中国商谈建交通商等事宜,华工问题当然是绕不开的议题.在谈判中,李鸿章态度非常强硬,提出先遣返华工再缔结相关条约：“闻秘鲁有凌虐华工之事,令将华人全行送回中国,并声明不准招工,方能商议立约.”但葛尔西耶矢口否认有华工一事,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来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下,秘鲁方面终于同意签订《会议查办华工专条》,而后才开始商谈缔结其他条约的问题.在嗣后通过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中,保护华工作为重要的条款写入了条约.
但条约归条约,能不能落实是个问题.李鸿章遂派遣容闳、陈兰彬前往秘鲁调查,发现秘鲁方面并未信守条约,容闳报告说：“秘鲁华工之工场,直一牲畜场.场中种种野蛮之举动,残暴无复人理.”李鸿章大怒.1875年,秘鲁方面派爱勒谟尔前来中国换约.但李鸿章以秘鲁政府未切实履行条约为由,拒绝换约.最终秘鲁方面被迫表示“将以前苛待华工弊端尽行革除”,换约才得以进行.李鸿章觉得这还不够,又奏请清廷派遣陈兰彬任驻秘鲁等四国公使,使得中国官员在当地能够切实保障华工权益.此后,华工的境遇逐渐得到改善,慢慢地融入到了秘鲁社会.
康有为的另一面：躲嫖账逃到船顶上
康有为在光绪初年(1875年)风流得一塌糊涂.他因急于赶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轮船,嫖账都还没有还上.债主们追到船上来索债,“康圣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赖债而逃.这段记载来自马相伯的《六十年来之上海》,当时马正奉李鸿章之命,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查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