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基于台湾“军情局”与“国史馆”签订的保密条款,“军情局”有关戴笠的情报档案必须等到2012年4月1日这一天才能正式解密发表.今年4月1日,台湾“国史馆”将数字档案尽数公开.
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上说：“说实话,戴笠做事非常认真.第一,他绝对是老蒋一个忠心的追随者,在他心中,蒋绝对是第一；第二,他对国家也没话讲,对交付的任务都很认真在做,做事也小心.我看到的档案中他说,不可以学克格勃也不可以学德国纳粹,就是要走出自己的路.我觉得这些档案的出现,对戴笠过去的评价是会改变的.过去太负面了,负面到不能想象的地步.”
中美合作所：争得中国对等领导权
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员的屠宰场”.其实,“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投降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太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
但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的忠仆
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
美国学者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个人处于最危险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
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蒋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忠义救国军”姓戴
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7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并不是乌合之众.”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
如未死可能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
他死后,其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敌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皇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事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3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总署.唯“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摘自《南都周刊》）